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明清市民美学思潮有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倾向与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休闲美学。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闲”范畴时，只有把“闲”范畴与明清市民日常生活审美化联系起来，才能对中国古代美学中“闲”范畴的历史性演变与内蕴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即可以发现它随着社会历史的转变，如何从先前的文艺创作与欣赏(宋及之前)而走向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明清)。 关 键 词：明清市民美学思潮/闲情/闲趣/闲适 作者简介：胡健，男，江苏沭阳人，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闲”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审美范畴。近来已有学者对“闲”这个审美观范畴进行了较系统而很有益的探讨[1]，这位学者把“闲”与儒、道、释的美学精神联系起来，发掘“闲”范畴的美学意义，并论证了“闲”范畴与“静和素淡”的审美心胸、“有为而自然而然”的艺术审美形式、“有为而自由”的审美意境之间的关系，读来颇感有些新意与启发，但也感到有些明显的不足，这主要在于在梳理阐发中国古典美学“闲”范畴时，没能更进一步把“闲”范畴与不同于儒、道、释的明清市民美学思潮联系起来，去更好地发掘中国古代“闲”范畴的丰厚美学意蕴，发掘明清市民美学中的休闲美学。本文打算在这方面稍作点探讨，以向研究“闲”范畴与明清市民美学的同道求教。 一 在探讨“闲”范畴与明清市民美学思潮之前，我想先引录为苏状文所忽略的一则有关“闲”的资料，因为这则资料在我们研究“闲”范畴时似乎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与意义。这则资料就是北宋苏轼的著名散文《记承天寺夜游》。苏轼的这篇散文不长，现转录如下：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拚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柏竹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柏竹？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段资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是它生动完整地描绘了一个审美事件。因为夜晚“无乐”，苏轼与张怀民去游承天寺，并感受到了一种平时所没有感受到的月夜之美，感受到一种主客交融的审美意境。二是苏轼与张怀民之所以能感受到为别人与自己平时所忽略的承天寺月夜之美，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心态不再是那种沉湎于实际事务的“俗”，而是超越了日常事务的心情超然的“闲”——正是这种超然的“闲”的心态，才使他们由世俗之人而转化成为审美之人，即文中所谓的“闲人”，三是也因为如此，承天寺的夜景也南一般的景物而转化为了空濛的审美意象。可见这个“闲人”之“闲”在这一审美事件中何等重要，它几乎可以说是形成了这个审美事件的关键。“闲人”之所以不同于“俗人”，在于“闲人”对日常生活保持了一种既超脱(实用)又欣赏(形象)的审美距离，对日常景物采取了一种与平常有别的审美心态，这才使得对日常景物的审美变得可能。苏轼在《和陶归园田居》中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我适物自闲”是说“我”成为了“闲人”，“物”也就成了“闲景”，审美活动便产生了，“乐”即美感就出现了。不仅如此，这段资料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如果从中国古代美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它明显地带有某种预示性——这则资料中的“闲”不再是对艺术审美而言的，即不再如苏状所论证的那些内容，而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而言的，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可以说正是我国明清市民美学思潮的重要内容或特征。在明清散文中，像苏轼《记承天寺夜游》这样表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散文非常之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苏轼的这篇散文是明清市民美学思潮表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先导。“闲人”、“闲物”之“闲”则可以说是明清市民美学中“闲”范畴的先导。苏轼还说：“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处劳苦易，处闲散难。”(宋·何远《春渚纪闻》引苏轼语)明人莫是龙在《笔麈》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古惟巢居之徒，豪濮之侶，能蝉脱尘埃，造物不复能为之拘，可谓遁天之民。故曰：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不是等闲人，信矣！”“俗人”处处可见，甚至谁都是“俗人”，但由“俗人”而为“闲人”——即审美之人却不是谁都可以的。拈出“闲”、“闲人”、“闲物”的苏轼，对封建后期的中国古代美学的影响确实是不容低估的。 二 我们知道，休闲现在已经成为了一门新兴的学科。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实际上也折射出了休闲与审美的关系——因为休闲而审美，日常生活审美化了；因为审美而休闲，休闲有了审美的意趣。而这种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审美快感，古人把这称作“闲适”。 如前所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我国明清市民美学思潮的重要内容或特征。那么，明清市民美学思潮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内容或特征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去看。 首先，从经济基础上看，学术界早就有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工商皆本”的提出实际上正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征。随着城市的兴盛、工商活动的扩展，坊主商人地位的提高，中古森严的等级秩序确实被侵蚀与被松动，单一的经济结构(自然经济)与风貌也被改变了，市井平民阶层空前扩大并活跃起来，个性有所解放，生活的空闲时间增多了，从而形成了有着共同利益欲求的社会阶层与不同于中古的市民生活。这就构成了明清日常生活审美化或“休闲美学”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基础。 其次，从思想上看，“自然人性”与“百姓日用”被空前地强调与突出出来了。李贽就曾从自然人性的角度去重新解释人，把人还原为感性个体的自然存在，肯定人的自然欲求的合理性，肯定人的现世生活的正当性。李贽在《德业儒臣后论》中说，他所谓的“道”就在“街谈巷议，俚言野语”之中，就在“百姓日用处”，“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取风水为儿孙福萌，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藏书》卷三十二)。他的这种对人的重新阐释与对现世日常生活的肯定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这种思想同样反映着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欲求，带有从中古突向近代转变的特征。它显然是迥异于主张以道德为本体的儒家学说、以自然为本体的道家学说与以虚无为本体的佛家学说的。这就构成了明清日常生活审美化或“休闲美学”的思想观念方面的基础。 再次，文人或士人美学思潮的影响。苏轼可以说就是士人美学思潮的最重要代表。正是市民阶层的兴起与士人美学思潮的结合，促成了明清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也就是说，市民美学思潮与士人美学思潮的一种结合，使有文化的市民开始用士人的审美眼光去看待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发现诗意，并获得审美的享受。从中国美学史的角度去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此前不曾出现过的重要美学现象。于是，在明清市民美学那里，宅院(庭院、门窗、花园、草木等)成为了审美对象，居住(书房、家具、文具、清供等)成为了审美对象，远处的山水风光或近处的风景风物等等也都成为了人们的审美对象。明清市民美学思潮明显的是不同于此前儒、道、释的美学思潮的，而具有一种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重要特征，士人美学所形成的审美趣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休闲美学”所产生的不可缺少的审美方面的基础或条件。 明代的散文小品就是当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真实而生动的见证，不管是记人的如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或张岱的《柳敬亭说书》；不管是记游的如袁宏道的《满井游记》、《虎丘记》、《观第五泄记》或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不管是记事的如《项脊轩志》，还是记感的如吴从先的《小窗自记》；都莫不充满了作者个人对具有近代风味的日常生活的鲜活描写与真切品味，虽然普普通通却也诗意动人。很明显，“这些散文中的情趣不再是那种论道、说玄、谈禅的情趣，而就是普普通通而又真真切切的市民生活的情趣。”[2](P215)这种情趣在此前的散文——如先秦诸子、史传散文、庸宋古文——中是不曾有过的，倒是与苏轼《记承天寺夜游》的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在精神上倒是一脉相承的，即以一种“闲”的审美心态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感受与品味其中的美。“工商皆本”使得一些地区的经济发达起来，“百姓日用”成为了市民们关注的对象，闲暇时间增多了，具有文化修养的市民知识分子即“闲人”大量出现，于是日常生活被审美化了，或审美被日常生活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的市民美学思潮是不同于先前的儒、道、释的一种新的美学思潮，它是一种体现着有文化的市民阶层趣味的美学思潮。 三 明清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审美日常生活化，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休闲美学”。“闲”甚至可以说是这股思潮的最核心范畴。下面想摭拾一点零星的资料，来对明清市民美学思潮中的一些与“闲”有关的子范畴稍作一些探讨，意在抛砖引玉。 先说“闲情”。东晋陶潜曾写过《闲情赋》：“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在陶潜那里“闲情”即“定闲之情”。后来“闲情”渐变为闲适之情。如唐代皎然《酬乌程杨明府华雨后小亭对月见呈》：“夜凉喜无讼，霁色摇闲情。”宋代梅尧臣《和公仪龙图忆小鹤》：“闲情且与稻粱饱，寄语休将鸡鹜驱。”到了明清，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闲情”被使用得更为普遍，成为了一个新的审美范畴。如沈三复的《浮生六记》之第二篇即以《闲情记趣》名之，沈三复的生活算不上富裕，但过得却很有情趣，他把日常生活中的“物外之情”、“闲中雅趣”称之为“闲情”。李渔更以《闲情偶记》作为自己的著作之名，并在“居室部”中说：“若能实具一段闲情，一双慧眼，则过目之物，尽是画图，入耳之声，无非诗料。”无论是“闲情记趣”还是“闲情偶记”，它们所谓的“闲情”实际上都是指一种源于市民日常生活但又对市民世俗生活有所超越玩味的审美感情，它表达出的是市民阶层有别于传统所谓载道或悟道之乐的新的审美崇尚。如《闲情记趣》中提及的“闲情”的对象几乎都是普通的日常生活。诸如居家、叠石、茶道、美食、同艺、游览、听曲、看戏……这些都可以归属到“闲情”这一审美范畴。明人王宇《亦园問业序》中说得好：“凡人身虽闲，心不能无寄。桑者闲矣，十亩其寄心也；碧山闲矣，桃花流水其寄心也。吾侪谢事闲居，心既耻为不善矣，而或寄之词赋，寄之山水，寄之蚤酒，寄之花小禽鱼，要于自娱。”(《乌衣集》卷二)“闲情”就是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审美意味的闲适之情。 与“闲情”相近的是“闲趣”。如果说“闲情”是指源于市民日常生活但又对市民日常生活有所超越品味的审美情感的话，那么，“闲趣”则是指源于市民日常生活但又对市民日常生活有所超脱与品味的审美趣味。明代周廷用《石泉居士序》中说：“石泉之下，有隐君子焉，心闲趣逸。”(《八悟集》卷一)“闲趣”又作“真趣”、“别趣”、“趣逸”、“趣”。“真趣”是指在日常生活中超越了世俗功利，从而发现与产生的审美趣味。它强调作为审美主体的“闲人”必须具有自己对日常生活的真实独到的灵性与发现，这就如明人陆云龙在《叙袁中郎小品》中所说的“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皇明十六家小品》)。亦如袁中郎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所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袁宏道集》卷十)因为“闲趣”、“真趣”与正统审美趣味不尽相同，因而它们有时又被称之为“别趣”、“别趣”、“趣逸”。验证于明清的散文小品，我们不难对这种“闲趣”、“别趣”、“真趣”有所理解。“闲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凭借审美主体的性灵而发现的日常生活的意趣，这可以说也是明清小品的重要特征。如果从中国美学史的角度去看，这种“闲趣”显然不同于那种谈玄说禅的理趣，也不同于诗歌中那种言近旨远的“兴趣”(严羽)，而可以说就是普普通通而又真真切切的个性真情与日常生活交融着的意趣，它是带有文人气息的市民阶层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的个性化的审美趣味。 再看“闲适”。晋郭象在注《庄子·消遥游》时说：“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止，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则有闲矣，其于适性一也。”(郭庆藩《庄子集解》)郭注中已有“适性消遥”之意。唐白居易《与元九书》：“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五》)宋苏轼《与监丞事书》：“君自名臣子，才美渐著，岂复久浮沉里中，宜及今为乐。异时一为世故所縻，求此闲适，岂可复得耶？”(《苏轼全集》卷五十六)闲适即适性消遥、清闲安逸、优游自在之谓也。《庄子·大宗师》中还曾谈到“适人之适”与“自适”：“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也。”“适人之适”就是为了别人而忙碌，而“自适”其实就是上面所说的“闲适”。到了明清，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个性解放，空闲增多，“闲适”成了人们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审美追求，“闲适”成了一个新兴的审美范畴。袁宏道在《识伯修遗墨后》中说：“世间第一等便宜事，真无过闲适者。”(《袁中郎全集》卷十)明人莫是龙《笔麈》就引了明人“安饱意闲适”的诗句。清人宣鼎《夜雨秋灯录续集·石郎蓑笠墓》中也说：“时以短笛自娱，意亦闲适。”闲适有时也被简称为“适”。如明人费元禄在《设采馆清课》中谈与友舟游设采湖时说：“令童子吹短笛而已。兴致不同，亦各言其适也。”“闲适”可以说是审美主体所获得的一种心理上的审美自由的状态。作为审美自由，闲适不同于儒家体仁的快乐，也不同于道家体道的消遥，闲适就是从日常俗务中抽身而出，换上一种审美的眼光去品味日常生活的一种悠然自得的心理状态。“闲适”意味着从俗务中找回了自我与自由，日常生活因之也体现出了诗意美感的一面，因而，“闲适”让主体的心灵在自己的天地里流连徜徉，“适性消遥”，内心宁静而澄澈。明人陆绍珩说：“晨起推窗，红雨乱飞，闲花旅也；绿树有声，闲鸟啼也；烟岚灭没，闲云度也；藻荇可数，闲池静也；风细帘清，林空月印，闲庭峭也；山扉昼扃，而剥啄每多闲侣；帖括囚人，而几案每多闲编；绣佛长斋，禅心释谛，而念多闲想，语多闲辞。闲中滋味，洵足乐也。”(《醉古堂剑扫》卷十二)这里“闲中滋味，洵足乐也”指的同样是审美的“闲适”。可见，闲适作为一种美感，常常是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而又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审美超越与审美肯定，体现为一种审美自由的个人心境。 明清市民美学中与“闲”有关的子范畴当然不止以上三个，再如还有“闲快”、“闲静”、“闲雅”等。 由上不难看出：首先，只有把“闲”范畴与清明市民美学思潮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对中国古代美学中“闲”范畴的历史性演变与内蕴有一个更为伞面而又深刻地把握，即可以发现它是如何从先前的文艺创作与欣赏(宋及之前)而走向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明清)。其次，研究明清市民美学思潮，我们也不能不重视从苏轼开始的对“闲”的重视与意义的丰富。完全可以说，明清市民美学中的“闲”范畴很好地体现着当时市民阶层的审美崇尚，折射着当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内涵与特点。第三，正像美国当代哲学家约翰·凯利所说：“中国人对生活与休闲有着精深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悠久的传统。”[3](P3)明清的日常生活美化或休闲美学，是建筑在新兴的市民生活的基础上的，体现着个性的解放，体现着士人的审美趣味，现今的日常生活美化或休闲美学则是建筑在现代科技与消费社会的基础上的，但中国明清的“闲”范畴对我们现今的日常生活美化或休闲美学能否有些启迪，或许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苏状．“闲”子范畴群的审美意义研究[J].同济大学学报，2010, (6). [2]胡健．中国审美之魂[M].济南：黄河出版社，2000. [3]约翰·凯利(著)，赵冉(译)．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