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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说：“进入了改造者的行列，这就和我所有的朋友解放后的处境都不同，决定了我解放后的道路”。(56)——这确实是决定了舒芜以后的道路的；而且，在我看来，这也正是舒芜的问题所在。 首先，客观地看当年广西中共领导对舒芜的安排，虽然给了他许多的头衔，但都是副职，在中国的体制下，其职权都是有限的，即使让他当了南宁中学的校长，但也还是有党的书记管着的。再看让他做的事情，据舒芜自己说，他整天“忙于各种讲话、播音、作报告、起草宣传提纲”，无非是“作出种种响应、拥护、申讨、号召等政治性的表态，什么开幕式、闭幕式、合影留念这类事情，整天迎来送往”。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共当局是把舒芜当看作“统战对象”来使用的，他的功能、作用就是鲁迅当年所尖锐指出的：“同意”(作“拥护”的政治表态)与“解释”(作报告，写文章来说明党的政策的真理性)，“宣传”和“做戏”。连舒芜自己都有“逐渐变成一个小政客”的“无聊”感。(57)当时还是他的朋友的绿原则看得更清楚，他提醒舒芜：“不要流为‘民主人士’”。(58)这是点出了问题的实质的：舒芜的实际地位就是一个“民主人士”，也即毛泽东所说的“民主分子”，是党“团结，利用和改造”的对象。应该说，舒芜内心不是没有矛盾：他骨子里还是一个读书人，他知道自己的最好岗位，是教书，写作，因此他时有离去之意。但他不但满意于，甚至得意于这样的受重用，而且产生一个幻觉：他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处于“改造者”的地位。这样，舒芜的客观地位和他的主观认定和想象，就出现了巨大的反差，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更是一种精神的迷乱。 这背后或许也还隐含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晚年的舒芜和程千帆之间曾就“理力论”有过一个重要讨论。舒芜认为，建国伊始，“当时信众，无不自以为所信者科学，所循者规律，故艰难险阻而不辞，摩顶放踵而不悔”，“或亦正以此故，其以理运力之机，遂难觉察”，“自顾以此纯粹之心，迎接解放，坚信一切皆是‘理’的胜利，一切皆是‘理’的流行，汲汲于湔误从真，而不自知已舍理从力”。(59)这里的关键是“舍理从力”：当舒芜自以为成了党的“政治思想干部”时，就已经不知不觉地“舍理从力”。舒芜直到晚年才醒悟到：“理想”(“理”)一旦和“权力”(“力”)结合，就是走向灾难的迷误的开始，“与权力结合起来的理想主义才可怕”。(60) 而以“权力者”自居，也就必然以“改造者”自居，对于舒芜可以说是更为致命的。他由此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幻觉：不仅党和党的干部是真理的化身，而且他自己(当然是向党投降，转变以后的自己)也是真理的掌握者和宣示者。这样的“自己和党、真理一体化”的主观感觉，在实际生活的层面，就意味着自我和党的利益的一致性，一方面，在党的信任中获得个人的满足感；另一面，跟着党，政治上就不会犯错误——这其实正是党对知识分子恩威并重的政策在舒芜心理上的反应：他从未摆脱过从接触党内斗争那一天起就产生的恐惧感，舒芜最担心的就是政治上犯错误，党对他的任何信任的表示都会引起他的强烈反应，原因也在于使他能够产生政治上的安全感。这样，对党的依附，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利益的依附，即所谓和党休戚与共，维护党，就是维护真理，也就是维护自己(精神的安全，荣誉，地位，物质的利益等等)，这都是密切关联的。这就连带产生两个方面的观念和效果，一是“一切交给党”，在党的面前应无任何保留，另一就是“自觉地站在党的立场，用党的眼光看待与对待一切”，用舒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从领导者的角度看，就是从真理的角度看”。(61) 于是，就有了舒芜所说的“新的思维方式”：一切“用毛泽东思想来看，站在改造者的立场来看，从政治领导、组织领导的角度来看”。(62)——应该说，正是这“三看”新思维，决定了此后舒芜在检查自己，处理和胡风及其朋友的关系时的基本立场、态度与方法，后来产生的他自己也完全没有料到的严重后果已经孕育其中了。 舒芜如此以改造者自居，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家”的地位，喜欢从政治、组织领导的角度看问题，不仅是他思维方式的迷误，也暴露了他思想性格上的某些弱点，即政治上的虚荣心和表现欲。绿原曾经转述了一位“和舒芜共事多年的老专家”对舒芜的一个观察：“他的弱点就是政治上的表现欲，每逢什么运动初起，他都表现出惊人的敏感，不论是批判别人，还是检讨自己都跑到了别人前头，似乎总是胜人一筹；然而，结果却往往超出了实际需要的限度，难免还伤害了别人。但说他成心要害人，倒也未必是他的本意”。(63)客观地说，作为个人，在思想性格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中国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旦被利用，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也是必须正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