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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丽英，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从文学社会学的视域考察小说的生成、发展与社会文化的深层关联，是小说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欧洲的文学社会学，在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自康德以来古典哲学的思想体系中，可粗略地划分为经验实证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和辩证的文学社会学，而这两种方法大多数时候处于一种对峙的状态。这些文学社会学方法对于发掘小说生成的社会诸要素，以及从哲学层面论证小说生成何以可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两个向度 当前的文学研究存在着两种维度：一种是共时型的，或如新批评那样只是关心文本的语言的“复义”或“含混”；或者在假定的超历史的理论平面上，对文学史上可经验观察到的各种重复的形式因素进行分解、叠加，提炼出一个或几个形式模式，然后再用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对此作出解释，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等形式学派。另一种路向是历时研究，侧重对形式变化因素的分析，在特定的历史形态中寻找形式变化、更替和新形式产生的原因。社会学派基本遵循这种研究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可作为这种研究方法的代表。事实上，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中，文学社会学的方法还存在着与辩证法并列的另一社会学研究方法，即经验实证主义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文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内，辩证的方法和经验实证的方法的对峙自16世纪以来就在西方存在着。 悲剧的——辩证的思想传统并不是唯一的西方思想传统；另外的重要传统还有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一方面是悲剧与辩证的思想，另一方面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从16世纪以来，这两种相互抗衡的思想类型就已支配着欧洲。前一个传统的代表人物是哈辛、巴斯卡、康德、歌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第二个传统则是笛卡尔、休姆、马勒布朗加、伏尔泰和梵乐希。① 众所周知，欧洲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是与两希文明交合而诞生的一种共同精神，在理性与信仰之间，这种强烈的精神也一直在追随着欧洲文学的作者与读者——以及文体本身。所以，欧洲的艺术是与哲学并驾齐驱的，共同构成博大的文化背景，对神的认识、对总体性的找寻和个体自身的成长也催生了小说的兴起，并获得了叙事的支柱。 在这两大思想传统的影响下，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也分化为两个路向，即辩证分析研究和经验主义研究两大方向。在我们看来，这两大向度的研究各有优劣。纯粹思辨的文学探讨，具有理论的深度，看待问题更为透彻和深邃，也可挖掘到文学——社会关系的深层本质。但是，过于沉溺于理论思辨，往往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太过宏观的探讨。对于实际的文学——社会问题有时并没有给予现实的帮助，而且这种思辨的方法常常会忽视对具体文本的分析和探讨，使这种研究经常流于形而上或“大而空”的趋势，甚至文风晦涩，普通读者很难看懂，也导致其理论研究的应用或者有意义的观点局限于很小的读者范围内。马克思后来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回到了经验实证科学上来。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② 另一方面，经验实证主义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相比，具有微观考察的优势，它是在现实经验和占有具体材料的基础上的一种科学研究，这种研究往往针对的问题也很具体，可操作性也很强，特别对文学——社会研究中一些具体事实或具体因素常常在数据材料方面给人以信服的结论，的确具有科学研究的优势。但是经验实证的文学社会学在其根本上也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即这种研究最常受到的诟病就是缺乏理论深度。这种刻意规避辩证探讨，使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停留于简单的事实陈述和归纳，正如自然科学一样完全不带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意义考察，最后成为一种毫无内在关联的科学知识的罗列。“过分强调经验实践之观察和证实的维度，实证主义的推进严重地缩小了经验分析的范围。经验概括的努力愈来愈停留在简单关联陈述的水平上，而且对于卷入‘思辨’的恐惧禁锢了那些本可以帮助平衡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科学知识原子化倾向的诸连接环节的形成”。③ 意识到经验实证主义研究存在的困境，有些学者就试图沟通马克思主义和经验实证主义这两种文学研究，为这一问题寻找出路。如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家的豪泽尔(Arnold Hauser)，在研究中较为注重对经验事实的考察。戈德曼在发生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方法中也同样非常注重对经验事实以及历史事实的查考，也注重具体作品的分析，正是在卢卡奇纯思辨的小说发生学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当时法国较为流行的经验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以及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些优秀成果，形成了戈德曼独特的综合的文学社会学研究。 当然，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侧重点。在具有悠久的思辨传统的德国，辩证研究或许能得到更多的延续和发展，而在处于经验主义传统氛围中的英国对待纯思辨哲学的态度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的文学观念本身就具有文化特征，正如法国学者埃斯卡皮所述，“文学观念最早是描述一种社会文化事实，而不是一种审美事实”。④其实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中，美国学派强调审美特征的平行研究，与法国学派对强调不同文化间关联的“历史社会事实”的影响研究的偏执，也是出于不同文化传统对“文学”概念的理解的差异造成的。正如威廉斯对英国经验实证研究与欧陆研究的区别的解析：“把这些物质社会过程从物质社会总过程中排除出去同样是错误的，正如把所有的物质社会过程简化为仅仅是其它抽象的‘生活’的技术手段。”⑤在威廉斯看来，对经验事实及社会过程的关注之所以区别于法国和德国，关键在于“科学”这一概念在德语和英语中的不同内涵。自19世纪早期以来，德语中的“Wissenschaft”与法语的“science”一样，具有“系统的知识”或“有条理的学问”等较为宽泛的含义；而“在英语中，‘science’很大程度上专指那些建立在对‘现实世界’进行观察基础上的知识，以及建立在对原来可以互换的‘experience’和‘experiment’两词的重要区分上。在发展的过程中，后者生发出‘经验的’(empirical)和‘实证的’(positive)之新的意义。那么，对任何英语读者来说，很难超脱这种专门含义来理解这些翻译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汇‘真正实证科学’(real，positive，science)”。⑥可见，不同的学术传统在概念的理解上表现也很明显，英国对“科学”的狭义理解使其文学社会学研究往往建立在“经验”和“实证”的基础上。因此，在德国和法国这些崇尚思辨哲学的学术氛围中，辩证法的文学社会学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正是得益于海德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理论和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滋养。而英国经验主义的学术环境，造就了经验实证的文学社会学的较好基础，而对辩证法向度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却不太感兴趣，瓦特的《小说的兴起》正是如此。 二、当前的小说社会学研究 作为近几百年来文学家族的核心成员，“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相对于其它文类，小说似乎取得了支配权，但是它从来没有得到经典批评层级结构给予的很多关注和地位”。⑦事实的确如此，小说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和赢得的关注远远超过在其理论上的建树。在今天学科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的时代，寻求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多样化互补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小说同样必然要进入多维的研究视野。如果按照时间维度来划分的话，小说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在当今国内外小说理论界，比较热门的是对小说的心理学研究和小说本体的语言学研究。很明显，这些探讨当属共时研究，如小说叙事学、小说形态学、小说中的时间——空间研究等。 但是，任何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永远不能同历史过程相分离，它展示的永远是发展方向：来自何处，去向何方。⑧当前的小说研究中，对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发展流变，与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关联以及小说生产的具体环节，如作者、读者、出版、社会功能、各时期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社会情感、读者的接受批评等关注不多。韦勒克在谈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曾指出：“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它以语言这一社会创造物作为自己的媒介，诸如象征和格律等传统的文学手段，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社会性的”，“文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或‘效用’，它不单纯是个人的事情。因此，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社会问题”。⑨即使是最纯粹的文学作品也是语言创造物，而语言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其社会性。 事实上，小说这一文类与史诗、戏剧一样，“本身都与一定的社会命运相联系。个人的孤独感或集体的安全感、社会的乐观主义或绝望情绪、对心理内省的兴趣或对价值的客观标准的坚持……都有助于人们根据社会情境重新探讨文学形式”。⑩即使是完全的审美活动也具有审美标准的历史性和社会风尚的倾向。正如洛文塔尔所论，作者的社会地位，文学作品的社会意识的历史呈现，作为文学材料的社会和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对作者和读者的影响，社会控制领域，科技变化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等等，对作品及作品的成功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影响。随着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社会学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当代文学社会学家们在进行文学研究时，把文学作为一种事物，一种现象，或曰研究对象进行考查而基本忽略其文学内容，如菲根和西尔伯曼等人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小说社会学作为文学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小说生产于其中的外部环境和历史社会发展的外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社会学的共时研究，即把小说作为一种产品，注重研究它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条件；研究这种商品的制造者，即作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传播媒介(评论家、出版商、书商、图书馆、书展等)也进行积极研究；研究作品的消费，谁消费？消费什么？为什么？这与接受美学颇具相似之处，但较注重消费者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影响等问题，这也是当代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主流。 毫无疑问，无论是辩证的方法还是经验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在20世纪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小说理论在其技巧方法与文本内部分析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然而对于小说本身的发展流变及其特质的探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有的小说社会学研究成果中，主要是对小说社会学的横向研究，即小说各要素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剖析，如国内学者徐启华的《小说社会学初探》等。但这些理论都没有追溯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发生原理，缺乏对其在发展过程中与意识形态的深层关系，小说的心灵救赎本质以及小说在图像时代的未来可能路向的历史流变的整体关照。西方的小说社会学研究成果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如有瓦特《小说的兴起》的经验实证主义小说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依托于“精神科学”的哲学探讨，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论小说的社会学》、《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等建立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的宏大结构，以及萨义德的《东方学》与《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作品，剖析小说经典化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和维持的关系等，巴赫金的《小说理论》等也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对小说社会学进行了分析和探索。 三、小说社会学研究举隅 卢卡奇《小说理论》的小说发生学可作为小说社会学辩证法方向的代表；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以社会学方法考察小说兴起诸因素的研究，可作为经验主义小说社会学的代表；而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小说社会学可作为综合两种路向的代表。 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正是在海德堡新康德主义“精神科学”的影响中开始走向黑格尔的思想产品。他从历史哲学层面考察了小说与史诗兴替关系的根源在于其“总体性”文化的存在与否。卢卡奇继承了温克尔曼、歌德、席勒以来崇尚古希腊文化的德意志传统，把古希腊文化看作完整的文化，并以此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卢卡奇认为，在史诗的世界中，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生活与意义、实然与应然、心灵与形式，都是主客一体的“完整”存在。“星光朗照”下的道路是清晰可依的。史诗后时代的人所栖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未知、无限、陌生的主客两分的世界。在无神的世界里，小说的出现正是孤独的、“有问题的”个体对自我的找寻，是一种对“总体性”的想象和建构。卢卡奇根据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把小说划分为抽象的理想主义、幻灭的浪漫主义、综合二者倾向的教育小说和趋向史诗形式的托尔斯泰小说以及难以命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 与卢卡奇的唯心主义的悲观论调相对的，是对小说的经验实证研究。瓦特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的名作《小说的兴起》汲取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观点，并接受了Q. D.利维斯夫人的《小说与读者大众》中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小说领域运用了这一带有英国传统的经验主义方法。瓦特认为正是在18世纪，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小说这一文类开始具有“形式现实主义”的特征。在批判性的、反传统的、革新的哲学背景下，区别于以往对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偏爱，这一时期的“小说(novel)”本身具有“新颖”的内涵，它不再以历史或传说为基础，转而关注个人经验、关注世俗生活，真正开始与之前的“虚构故事”(fiction)相区别。瓦特还分析了与18世纪读者队伍有关的经济、文化普及程度、流通图书馆的成功、经济发展带来的闲暇时间以及恩主制度的衰微带来的出版商与作者、读者的关系等因素，都促进了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的形成和读者队伍的扩大。 被称为“早期卢卡奇门徒”的戈德曼主要生活在法国。与卢卡奇不同的是，他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实际上带有更多的经验实证成分。其发生结构主义方法的核心，指向在大环境中对一个行为的解释，即对行为发生的根源的追溯，要把它置入一个更大的结构背景，从而部分的、独立的事件或行为在一个整体中得到了说明和阐释。而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则存在于作品所透露的“世界观”，即从“文本”到“世界观”到“群体的意识和精神生活”以至于再扩展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层层递进的解释过程。在《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运用发生结构主义方法对拉辛和帕斯卡尔之间存在的共同的悲剧世界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把他们透露的思想归入穿袍贵族这一社会集团的思想意识中，进而放进法国历史，甚至纳入整个西方社会，从而实现对拉辛作品或帕斯卡尔思想的理解。在《论小说的社会学》中，他从历时层面，以小说不同的时期透露出的“集体意识”，对应于资本主义不同时期的形态特征，进一步对其发生结构主义方法进行实践。 从以上小说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是辩证的方法、经验主义社会学的方法或者二者的综合，在小说社会学实践中都体现出关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特别是个体性、个人的重要性、人与物的关系等，强调小说的生成与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等。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作为近几百年来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形式，对它的研究经历了从历史研究走向形式研究，再从形式走向历史的一个过程。当然，当代的小说社会学研究是在汲取形式主义方法营养的基础上对小说进行文学——社会关系的深层探索，一如瓦特的经验主义小说社会学以及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小说社会学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作品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的历史研究，而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文学研究内容，也深化了文学这一事物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过程。 注释： ①[英]玛丽·伊凡丝《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廖仁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92页。 ②[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4页。 ③[美]亚历山大《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一卷)：实证主义、预设和当前的争论，于晓、唐少杰、蒋和明译，苏国勋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页。 ④[法]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张英进译，张英进、于沛《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⑤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62.第一个复数的“具体物质过程”在文中体现在“用人声和乐器产生音响，手写或印刷文字，在帆布和泥灰上涂抹颜料，在大理石或其他石头上雕刻等”。 ⑥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pp. 62-63. ⑦Harry Levin, "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Novel", Refractions: Essay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23(该评论文章曾发表在1965年《思想史杂志》第1期(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Ideas, XXV, 1, January-March 1965.) ⑧[匈]卢卡奇《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1945)[A]，严宝瑜译，卢卡奇文学论文集(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01-302页。 ⑨[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92页。 ⑩[美]洛文塔尔《文学与社会》，张茁芜译，张英进、于沛《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6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