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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牛汉的诗歌创作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纠结和悖谬，其创作实践和内心情感的波动呈现出矛盾的对立。一方面，他强调坚持作家的创作个性、强调主观精神对生活的投注，力图发挥主体的参与精神，寻找与时代碰撞的切合点；另一方面，他被裹挟在汹涌的政治漩涡中，创作了顺应潮流的“颂歌”，即便是这些符合主流的“颂歌”却又很少被发表出来。考察其50年代初的诗歌创作、通信，可以呈现出一个更为立体的牛汉，可以呈现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 【关 键 词】牛汉/诗歌创作/颂歌/主体精神 【作者简介】孙晓娅，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看似自由、宽松的时代，而历史常常呈现出悖谬的一面，在这个“自由、宽松”的时代，诗人们却被套在固定的框框里，自由创作的权力遭到软禁，不少诗人成为千篇一律、没有个性的“同面人”。虽然牛汉仍强调坚持作家的个性，强调主观精神对生活的投注，但他根本无力抵挡时代大潮的涌卷，时而被动、时而自觉地流转于时代的漩涡中。从1949年底到50年代初，顺应文学主潮，牛汉创作了不少“颂歌”，以歌颂领袖人物和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虽然诗篇中洋溢着真挚充沛的感情，但在抒情方式和情感主调上仍落入了俗套，这些诗多收录在他的诗集《祖国》和《爱与歌》中。 50年代初，牛汉写得比较有个性特征的诗歌主要是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他突破文学一体化和集体本位的要求，创作出一些富有生命力的诗篇。这些诗歌多数收录在诗集《在祖国面前》和《爱与歌》中。此外，从1950年代初在文化部招待所第一次与胡风面谈始，牛汉开始频繁地与胡风通信，在部队的两年中，给胡风写信成为他日常生活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部分，有时近似于精神缓解剂。从1950年到1953年，牛汉给胡风写了20多封信，这些信大多收集在《命运的档案》一书里，有的散见于《胡风全集》里，它们记下诗人当时的文艺观、人生观和创作体验。 一 狂欢时代的“颂歌” 一场政治革命的胜利直接影响了5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的演变，一时间，讴歌新政权和伟大革命领袖，歌颂新中国的新气象、新面貌，高扬新中国劳动者的光辉形象成为全国文学创作的主流。当时，受新时代激情的激荡，许多知名诗人都尽情表达他们对新中国的感情，并主动步入到政治抒情诗的队伍里。事实证明，他们并不适应新政权建立后确定的文学规范，尽管他们已经努力地调整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创作方法，以尽快呼应“时代的感召”。不过，他们的自我调整并未形成文学的主潮，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批知名的老诗人已形成了稳固的创作模式、情感方式，他们与新生活的节奏无法在短时期内调试得合拍。然而，这种近乎功利的快速转变却使他们陷于两难境地：既丢失了已有的创作优势，又无法与新的文学规范融合，他们宝贵的艺术生命力在50年代的转变中不幸走向枯竭。时代选择了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李瑛、沙鸥、邵燕祥等诗人，他们的诗歌呼应了时代精神对诗的情绪状态和风格的规定，因而引领了诗潮的主流。 牛汉与上述两类诗人各有异同，他既没有落入“标语人”或“口号人”的伪饰和僵硬的情感套路，也没能脱颖而出，成为引领时代风潮的文坛主将，更不同于那些渴望通过诗歌获得某种程度的政治地位和殊荣的投机诗人。牛汉并未将“颂歌”视作必须实践的一种权威的创作范式，也未曾奢望以党的喉舌自居，而是首先从主观上认同、并进而倾向于以这样一种姿态激励别人，尤其是激励自我；同时，牛汉与那些以时代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诗人又有所不同，他力图发挥主体的参与精神寻找与时代碰撞的切合点，他的“颂歌”虽然成绩并不突出，但却是其主观情感与现实生活的诚实的融合，他没有盲从或迎合什么，也没有因为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否认自己以往的创作态度，现实中，他也没有接受当时作家都自觉接受的“蜕变”。他无非是希望用“真实、朴素”的语言，把生活里首先感动了自己的情感写出来，“写出自己的欢乐，写出自己的脉搏来，即使一次脉搏跳动或波动都可以写的”。①诗人以济世激情、以新中国建设者的主人翁姿态投入到“颂歌”大潮。 与同时期诗人相比，同样创作“颂歌”体诗，同样是怀着自觉而崇敬的情感讴歌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共和国，牛汉的作品被公开发表出来的却极少。当时的文学统治者要求作家成为服务的工具，即“作家必须研究政策，这是无可置疑的。政策指导我们去了解实际生活斗争，并指导我们去从事斗争，因而也指导我们从事描写生活的创作”②。当时，牛汉的创作趋向与国家政策并不存在根本对立的矛盾，不合时宜的因素在于，处于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制度化的文学语境中，牛汉颠倒了政治权威与个体主观情感的位置，他在创作中仍然将主观情感摆放在第一位，他更为看重创作的主观导向，针对当时的指导方向，牛汉认为“所谓革命的诗都是概念的，那不是真正的诗，我主张艺术跟理想，哪怕所谓政治，它是通过生命体验，倾听于艺术生命，不是简单的根据号召，概括概念的，不涉及个人感情的语言来写诗，贺敬之他们所写的诗包括现在好多诗人的诗看不到自己，看不到他个人感情真实的那一面”③。牛汉不愿意服从谁、做谁的工具，他仍强调“主观精神”在创作中的重要性：“我还有这么一个主意：总想把生活里感受到的，写一些短小的抒情诗。苏联的史起巴巧夫、伊萨可夫斯基、古歇夫等人的像一颗心一样小的抒情诗，我是非常喜爱，我也想把自己的生活里的感受，真诚地凝结起来，写成一些美丽的朴素的小诗。这些小诗，即使短小，但它是真的，像一颗小小的悲痛的欢乐的赤心。写出自己的欢乐，写出祖国的脉搏来，即使一次脉搏跳动或波动都可以的。好些‘诗人’在不动情感地编着纸扎的玩意儿。”④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牛汉50年代初选择的创作道路与胡风也有所差异，他们的相同点即都未能挤入时代的主流行列，不同点则存在于对“权力机制”表现出不尽相同的态度。胡风在政治上是一个弱者，但他却坚持与政治强者抗衡；他很想通过创作挤进权力机制，但他依旧保持着旧有的个性而不去竭力迎合新政权所划定的权利规范，这种选择使他必然要遭受排挤。牛汉则少有强烈的参政欲望和权力欲望，他从未幻想挤进“权力机制”，创作就是日常生活经验的书写，朴素透明的情感的表达。刚刚从苦难的煎熬中涅槃而生的新中国加深了同样从炼狱中闯荡出来的牛汉对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崇敬和赞美之情，当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之际，诗人以豪迈的情感写下《祖国，向克里姆林宫倾听》。在《毛主席！您还记得我吗？》一诗中，诗人以一个农民回忆的口吻讲述了农民心目中的毛泽东，该诗选取了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全诗在平稳的叙述中讲述了那位老农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深情怀念，这一沉实的情感基础决定了牛汉与当时那些放弃了“文学是人学”的定律，越来越痴迷于“造神文学”的作者的创作基点不同，牛汉的诗突破了政治使命，有深厚的情感经验的充实，洋溢着个体的感悟和朴素的情怀。 作为一个有十几年党龄的革命者和经过生死考验的诗人，牛汉从革命的战火中走出来，切身体会过革命战斗的艰难(《行进在冬天的山谷里》，1950年)。经受过革命锻炼的诗人，对革命对党满怀着热烈的情感，他对祖国的苦难和新生都有着丰富的体会和更为成熟的认识，也正因此，他尽量用真实、朴素的文字把生命里首先感动了他自己的情感写出来，以便能将感情付诸大的战斗中。在《祖国》(1950年)中，诗人书写了革命者在行军途中的所见所感，出于对祖国淳朴真挚的热爱，诗人在该诗中没有流于万丈豪情的空洞的抒情，而是切实地抒发着他对祖国的感受；同时，针对当时诗坛的沉寂和老诗人缺少富有生命力的讴歌祖国的诗篇，牛汉痛心地说：“为什么绿原、冀汸、化铁等不写了呢？在最悲痛的日子里，都写出好诗，在筋疲力尽的日子里还写出雄壮的诗，在失败的日子还写出胜利的诗，但为什么在今天，胜利的日子，狂欢的日子，就没有诗呢！力量哪里去了呢！祖国惨败的时候歌颂祖国的美丽，但祖国真的美丽了，倒不歌颂这真真实实的美丽了。”⑤牛汉切中了那个时期中国诗坛的窘境，但诗人当时并不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也没能从窘境中找到出口突围出来。 虽然牛汉以百倍的热情和信心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但50年代初，牛汉的创作实践和内心情感却呈现出矛盾的对立面，一方面，他创作了大量昂扬蓬勃的“颂歌”，另一方面，他想保持着旧有的个性去迎合现有的文学规范，这必然导致他徘徊于主流中心之外。置身于浮华的文坛，他倍感压抑，他说：“有这么一个心情，在政治上，是十分炎热的，生活是好的，但好诗，我却觉得有很多在‘地下’，没有茁长出来，在群众中闷着。我虽然写不出好诗，然而，我的诗也闷在胸里。这是与政治情势很不和谐的气象，使人伤心的事情。”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样两极性的体验于他是那样的深刻，深刻到不可回避与调和，苦闷的话题、消极的心态一再流露于他与胡风的通信中。诗人意识到那些浮雕着美丽的花纹的诗缺少深度，同时对笼罩整个诗坛的创作风气也进行了反思：“所谓纯真的诗都是概念的，那不是诗，我主张艺术跟理想，哪怕所谓政治，它是通过生命体验，倾听于艺术生命，不是简单的根据号召，概括概念的，不涉及个人感情的语言来写诗，贺敬之他们所有的诗包括现在好多诗人的诗看不到自己，看不到他个人感情真实的那一面。”⑦ 不和谐的诗坛气象促进诗人对其一年来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自省，他决心加大力度为祖国和时代创作出更好的作品。1953年，他准备与刚到北京工作的绿原一同创作一些更好的抒情诗。他们希望能创作出一些真实的感情饱满的抒情诗歌，这种主张仍然是“七月派”诗人主观战斗精神的延续，诗人经过努力的尝试，创作了《我赞美北京的西郊》(1954年)，这是诗人50年代初创作的最好的一首歌颂祖国的抒情诗，由当时《人民文学》诗歌组组长诗人吕剑发表⑧。《我赞美北京的西郊》捕捉住北京西郊一天的状貌和人们生活中发生的新变化，展现出从衰败走向建设的新中国的生活画卷。在诗人笔下，一切都气象万千，洋溢着新生的气息，诗歌的结尾，诗人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个踌躇满志的“我”：“在西北高原的一个乡村/我伏在菜油灯下/读着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好呵！》/那时候/我曾幻想过，希望过——/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站在祖国的土地上/高声地说/‘好呵！’/不是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而是朗诵我们自己的诗”。诗人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然而，就在他真诚地讴歌、全身心地投入之际，他丝毫没有预料到一个巨大的历史陷阱正摆放在他和诗友面前，一系列无以复加的苦难即将降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