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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淹《别赋》《恨赋》写作时间及本事新证(7)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 张海明 参加讨论

    而从《别赋》所写具体内容来看,在对离情别绪的类型化描摹背后,我们或可窥见江淹本人隐约的身影。
    如“负羽从军”段末两句:“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江淹集校注》引曹植《杂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谓“桃李”指代妻妾,并引江淹《与交友论隐书》“犹以妻孥未夺,桃李须阴”为佐证。较之以桃李为实物,此说似更得江淹本意(30)。不过此处“桃李”所指代应仅限媵妾,不含妻子,《与交友论隐书》所言可证;“爱子”亦非父母眼中的晚辈,而指所爱之人,与后文“与子之别”用法相类。故“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两句,或可看作是江淹与其媵妾分别之场面的嵌入(31)。
    又如接下来“一赴绝国”段中所写:“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左右兮魄动,亲朋兮泪滋。可班荆兮增恨,惟樽酒兮叙悲。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分明是辞别故里,亲朋故友相送话别之场景。对比江淹赴吴兴途中所作《无锡县历山集》:“愁生白露日,怨起秋风年。……酒至情萧瑟,凭樽还惘然。一闻清琴奏,歔泣方流连。况乃客子念,直视丝竹间。”可以看出二者无论情景还是用语都不乏相似。关于《无锡县历山集》一诗,《江淹集校注》、丁福林《江淹年谱》均认为是元徽二年江淹被黜吴兴,途经无锡与其母舅相别时所作,则《别赋》此段描写显然融入了江淹本人与亲友分别时的感受。
    再如“君居淄右,妾家河阳”一段写居人别后相思,似乎与江淹情事无关,但若与江淹妻亡后所作《悼室人十首》合观,其间关联却颇能说明问题。如第五首之“秋至捣罗纨,泪满未能开。风光肃入户,月华为谁来”之于“秋帐含兹明月光”;第六首之“流黄夕(久)不织,宁闻梭杼音。凉霭漂虚座,清香荡空琴”之于“暂幽闺之琴瑟,晦高台之流黄”,情境意象,几出一辙。更重要的是,《别赋》以“春宫閟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夏簟青兮昼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长”概括居人对行子之四时相思,而《悼室人十首》前八首亦以春夏秋冬为序展开,抒写江淹对亡妻的怀念。据此,说《别赋》所写乃暗寓了江淹与妻子别后之两地思念,应该不是牵强附会。
    至于“华阴上士,服食还仙”一段之指代对象,当为江淹向建平王刘景素辞别。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全赋惟此节偏枯不称,殊为布局之疵。别离一绪,情事两端:居人伤行子,行子恋居人,二情当写其一,庶符‘黯然销魂’之主旨。”而江淹不但于行子惜别之意只字不提,“一若弃世学仙之士,忘情割爱,不复怨别伤离”,而且于家人难舍之情亦不著片语,“乃只以‘重别’二字了之,绝未铺陈‘别必怨而怨必盈’之致,遂成缺负”(32)。钱先生所言甚是,然以江淹之生花妙笔,何以竟会有此疏漏?按“华阴上士”四字,李善注引《列仙传》魏人修芈在华阴山下石室服食黄精事,而江淹《与交友论隐书》道:“每承梁伯鸾卧于会稽之墅,高伯达坐于华阴之山,心尝慕之,而未及也。”高伯达即东汉著名隐士高恢,字伯达,为梁鸿友人,隐居华阴山,事见《后汉书·逸民传》。如此则“华阴上士”或不无江淹自况之意,其所辞别之对象既称“主人”,自非家人可知。江淹素有隐居之志,其《到主薄日事诣右军建平王》、《与交友论隐书》等多有道及,被黜吴兴虽非所愿,但也可以借此远离是非之地(33),过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如后来《自序》所说:“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所以,江淹借“华阴上士”辞别主人事向建平王表达不忍离别之情,并非没有可能,而不写主人难舍之意也就在情理之中。
    如果以上解读可为一说,那么对于《别赋》的行文思路,除了像许梿那样作类别化排比之外(34),还可有另一种理解。上文指出,《恨赋》所选六事(人)当分为两组,即秦帝、赵王事为一组,其余四人为一组,各有其特定的内涵。《别赋》同样如此,去除首尾,中间六事亦可分为两组:“帐饮东都,送客金谷”乃摹“暂离”,“剑客惭恩,少年报士”则写“永诀”,相对独立;而“负羽从军”以下四类,则在分述所谓“从军别”、“绝国别”、“伉俪别”、“方外别”的同时,依次表现了江淹与媵妾别、与亲朋别、与妻子别、与建平王别时的场景和心绪。值得注意的是,江淹在写作时似乎有意遵循了由远到近、由疏到亲的原则,故先媵妾,次亲朋,次妻子,最后是建平王。当然,以今人的眼光看,与江淹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妻子,但在江淹的心目中,建平王的重要性或许更在亲朋妻子之上。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别赋》与《恨赋》在结构上的另一个共同点,即都采用了双重结构模式。其表层结构选取某些有代表性的人事作类型化描写,似乎意在表现某种共同的情感;而其深层结构则与江淹本人特定的情感指向相关,所选人事及意象都有着特定的逻辑关联。
    相应地,对于《别赋》作于何时这一问题,我们也就可以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既然江淹在《别赋》中隐含了其与亲朋家人等逐一作别的内容,那么此赋显然最有可能作于别后不久,或者说就是在赴吴兴的途中。尽管江淹并未直接提供写作的时间信息,但通过对《别赋》文本的考察,我们还是能够发现某些有助于推定写作时间的证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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