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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看《别赋》。 显然，如果《恨赋》作于江淹自吴兴回到京口之后，那么《别赋》的写作定然在此之前，因为江淹此后的生活中已不再有促其写作《别赋》的契机，同时他本人也不再有写作《别赋》的心境。因此《别赋》的写作，应该是在江淹被黜之后至他离开吴兴之前这一时段内，但具体作于何时，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事实上，尽管目前学界大多认为《别赋》、《恨赋》均作于江淹被黜吴兴时期，毕竟推测的成分居多，不仅过于宽泛，而且于《恨》、《别》二赋及与它赋(如《青苔赋》、《去故乡赋》、《泣赋》等)间之关系难以判定(28)。 前引陶元藻论《恨赋》语，称誉《别赋》分别门类摹写情事的手法，谓“《恨赋》何不自循其例也”？这表明陶元藻也认为《别赋》作于《恨赋》之前。其实《恨赋》并非全悖《别赋》体例，其章法结构实不乏相似，许梿就说：《别赋》“立格与《恨赋》同”，只是他认为《恨赋》在前；何沛雄更具体指出：“《别赋》分陈八类离别之苦，《恨赋》缕述八种饮恨之悲，两篇结构相同。”(29)看来两篇作品之间确有某种承续关系，但具体孰先孰后，单凭结构的相似尚难断言。一方面，无论是结构还是具体情状的描摹，《恨赋》都比《别赋》来得简单；另一方面，就对象的选择编排而言，《别赋》又不及《恨赋》谨严细密。《别赋》多有铺陈，文辞华美；《恨赋》笔简形具，旨趣遥深。丰赡者固然可视为成熟之表现而居后，省净者也未必就属生涩而先出。所以，要想对《恨》、《别》二赋之先后关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还需变换思路，另辟蹊径。 许梿总评《别赋》，除了指出“立格与《恨赋》同”之外还有一句评语：《恨赋》“以激昂胜，此以柔婉胜”。许梿看出二赋风格不同，然所评有欠准确。《恨赋》与其说“激昂”，不如说“愤激”；《别赋》与其说“柔婉”，不如说“哀婉”。二赋风格之异，实非刚柔，而在情感心境。比较二赋所写景物意象可知，《恨赋》殊多冷色而少暖意，篇首“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三句自不必说，其写赵王：“薄暮心动，昧旦神兴”；写明妃：“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写嵇康：“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全是阴沉昏暗之景，可以说萧瑟惨淡、枯寂凄冷构成了全赋的基调。《别赋》则与此不同，虽然总体上以哀怨为主，却不乏亮色，也多了些许生气。如写“居人愁卧”：“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虽叙离情而遣词明艳；“负羽从军”一段：“日出天而曜景，露下地而腾文，镜朱尘之照烂，袭青气之烟煴”，即述别绪亦取景灿然。再如东都金谷之会，因状富贵而渲染声色歌舞；桑中淇上之别，由表缠绵而衬托春草秋月。纵然情何以堪，到底还是生离而非死别，故销魂之际犹可玩味，叹息之余不废吟咏。如此看来，《恨》、《别》二赋尽管体例相仿，手法略似，但二者风致情韵却有较大的差异，江淹之写作心态亦当明显不同。如果我们承认江淹写作二赋并非只是代他人申恨述愁，而融入了自己的失意之感、切肤之痛，那么这两篇作品显然不可能作于同时。我们也很难想象，身处贬谪之地，痛感“人生到此，天道宁论”的江淹在完成《恨赋》后不久，便能转换心境，以生花妙笔描摹别情。毕竟创作心境的转换需要时间，更需要某种外部条件的作用，然而，在江淹谪居吴兴三年这一时段内，除了从流连山水中获得些许慰藉之外，似乎再无任何可以排解其愤激愁苦之情的因素。总而言之，从《恨》、《别》二赋明显存在的情感、风格差异来看，不像是同时之作，其中《别赋》先作，《恨赋》后出的可能性应该更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