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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盛宴——论《檀香刑》的文化意蕴(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 王恒升 参加讨论

    其四,是孝文化。仁爱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千百年来,它作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根纽带,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于长辈而言,孝敬与否是衡量一个晚辈最重要的价值尺度。《檀香刑》对孝文化也多有触及。孙眉娘虽然是一介女流,对传统妇道又多有僭越之行,但她心中却永存孝道。她面对父亲孙丙和情人钱丁斗须落败时对父亲的哂怪,面对凶恶追兵对父亲的机智掩藏,明知根本不可能解救出父亲但偏要冒着风险尝试的行为,尤其是最后她帮着钱丁刺杀了赵甲,这一系列举动,无一不显示出她是一个有孝心的女儿。孙丙走上抗德道路,也与心中秉承的孝文化有关。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他好不容易养大的一双儿女,却惨死在德国鬼子手下,为此,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德之路。在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孝在家庭、民间方为孝,而在官场、朝廷,孝则转化成了忠。但是,由于封建统治者不允许个人有一丝一毫的自由意志,所以个人对国家对朝廷的忠,实际上往往是一种愚忠。这种愚忠思想,无论在县令钱丁身上,还是在刽子手赵甲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赵甲已经俨然成为朝廷机械的杀人工具,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得其乐,绝不会去想为什么这样干。而钱丁虽然有时有独立思考,但往往最终又屈服于长官意志,变成朝廷的帮凶。所以,他总是唉声叹气,彷徨于正义与邪恶之间,不能自拔。他的痛苦、矛盾,连袁世凯也感受到了,所以不禁对他叹道:“你是一个坦率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不趋炎附势的人,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但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20)
    常人有孝心,傻子也有孝心。即便是赵小甲,在知道了赵甲是自己的亲爹之后,也表现出了一片孝心,这让冷酷了一辈子的赵甲得到了些许人间温情。
    其五,是广场文化与看客文化。广场文化由来已久,历史源远流长。古代人祭天祀鬼的仪式就是一种广场文化。广场文化在大庭广众面前演出,必有看客,久而久之,又演绎出了看客文化。因此,广场文化与看客文化是相伴而生的,或缺其中之一都不成系统。《檀香刑》中,孙丙把人生当成了演戏,把生活当成了广阔的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茂腔大戏。面对孙丙的决绝行为,孙眉娘感慨地说:
    爹呀爹……您一个草民百姓,走街串巷混口吃的臭戏子,闹腾到了这个份上,倒也不枉活了这一世。就像那戏里唱的,“窝窝囊囊活千年,不如轰轰烈烈活三天”。爹,你唱了半辈子戏,扮演的都是别人的故事,这一次,您笃定了自己要进戏,演戏演戏,演到最后自己也成了戏。(21)
    为此,冷酷的赵甲也献上了颂词:
    孙丙,亲家,你也算是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的人物,尽管俺不喜欢你,但俺知道你也是人中的龙凤,你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死出点花样来天地不容。只有这样的檀香刑,只有这样的升天台才能配得上你。孙丙啊,你是前世修来的福气,落到咱家的手里,该着你千秋壮烈,万古留名。(22)
    而这出大戏的主角孙丙,最后的戏词是:
    戏……演完了……(23)
    看客文化的一大心理特征是盲目从众。鲁迅曾经说过:“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24)又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25)鲁迅从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角度对看客文化进行了否定,而且在自己的小说中,多次描画了看客的场面,塑造了看客的形象。《檀香刑》中,莫言继承了鲁迅的遗风,也写到了看客,但不仅仅是盲目的看客,还有众多开始觉醒的看客,那些始终伴随着孙丙承受檀香刑并发出“咪呜咪呜”声音的看客,就是一些不畏淫威、敢于抗争的看客。它们汇成了一种民间的强大的声音,抗争着这个不公的世界。钱丁之所以最后觉醒,就受到了这种声音的启迪。对觉醒看客的塑造,是莫言的独立发现和艺术创造。
    《檀香刑》体现了莫言对长篇小说艺术形式新的探索与变革。小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文学形式中从此有了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后来,随着小说艺术的不断发展,又衍化出了短篇、长篇、中篇等多种具体形式。“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西学盛行,来自西方的现代小说体式开始流行起来,使得中国传统的小说形式受到了严重抑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掀起的第二次西方热潮,使得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更加相形见绌,难觅踪影。在长篇小说领域,传统的说唱体、章回体形同古董。视野所及,尽是一些带有现代派风格的长篇小说。有一段时间,似乎谁不写现代派样式的小说,谁就没有资格进入文学的殿堂。与新时期文学一同成长的莫言,深受这股风潮影响,也曾经痴迷于先锋文学创作,写了大量颇具现代派性质的小说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如《十三步》、《酒国》等。因为风格鲜明,竟然一时间成了新时期学习、模仿、实验、再造现代派小说的领航者与示范者之一。然而,莫言毕竟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创造精神的作家,逾距越轨似乎是他的天性,而且多年的写作经验和阅读经历,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当下文学创作存在的弊病,所以当他写作《檀香刑》时,就有了重打锣鼓另起炉灶的预设。为此,他在《檀香刑·后记》中说:“《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26)那么,什么是“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呢?莫言明确地解释说:“我说的这种撤退是针对目前写作界的状况而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文坛弥漫着伪中产阶级的写法,准贵族化的写法,我作为一个经过了训练的作者,有意识地与其划清界限,才不致沿着时尚的东西往下滑。其次,是对80年代以来流行的文学语言的反抗。翻译腔对当代作家影响巨大,翻开杂志,看看那些文章,发现使用的语言都非常纯熟,非常华丽、流畅,似是而非的比喻充斥其中,但实质性的东西特别差,都是没有生命力的语言,像是在水面上漂,像鹅毛一样,轻飘飘的,太像丝绸,但这是时尚,人们愿意模仿。一方面与伪中产阶级的态度对抗,一方面在书写语言上营造自己强悍的风格,然后有了《檀香刑》。”(27)当然,莫言这种撤退,针对的不仅仅是写作界,也包括他自己。因为经过反思,他认识到了自己在先锋创作中的假模式样,“我在《檀香刑》后记所谓的‘大踏步撤退’……是我对那些假先锋的反感,假民间的反感”(28)。
    那么,莫言的“大踏步撤退”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其一在于文体。文体是小说重要的存在形式。有什么样的文体,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小说。莫言对文体有着高度的自觉意识,曾说:“毫无疑问,好的作家,能够青史留名的作家肯定都是文体家。”(29)《檀香刑》的文体既不同于莫言先前的文体,也不同于时下流行的文体,它有自己突出的特色。它是一部戏剧化的小说,或者说是一部小说化的戏剧。不仅艺术结构符合戏剧的发生、发展、高潮、结束的一般规律,即便是人物形象,也是高度脸谱化的。“凤头部”是故事的开始,引出各色人物,“猪肚部”是故事的发展,渲染事情经过,“豹尾部”是故事的高潮和结束,交代故事的走向和结局,完全符合戏剧的发展规律。尤其是孙丙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戏……演完了……”,让故事在高潮中戛然而止,真真产生了余音绕梁、意犹未尽的戏剧效果。就人物来说,如果说被杀的孙丙有黑头的风范,刽子手赵甲应该就是二花脸,高密知县钱丁是老生,妩媚的孙眉娘是花旦,赵小甲是小丑,那么,凛然就义的钱雄飞则是英俊的小生,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就是纯粹的白脸了。各色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具有明显的戏剧化特征。虽然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穿插了一些闪回、倒叙、插叙甚至是魔幻的东西,但基本上不影响它的戏剧效果。应该说,这是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习惯的一种文体。其二在于语言。语言是故事的载体,也是文体的具体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相互附丽。正如莫言所说:“语言本身也是一个调子,一开始起调就是一个花腔、高音,那你只能唱歌剧;一开始起的调就是江南的采茶调,那就只能唱采茶戏。”(30)《檀香刑》是一种戏剧化文体,那么就必须用一种戏剧化的语言来写作才能对路。莫言还说过:“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腔调,应该发出自己的独特的声音。”(31)同时,他还借用当年在军艺学习时徐怀中经常讲的一句话“语言是作家的一种内分泌”(32),不时勉励自己,要创建自己的语言系统。他认为,虽然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获得一些新质,但语言的基本风貌是一个作家天然就有的,或者说与一个作家的遗传因素以及他童年时期生活的环境、所接触的社会层面、所受的各种各样的教育”(33)是分不开的。所以,他在写《檀香刑》时,就戏仿了已经顽固地烙印在头脑中的家乡小戏茂腔的戏词风格,成就了现在的小说。可以说,让一种民间戏剧语言完全占据了小说的表达空间,这在新时期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其三在于风格。文体搭就框架,语言讲述故事,文体和语言是小说艺术风格的表现窗口。《檀香刑》戏剧化的文体和戏剧化的语言,构成了小说带有显著的民俗化特征和仿古色彩的戏剧化风格,让《檀香刑》无论在莫言的创作中,还是在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格局中,都独树一帜。
    总之,《檀香刑》不仅描写了酷刑文化,还容纳了暴政文化、侠义文化、民间戏曲文化、面子文化、饮食文化、性文化、孝文化、广场文化、看客文化等众多文化内涵,对中西方文化碰撞进行了艺术反映,对小说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可谓是一座文化荟萃的大观园。因此,把审视它的艺术焦点仅仅局限在酷刑文化上,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对酷刑文化的挖掘和艺术描绘,是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如此,它出版后才招致了种种非议。然而,这不足为奇。这恰恰说明了莫言发现问题的准确、发掘素材的深刻、表现问题的有力,同时也印证了莫言一系列关于想象力的论述的重要性。一个作家写酷刑,并不代表他赞美酷刑;一个作家写刽子手,也并不意味着他真要杀人。他在小说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艺术想象的层面上完成的。如果把一个作家在作品中所写的和他的现实人生对应起来,混作一处,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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