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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从寂寞走向高贵的舞台，以其创造独具特色的“沈从文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虽在建国后沉寂了30年，但作为出色的小说和散文大师的地位最终被世人所认可，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沈从文热”。如今，随着时光飞逝，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显得弥足珍贵，“时光改变了，沈从文的价值就像一只绩优股，每天都在上涨”。[1]（P78）沈从文以其“乡下人”的眼光，以舒缓的细腻笔调，以“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美学追求，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为背景，构筑了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创造了一种诗体的散文化的小说。其作品意境物我合一，从容自然，意味隽永，真正具有一种“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妙境界。可以说，沈从文在对“自然”的追寻中使其艺术作品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这里的“自然”就是对生活的实录，作者自然而平静地释放自己的真情，并以冷静的沉默在文本中进行言说。由此，其作品便与自然主义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自然主义代表理论家左拉在《戏剧中的自然主义》中提到，“自然主义就是回到自然；它是直接的观察、精确的剖解、对存在事物的接受和描写”，他要求自然主义作家要“提供尽可能多的人类文献”，“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主张迫近生活的原生态繁详细致的实录生活，进行散文化的叙述，实现“真实感是小说家的最高品格”的美学追求；不刻意提炼生活，要求作家“不准自己作评判、下结论”，当“一位解剖家”，而“不当道德家”，认为表现真理的作品才是伟大的道德；文学创作无需想象，“把想象藏在真实之下”。对比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沈从文的小说里自然主义“因子”普遍存在，他以独特的文体，以固守自己的艺术创作原则的勇气，奉献出一部部呈现出鲜明自然主义特征的作品来，无不令人耳目一新。 一、 注重细腻描绘，客观实录 沈从文是一个来自湘西生活底层的山民艺术家，沅水上游的大小河滩，遍印着他深凹的足迹和青春的记忆，成年以后，仍然“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给我的印象里”。[2]（P314）沈从文的大量小说也都具有深厚的自传色彩，这些小说以写实的笔法记述了他的亲历和感受。沈从文有很多小说以逼近生活的原生态为创作目标，事情完全是平常事情，故既不夸张也不剪裁的把它写下来，所以他的作品就显得细致而逼真。尤其是对湘西苗寨风景民俗的“摄影似“的描绘，造就了独特的意境效果。作品里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沈从文往往能不着痕迹，轻轻一笔，变把一个景色的神髓、一棵树的独特形态、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或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等历历勾画出来，这种意境给人以无限的美感享受。而这正是自然主义所强调的科学的实录生活，即真实性，让我们欣赏以下这样的描绘。 在《边城》开头这样写茶峒的小溪“小溪流下去，绕山岄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描述的可谓详尽，很有生活质感。在《月下小景》如是写到秋景：“到了秋天，一切皆在成熟，悬在树上的果子落在了地，谷米上了仓，秋鸡伏了卵，大自然为点缀了这大地一年来的忙碌，还在天空涂抺华丽的色泽，使溪涧澄清，空气温暖而香甜，且装饰了遍地的黄花，以及在草木枝叶间傅上与云霞同样的眩目颜色。”在这里，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副美丽的图画，很祥致。还有在被称为《边城》的续篇《长河》这部田园诗式的小说中，作者生动地描写了乡村生活，观察入微，场面开阔，写活了湘西和那里的人们，“是对湘西往昔生活式的一曲挽歌”。[1]（P231）沈从文有的小说写得很繁细，甚至显得铺张奢侈，描写得象绘画样客观实录，凸显出和谐宁静的自然美，但有时显得有些冗繁；另外，被夏志清称为“成为现代中国小说一格”、“自成一个新的型式”的短篇《静》，[1]（P98）作者采用写情景的印象派手法，营造了一个特别的令人震憾的氛围。在叙事策略上，沈从文善于以舒缓从容的语调进行平静地微微道来。《丈夫》一篇，没有机巧和复杂，没有刻意和处心积虑，只作原原本本的道说，从容祥和地叙述忙忙碌碌的人物的生活细节，淡然素朴地保留着“事件的自在性与原生态”，可以说是几乎纯客观地记录。 如果说沈从文的湘西风景画描绘得如此令人沉醉，那么他对民间那“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的民情风俗大篇幅地介绍则给人以奇异的美感，这其中作者仍然进行真实地记录，向我们展示了纯美的乡土风俗画卷，可以说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对中国乡土风俗描写得最细致、最充分的”作家的说法并不为过。[3]（P450）《长河》以极大篇幅叙述了当地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禁忌和四时八节的仪式内容；《凤凰》中“放盅”、“行巫”、“落洞”、“堕潭”等迷信风俗；《萧萧》、《边城》等中的婚丧仪式、求爱仪式等，在这里，作者严然就是一位无所不知的民俗学家，向我们介绍一个个充满神密色彩的唯湘西才有的民俗风情。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1]（P82）这里的“老老实实”强调的就是客观而真实。可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秀丽的自然景观，奇异的风俗民情，人物的坎坷命运几乎都是现实中的存在。这些与左拉的“对存在事物的接受和描写”的真实观是一致的，都是逼真地进行“实录直书”。 二、不作主观介入，不进行道德评判，在沉默中给人以震憾的力量 我们首先看《萧萧》的结尾：“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没有任何一句主观评判的语言，但留给读者很大的“空白”。我们可体会到这最后一段进一步强调小说悲悯的基调。萧萧对自己不幸的命运浑然不觉，可是在唢呐声中，又一代萧萧进了门，体现一种轮回，酝酿与萌芽着新变数，一代又一代继续着她们悲凉的人生。这怎不令人油然产生一种沉痛的悲哀、怜悯之情？这样结尾，作者“不言”一声，但效果甚佳，可谓回味尤长。还有，在《丈夫》中，作者以极尽平淡素朴的文字叙述蒙昧“丈夫”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目击了妻子的妓女生活，仍然保持沉默，而作者并未进行细腻的心理描写。我们可想象到“丈夫”最大的隐忍隐藏着无尽难言的绝望、悲凉与痛苦。这里平淡的文字没有主体的引介，却具有力穿纸背的效果。象陶渊明的“田园诗”样，沈从文小说的大部分叙述语言从容自然，“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沈从文不愧为语言大师，他在创作中尽量减少主观情绪、心理定势对素材的影响。他常常以静制动，以冷制热，以理性驾驭感情，能以严肃而又静观的态度去看待和处理一切问题。主体退出作品，不作介入评判，使其作品具有很有强烈的艺术张力，非凡的魅力也就因而有之了。 然而，不作介入评判并不是说作品就不存在什么道德观念了，只不过它是隐藏在冷漠平淡的文字语言中而已。沈从文以“乡下人”与都市人对照，关注古老而纯朴的人性美，在作品中无声地探讨着民族品德的重造问题。在湘西的山水中无不透露出作家对人的生命的着力把握和尊重，同样，也显示出作家对这块山水之中的生命形态的苦苦寻思。他从伦理主义角度强调了都市“现代文明”畸形发展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失落和伦理沦丧，沈从文面对这些民族的灾难和屈辱，决心以“重造经典”来改造国家，重塑民族品格的信念，他要求读者要具有理性，且能“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1]（P84）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进来，年青起来，好在世界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4]（P141）作者把这些深刻的理念平静地融入到充满宗教神秘色彩而又悲凉抑郁笔调的风景民俗中，融入到不带社会烙印的自然化的人物中，融入到不动声色的“乡下人”生活与都市人生活的对比批判中，讴歌了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风物人情生活，而这一切显得那么不动声色，那么融洽自如，真可谓“有大美而不言”。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在这肚肠寸断的痛惜的背后，正如李锐在一篇文章中所说，那“是一种人的觉醒，是一种现代人现代人格的建立”。[1]（P277）正因其独特的表达手法，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回避政治经济关系和权力干预，倚仗自然神灵，怀着“不可言论的温爱”之情 ，专注于原始古老的人性美的研究和描写，却受到了长时间不公允的批判。我们从沈从文作品中获得独特的享受，是他给予我们读者的恩赐。我们在其“不介入、无评价”的叙述语言中进行再创造性阅读，且显得是那么自然、自由而给人以心灵的震憾力量，感悟历史赋予的责任是那么沉重，那份回味余音久久不能消失。因此我们说，沈从文作品的这种“凝聚为渊潭，平辅为湖泊”的叙述基调凸显出特别的艺术魅力，具有永恒的价值。沈从文的这种冷静近乎“残酷”的写法与左拉自然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发展。 三、截取生活片断，关注凡人琐事，叙述倾向散文化 沈从文善于从生活底层找到创作灵感，从细微处、在特别的乡土领域中，探寻生命的真谛，反省人物的优劣处，以重造民族的品德。很多现实主义大家如茅盾、巴金、巴尔扎克等善于创作出鸿篇巨制，抓住时代脉络，“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的人物”，[5]（P201）在世界文化走廊中有他们塑造的典型人物的存在。而沈从文总是截取生活片断，以从容冷静的心态关注平凡人生的故事。小说里没有英雄，没有典型，写得都是“小人小事”。《边城》选取小城茶峒几位非常纯朴的山民的普通故事，以翠翠与傩送爱情故事为中心，展开了对湘西地区山光水色、风习水情等多方面的描绘，赞颂的是处在几乎隔绝人世的湘西人民原始性的人情美；《三三》里的主人公是普通村民三三和其寡母，主题是关于这些凡人对城乡婚姻观念的切身认识，作品以象征性语言，解剖乡村与都市的第一次相遇后梦幻的破灭；《夫妇》讲述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在回娘家途中，他们在一稻草堆做爱被发现后遭到惩罚，最终又被主人公璜解救的故事，意在说明村庄被都市文明渲染，乡下人和城里人一样无味，让人失望，等等。还有《月下小景》、《静》、《丈夫》、《八骏图》等都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小隅，叙述的都是凡人琐事，以及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作品未必有完整的结构、圆满的结尾。纵观沈从文大部分创作，他不大爱说“结构”，爱说“组织”。汪曾祺认为“‘结构’过于理智，‘组织’更带感情，较多作者的主观”，[1]（P272）正是因为他随意的“组织”，却收到了奇妙的效果。由此，沈从文以平淡无奇的生活图景与生活进程来达到真实的描写的目的，使得不具有任何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也爱到青睐，从而使艺术描写日常生活化，作品情节淡化，叙述也倾向散文化了。沈从文这种关注凡人小事、生活片断的创作特征，正与左拉自然主义理论强调的真实生活片断实录是基本一致的，由此我们可认为“沈从文体”是具有自然主义特征的文体作品。 总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小说呈现出明显的自然主义的特征。虽然，沈从文从未明确说出他是自然主义小说家，但他早期深受郁达夫的影响，加之他特殊的创作风格的倾向性特征，我们说他的小说中存在许多“自然主义”的“因子”是客观的。在这里，我们是在力求指出这种现象，而非有意把沈从文划入自然主义思潮的企图。事实上，早在19世纪50年代，自然主义便在法国声誉鹊起，左拉的作品成了畅销书，它对国际文坛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沈从文在创作中有意无意中吸取自然主义的精华，独创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沈从文体”小说，艺术魅力之大，影响力之广是难以想象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自然主义是有它存在的合理之本，有它彰显作品艺术价值的可取之处，我们不应以简单的“卢卡契情结”来评判自然主义，①而应给予客观而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1]蒋泥、甲一编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沈从文卷[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3. [2]沈从文.从文自传.转引自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6.[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3]张燕瑾、吕薇芬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 [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4]苏雪林.沈从文论.转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选编.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 [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 [德]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转引自童庆炳.文学概论.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注释： ①“卢卡契”情结是指对自然主义文学评判的传统否定观，有关内容详见张冠华《自然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卢卡契情结”》[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