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触摸战斗的历史 既忠实于时代又可以自由选择青睐的艺术方式，从文学律令和政治律令的夹缝中逃离，是50年代初期牛汉最为纠结的问题。虽然没能找到兼顾二者的可行办法，但他却不曾放弃自己的声音，他的尝试体现在他从1950年11月开始创作的大量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诗作，这些富有生命气息和战斗力的诗歌，与诗人此前创作的“颂歌”一样，它们很少被公开发表，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是当时被诗人收录在诗集《祖国在前进》中的部分作品。 1950年11月，因为特殊原因，牛汉被组织派到沈阳一个空军军区政治部做党政干部，直到1953年3月被调回北京。部队工作给牛汉提供了投入火热的战斗生活的机会，部队生活的锤炼，使他重新找回自己的个性、真实的情感和战斗的热情，两年多的部队生涯，使诗人切身触摸到“战斗的光彩的历史”，诗人重新认识到，诗人不仅仅是时代的歌手，他还有另一个神圣的职责——时代的预言家、批判者。 1951年10月，诗集《在祖国的面前》由天下出版社出版，诗集收录了诗人在部队中创作的20多篇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诗歌。当时，有不少诗人都创作了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牛汉还给胡风出过一本诗集《为了朝鲜为了人类》⑨，不过，牛汉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却有他的独特性。从《我会回来》《想念》《前进的时候》等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并没有立足于集体本位、民族本位，当整个国家对集体主义的宣扬，抑制或取消了诗人的个性追求，诗人的独立品格难以进一步发展时，牛汉偏偏立志于创作一些闪着亮点的富有个性和真情的诗篇，当诗集《在祖国的面前》印出后，诗人说：“我这两天在床上翻了几十遍，内心里感到比《祖国》要好些了，才愉快一点。诗里有些热，有些光辉，有些我自己的理想的成分了。” 50年代是一个集体主义时代，作家的写作只能从国家代言人的身份出发，以一种合乎规范的集体主义姿态从事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创作，那种从个体存在的立场从事个性化写作完全违背了国家的要求。在国家看来，诗人应该(必须)放弃主体的个性化，以“阶级”、“我们”或“人民”的代言人的身份，来表现新时代的重大题材与社会思潮。田间重提集体主义精神与那个时代的需求是紧密吻合的，当时，许多作家也都有所应和，朱光潜在《一个幼稚的愿望》中写道：“我的诗有—个幼稚的愿望，望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能恢复到它原有的集体性和歌唱性。”在集体主义“共名”状态的笼罩下，一切个人性的、特殊性的创作都遭到批判、抹煞，集体主义精神成为衡量诗歌价值的标准之一，它渗入了政治的因素，并成为政治抒情诗的前奏，有相当—段时间，文学创作流于表面化、类型化和概念化。《我会回来》打破了集体主义创作观念，它以战火硝烟的战场为背景，抒写了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士与远方恋人彼此思念之情，谱写了一个特殊年代、特殊战争中的平凡而神圣的爱情故事。诗歌富有人性味，突破了狭小的题材和境界，与当时的写作规范明显拉开一定的距离。诗歌开篇，诗人以缓慢低沉的笔调写道：“我知道广大的国土上，/有千万个年轻的战士，/比我更美丽，/比我更健壮，也比我更聪明！//但是，亲爱的！/我知道：/你更真诚地热爱着我这个人，/因为全世界上，/只有我，/有一个你所热爱着的性情。” 诗集中，《我会回来》是一篇极富战斗色彩的爱情诗，该诗最为成功之处在于，诗人以个人情感体验和主观情绪突入战斗的历史，叛逆了国家对文学的一体化写作规范。诗集《在祖国面前》出版前，牛汉与胡风通信中谈到了这首诗，他说：“这本诗集共收辑了十五六篇诗，有三五篇你没看到过。他们说《我会回来》会遭到批判的，人们会说‘小资产’或者模仿西蒙诺夫的《等着我》。我当时确实有这种想法：苏联这样的诗，是好诗，中国为什么不要呢？！我就是写这种诗的人。因此，我也写了一篇情诗，但我还是真诚地写着我自己的感情。”⑩虽然是真诚地抒写个人的情感，但诗中的战斗与爱情并不是“绝缘”的，诗人将浓烈的情感放置于战斗的真实情境中，典型地反映出庄严而瑰丽的时代特征。 除《我会回来》之外，诗人还创作了不少讴歌战士和革命先烈的诗歌，都收录在诗集《在祖国面前》和《爱与歌》(11)中，诗人从多种角度表达了战士的战斗心态和内心的情感。《出发》(1950年)将一个抗美援朝的战士临出发前激动的心情和细节动作叙写得惟妙惟肖，这是一个带着四本心爱的书走向战场的战士，他怀着对知识的渴求、对正义的捍卫、对真理的探求走向战场，把生命投入到战斗中，他以充实的精神力量首先在精神上战胜了敌人。《窗口》(1950年)主要以“一个从朝鲜前线回来的老乡”的口吻讲述了“窗口”在战士心中的象征意义和崇高的地位。诗人将战士对祖国对亲人的爱与对侵略者的恨这两种对立的情感紧密交织，以朴实的语言讴歌了那些爱憎分明的战士，表达了一个捍卫和平者的正义感。《打到家门口的时候》(1951年)歌颂了朝鲜人民军誓死捍卫祖国的决心和刚强不屈的意志。牛汉很少单向描写战争的残酷和战士的英勇，他善于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环境仅起到烘托作用，枪林弹雨的残酷场面反衬出浓密的亲情与战士对温暖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渴望。诗中，亲人的担心和期待与战士勇敢捍卫家园的情怀紧密交织，构成了情感的对流，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在写给胡风的信中，牛汉说：“只有一个人能有力量拥抱和热爱了整个历史，那么他就有力量把这个历史的热力和性格在个人的感受上激发出来。我将慢慢地锻炼自己这种大的气魄。”(12)诗人良好的意愿与创作实际总存在一定距离，虽然诗人的创作意图是好的，但是，50年代初期，牛汉在诗歌创作方面仍存在很多缺陷：表现的主题比较单一，没有思想深度，叙述比较平淡，结构多重复，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政治抒情诗所常见的缺点。对此，牛汉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却苦于无法突破，仅在他与胡风的通信中就多次流露过这种苦恼。 1953年3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和现代部主任严辰的帮助下，牛汉从沈阳空军部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社党支部委员。1953年4月到1955年5月，牛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完成了大量的编辑工作，他是第一本《艾青诗选》、田间的《给战斗者》的责任编辑，冈夫的诗集《战斗与歌唱》也由牛汉帮助编辑出版的，他还为殷夫、朱自清等人编辑不少诗文选集。从1956年—1958年，他利用写检查、写思想汇报的剩余时间，完成了两部中、长篇小说《赵铁柱》和《分水岭》。在此期间，牛汉时刻关心着诗坛的动态，与一些诗人仍有密切往来，他还参加过作家协会主持的诗歌形式问题的三次讨论，在第二次大会的发言中，他针对当时一批老作家反对自由诗、提倡格律诗的观点，毫无遮拦地表达了自己对自由诗与格律诗的理解，并指出：诗歌创作的形式应该允许百花齐放，不能生硬地规定一种形式，任何一种诗歌形式都有它存在的历史要求。而且，自由诗是民族形式的一种，不能妄加否定。针对那些抨击自由诗有思想问题的老诗人，牛汉直言不讳地说：“自由诗是知识分子的东西，把自由诗当成改造或者消灭的对象，那是不能不令人感到可怕的。这是艺术生命问题，对一个自由诗作者来说，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这几年有一种歪风，一说到自由诗就认为是一种可恶的东西。一些诗人过去本来写过很好的自由诗，这些诗歌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人民的财富，但他们总认为那段历史(写自由诗的历史)不光荣。”(13)当而立之年的牛汉准备全副身心地投入到新工作、新生活中时，1955年1月21日，中宣部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评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依据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首先指出“三十万言书”的错误是“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1955年5月，毛泽东正式将“胡风小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政治小集团。1955年5月14日，年仅32岁的牛汉意外地成为“胡风集团”的第一个遇难者被捕，关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北新桥新修的托儿所里，而胡风两天后也被正式关押起来。在北新桥新修的托儿所单身禁闭半年后，牛汉又被转到顶银胡同的看守所被监察了一年多的时间，与外界隔绝。出狱后牛汉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直到1969年，他并没有创作什么诗歌作品，沉寂在混乱的体制变革中。 注释： ①牛汉：《致胡风》(1951年5月10日)，《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②冯雪峰：《关于创作和批评》，《文艺报》1953年第24期。 ③牛汉：《致胡风》(1950年11月6日)，《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④牛汉：《致胡风》(1950年12月22日)，《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⑤牛汉：《致胡风》(1952年2月3日)，《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⑥牛汉：《致胡风、梅志》(1950年8月)，《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⑦⑧参见拙著《跋涉的梦游者——牛汉诗歌研究》附录《牛汉访谈录(2000年11月9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 ⑨牛汉对这本诗集评价不高，他说：“写得一般，空洞，现在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参见拙著《跋涉的梦游者——牛汉诗歌研究》附录《牛汉访谈录(2000年11月9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 ⑩牛汉：《致胡风》(1951年10月23日)，《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11)《爱与歌》，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该诗集收录了牛汉40年代和50年代初创作的部分诗歌。 (12)牛汉：《致胡风》(1951年1月29日)，《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顶。 (13)牛汉：《一次幼稚而认真的发言》，《牛汉诗文补编》，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