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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自己在回忆中也解释说，这里的意思是：“提出一个政治口号，立刻在全国范围把这么多人动员起来，把这么多的人的主观努力集中起来，成为变革世界的实践，这才是主观作用的大发扬；相形之下，《论主观》所主张所呼唤的似乎是比较小一些空一些弱一些的东西，究竟有没有很大的意义？”(20)——舒芜，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胡风所呼唤的主观意志，终于落实到现实中国政治里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观意志，这是舒芜、胡风主观论的理论逻辑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逻辑的一个转换，而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自然转换。其结果必然是在政治上对党的意志的服膺，以及对知识分子自我怀疑和否定：在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面前，知识分子书斋里的冥想就不免是“灰白”，“可怜”和无力的。这都传递出舒芜思想上将“皈依于党”的信息，也可以说，舒芜的思想改造与转变，就由此而开始了。 有意思的是，胡风对舒芜的这一觉悟的反应。他在给舒芜的回信中说：“感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这只能说是你已把认识(？)化成了实感。以前，何尝不是肯定了它的？”(21)胡风可能觉得舒芜有些大惊小怪，因为他自己早已有了“实感”，早就认同、肯定了党的主观战斗意志和力量，并且是把自己的主观力量融入其间的。他反过来看出了舒芜的软弱和无根，甚至担心他最后皈依的不是真正的党的思想，而是党内的教条主义。因此，胡风完全同意路翎对舒芜的新觉悟的评价，认为这是“急着想找教条救命似的”，又加了一句：“我觉得，还有一些出我意外的幻想似的”。(22)胡风似乎是凭着直觉，感到舒芜的皈依，可能意味着将逐渐远离自己而去。在这以后，他们的关系就出现了隔阂。在这年9月22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谈到舒芜的一次来访，就作了这样的描述：“当天谈了几小时空话，前天晚上在疲乏中再谈了一点，如此而已。可以说是毫无所得地回去了”(23)，语气已经是相当地冷淡和不耐烦了。舒芜似乎也有感觉，在10月6日给胡风的信中，谈到路翎和许多朋友都认为自己“有旧知识人的博识的修养与俊秀的风貌”，是个“读书人”，因而担心：“这是否将成为发展中的大的妨碍，深的裂口呢？”(24)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舒芜，在两年以后，1947年给胡风的一封信里，就干脆直问：“我的亲切的朋友和引路人，请许我问一句：是不是你已经觉得我正逐渐远去，因而无话可说，无信可写了呢？”(25) 胡风和舒芜之间的隔阂，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和进步文艺界(左翼文艺界)的关系和对所谓“进步文艺界内的教条主义”的看法问题。胡风和进步的，左翼的文艺界是有着很深刻的关系的，在胡风的心目中，他从三十年代起，就和进步的，左翼文艺界内的教条主义发生冲突，搏斗了几十年，而且他一直视这些内部的“敌人”为主要危险，是绝不妥协、让步的。但舒芜的兴趣在哲学而非文学，他和进步的，左翼文艺界实际上并无多少联系，对胡风强烈反对的左翼内部的教条主义，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实感不多，特别不觉得它在进步文艺界是那么广泛存在”，真正激发起他的批判激情的仅是左翼文坛领袖郭沫若的“尊儒反墨”说。(26)他的《论主观》所批判的，也主要是哲学上的左倾教条主义，基本上没有涉及文艺上的论争。而他自己又急于跻身于文坛，因此，对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在文坛上四面树敌，是有保留的。在1948年写给胡风的信中，谈到《泥土》上的批判，就说：“气是旺盛的，可是不知怎样，总有令人觉得是坛上相争之处”，并点名批评胡风十分看好的阿垅的文章，“常有过分的愤愤，也不大好”，他还劝胡风做一点检讨“自己朋友们的东西”的工作。(27)舒芜的这些态度，在胡风看来，无疑是一种动摇。舒芜担心会因此而陷入“孤独地作战”，而胡风恰恰认为要坚持自己的“主观立场”，就必须“孤独地作战”，如果为了摆脱孤独，而努力地“联络人，争取人”，那就有可能放弃、背离自己的主观立场：在胡风看来，舒芜正存在着这样的危险。(28)事实上，舒芜最终皈依文坛主流，也确实预伏其中。 舒芜的皈依趋向，也反映在他和《论主观》写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文章里。在写于1945年2月的一篇文章里，舒芜大谈罗曼·罗兰的“转变”，强调了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作为主体的‘自我’或‘个人’，应该也是批判的对象”，“当作一定的新生社会因素的先遣部队，要时时寻找它的总司令部，以免失去联络过久以后，反而与自己的总司令部或大队为仇：这就是罗曼罗兰留下的道路”。(29)——舒芜是否担心和革命主流“失去联络过久”，并因此会带来和“大队为仇”的危险，因而急于去寻找革命的“总司令部”呢？这样的寻找又意味着什么呢？ 紧接着写的《个人·历史与人民》一文里，又强调了“个人必须和历史相结合”，也就是“必须与他所处的社会中的属于历史进程乃至利于历史进程的部分结合”。在舒芜看来，在“他所处的社会中”，这样的“属于和利于历史进程”的力量，无疑是最终通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这就意味着“个人”和体现了“历史”必然的“党”的结合。他又引述《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里的论述，强调“社会主义的思想系统，并不是从自发运动中产生，而是从科学(按：指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的”，这样，从“个人主义”向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系统中的一部分”的“集体主义”转变，就不可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必须是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接受外在(按：即党的)规范，服从外在的规范”的过程：“思想改造”的命题也已经呼之欲出。(30) 舒芜还写过一篇《论“实事求是”》，这是他写的《生活唯物论》中的一章。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他大量引用了毛泽东延安整风文献，并以此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和基础，连文题也是来自毛泽东的。文章有两个重点。一是引述和发挥毛泽东关于“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观点，强调真正的知识在于“有用”，是“用来从事于实际的生活斗争，用来实际地经营与组织生活的工具”，“必须是具备这样的知识，或是这样地来运用知识，那才可以算得真正的知识分子”。——承认了这一点，知识分子就失去立足点，除了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别无选择。这是毛泽东迫使知识分子归顺、就范的理论基础，舒芜敏锐地抓住了。其二是强调“在中国，人民是英雄”，而“真正的人民的领袖”正是“以最朴素的方式，掌握了人民的最朴素的生活的真实”，成为人民利益、情感、意志的真实代表，而“人民的意志就要发动起无情的自我疗治的运动，要从生活的机体中把一切可容毒菌滋生的东西清除”。(31)——以人民的名义，对社会生活和知识分子进行无情的扫荡式的改造，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要点，舒芜也抓住了。接受、信奉了这两点，就从根本上打通了以后的转变之路。 问题是，为什么在建国之前，舒芜就如此虔诚地要求走向所谓“历史之路”，“人民之路”，渴望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于是，我们注意到，舒芜在给胡风的信中倾诉的内心的苦闷：一方面，深感中国“走到歧路口上”，面临着一个历史的大转折，大变化，另一面自己却陷入“清谈误国”，“老是说说写写，写写说说，怎么一回事呢？说得是否太多，写得是否太多了呢？”“我的劳作，较之别的朋友们的，恐怕更少意义，我并不能说得更多更好，只会说得更抽象，这有什么必要呢？”“我们先前都致力于孤独的个人生活，这用力是强的。但真正解决的，恐怕还是集体主义的方式吧！但这集体，又不知何在”。(32)“生活的路愈来愈狭窄了”，“这也可忧”，“不安而且窒息”，“因此，想逃脱了”，问题是“逃到哪里？”(33)“那些虚伪的理想主义，不从事于实生活的控制，而空谈大的理想，实在是一种新巫术。看近来的情形，这个倾向之外，又抬头了忧郁低徊，死样活气的倾向，对于虚伪的理想主义的反拨，又容易陷进这个泥坑”，眼见“生命已渐枯萎”，应该如何办呢？(34)——这里的困惑是双重的：既深感孤独的知识分子个体生命的软弱无力，因而怀疑自己所选择的个人主义的道路，又茫然不知出路。在这样的处境、心境、情绪下，是极容易皈依于宏大叙述(历史，人民等等)所构架的集体主义的强势力量的。而这样的困惑并不仅属于舒芜，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皈依于党，皈依于新政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潮流。 舒芜、胡风们终于进入了历史的新时代，而舒芜尤其“幸运”：如本文开头就说到的那样，他从一开始就得到南宁新政权的信任，担任要职。他的思想也由此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舒芜在晚年的回忆中，这样谈到自己的新认识，新思想—— “解放的大胜利一下子到来，我觉得这是我也有的一份的胜利。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政府了。我多年追求的大理想实现了。我所相信的真理是由党的政策来实现，党的领导就是真理的体现和运用了。这几个大的信念，一下子就在我心中牢固地树立起来……” “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这不是单纯军事上的胜利，不是两雄角逐一胜一败的胜利，不是历史上从不鲜见的一个政权代替一个政权的胜利，甚至也不是某种较笼统的思想、愿望、思潮的胜利，而是一整套明确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胜利。什么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具体更亲切地说，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解放初期一切有进步思想的人的共识”，“那时提起‘毛泽东思想’，马上就会想到它是从中国人民的百年苦难中提炼出来的真理，刚刚还是被禁止被迫害的，有一种道德的正义的光辉”。(35) 虽然这是事后的回忆，但大体符合当时舒芜的思想实际，而且确实是他所说的“解放初期一切有进步思想的人的共识”。 舒芜说，这是历史新时期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大的信念”，据他的介绍，主要有二：一是“党的领导就是真理的体现与运用”，二是“毛泽东思想就是真理”，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是真理的现实化身。承认党、毛泽东和真理一体化，正是舒芜和所有的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逻辑起点。甚至可以说，以后的一切，都是由此而发生的。因此，有必要作认真的研究和追问：这样的大信念是如何产生的，其依据是什么？确认这样的大信念，又意味着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