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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生活”到“生存”的生命体悟 在《明惠的圣诞》中，邵丽主要讲述了乡村女孩明惠进城寻求尊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李羊群虽然是城市主体的象征和明惠尊严的赋予者，但其面目相较于明惠来说，仍然显得较为模糊。根据小说的叙述，李羊群是一个事业有成却遭遇婚恋困境的男人，并且他一直无法理解也无从走出这个困境，从而在生活态度上显得有些迷离。应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能够表征中产阶级的男性形象，但这个形象在《明惠的圣诞》中并没有完成，作者似乎也来不及对这个人物展开描写和分析，这当然是为中篇小说的文体和篇幅所限。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捕捉到如此一个具有生长性的形象，自然不能也不会轻易放过。邵丽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就成功地展开了《明惠的圣诞》中被暂时压抑的关于男性成长和生存的叙述。《我的生活质量》是由中篇小说《王跃进的生活质量》扩写而成，主人公则换成了王祈隆。但不论是王祈隆，还是王跃进、李羊群，在邵丽的文学世界里都是同一个生命体，可以综合起来进行解读。 《我的生活质量》由于主人公王祈隆的官场身份，被很多人尤其是处于大众阅读层面的读者视为“官场小说”。但小说文本真正涉及官场的描写非常少，一些关于官场的片段也没有秘闻的色彩。因而，单纯地把它和官场小说相类比，是不符合文本实际的。而且，相对于一些官场小说对于神秘经验的炫示和暴露而言，《我的生活质量》有意规避此类描写，把叙事的重心放在官场中人的普通人一面的书写，具有自觉的“祛魅”意识。小说对于王祈隆的描写不仅仅限于官场，而是从孩童时代起，也重点写了大学生活以及进入官场之前的故事，甚至写了带有生命前史意味的王祈隆出生之前奶奶的故事，即便是写官场，小说也很大程度上是写官场的场域之下个人的生命状态和情感欲求，所呈现的社会景观也迥异于类型化的官场面相。这是很多官场小说所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触及的，也是很多官场小说作家所无法获得的经验，因为这些经验的缺乏，很多官场小说看似对官场经验津津乐道，实际上呈示的官场世界却内在地缺乏一种可理解性。《我的生活质量》对于所谓官人王祈隆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带有“普通人的传奇”的色彩。作为上海文化符号的女作家张爱玲宣称自己的写作就是为了呈现“普通人的传奇”，她认为传奇中有普通人，普通人中有传奇。《我的生活质量》的叙述动力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对生命存在的这种理解，因而王祈隆的故事很自然地获得了一种真实感，这其实建立于作家的这种叙事态度所提供的可理解性。作者在小说中对于王祈隆的生活轨迹的叙写相当的细腻，细腻之中充溢着体贴的温情。对于王祈隆的生命中的传奇性的叙述，拿捏得十分到位，既巧妙地书写了所谓传奇中所蕴含的普通人的自怜爱及人情世故，又提示了关于传奇的限度，字里行间流泻着建构与拆解相互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于王祈隆在大学时代的尴尬传奇以及其后不断地对这段传奇所形成的心理障碍进行克服的叙述，融嬉笑与悲凉为一体，显示了生命观照的深度。这种透视的深度也贯彻到小说始终，揭示了官人王祈隆如何在成长的环链中把自己的诸多支离的生命碎片艰难地凝结成一个完整的同时也是脆弱的成功者形象。作为男性成长的参照，小说特意花费了较多笔墨描写了王祈隆生命过程中所经历的几个女性，从乡村读书时的李响，到进城读大学时的冯佳，再到参加工作以及进入官场后所遭遇的许彩霞、黄小凤、安妮等，都参与了王祈隆作为成功男人的塑造，是其成长成熟过程中不折不扣的“他者镜像”。王祈隆正是在一次次地从“他者镜像”中发现自我主体、进而克服或掩饰自我局限的生命搏斗中，逐渐成就自己的生活质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生活质量》其实可以视为一部成长小说。除了女性因素之外，主人公王祈隆成长的过程交织了很多因素，诸如城乡差别、社会转型等等，实际上也表征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些内在脉络和症候。 不过，小说的重点当然不是反映现实的变革。《我的生活质量》的主观抒情气息相当强烈，尽管小说文体已经帮助作者节制了不少外露的主观表达。比如，小说开头时对王祈隆奶奶不凡经历的叙写以及后来对王祈隆提升后生活品质的描述，实际上都分明投射着叙述者心仪和赞美的态度。叙述者主观态度的介入通常会加强小说叙述的控制力，但在《我的生活质量》中主观态度的介入却给小说带来一种对话的氛围，这可能是因为小说的叙述者试图理解和把握主人公的生命成长，但同时对这种理解和把握又显得不自信，因而小说的文本不能不呈现出开放的特点，即关于王祈隆的理解空间并没有被叙述者填满，而是留下了许多不确定的空隙。作者对小说文本的这种处理或许是不自觉的，却成就了文本的特色。但是，这种特色并没有均衡地分布在小说每个部分。在有的时候，叙述者的主观介入显得较为强悍，甚至形成了叙述的霸权。比如关于许彩霞的故事，作者虽然花费笔墨较多，但并没有塑造出一个真实的、饱满的、正态化的许彩霞形象，小说文本中关于许彩霞的叙述，很多时候表现了叙述者对这个人物的厌弃，作者的叙述态度不是正视的，因而对许彩霞的形象不免处理得有些丑角化和脸谱化，缺少一个形象所应有的自在的主体性。尤其是小说结尾部分对许彩霞意外死亡的叙写，从叙述逻辑上来讲是缺乏内在支持的，也显示了叙述者在关于这一形象的思想准备上的慌乱和匆促，从叙述伦理上来讲，也是有失妥当的。这一点，如果我们和叙述者钟爱的安妮形象相比，感受得会更为深刻。此外，作者关于王祈隆大学时的狼狈不堪的书写以及后来对其魅力四射的书写，由于强大叙述控制力所造成的各自内在的封闭，彼此相连接的可能性较小，因而王祈隆形象的断裂感太强，事实上有损于主人公形象的基本统一。大概是因为《我的生活质量》是由中篇扩展而成的吧，小说叙述稍微缺乏一点均衡性和统一性，结构上也不够完美，和那种一气呵成式的长篇小说相比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小说中的一些片段，比如开篇关于奶奶的叙述，虽然也很精彩，但对于整部小说来说，似乎是赘余，而且叙述情调也和整部小说相疏离。 《我的生活质量》毕竟是邵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观化的过分介入所造成的一些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家既无法完全超越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也无法完全直面自己的人生经验。在邵丽2013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我的生存质量》中，邵丽摆脱了与切身经验若即若离的尴尬状态，她选择的处理方式是直面惨淡的人生，干脆利落地介入、呈现和分析自己的生命经验。叙述者直接现身，既生动地现身说法般地叙述，又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人生理解，这种无所顾忌的表达的直接性甚至打破了长篇小说文体规范的限制。即便是叙述性的文字也呈现出叙述者直接现身的“元叙述”色彩。小说的结构似乎也不甚讲究，故事片段的缝合感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大胆的逾矩的写作行为，对于小说文本的品质并没有构成真正的伤害，反而给人一种表达的快意和酣畅。作家的情感表达和生命反思潜在地成为了结构小说的线索，情节的组织也显得自然自在，毫无矫揉造作之态。 《我的生存质量》是邵丽生活遭遇重大变故之后的创作，书写的是女作家在变故之后的所思所行以及寻找既往生命踪迹而获得的故事。故事的范围基本上在女作家自己和丈夫的家族范围之内。这些故事，这些人，是跟变故有直接牵系的，因而作者写起来，有充分的经验和十分的把握。作者选择这些人和事来写，也是有深意的。这些人都可谓是至亲，变故前后的事也最能见出世态和人心。作家对于自己长篇小说的命名从“我的生活质量”到“我的生存质量”，虽然一字之差，却意义非凡。从生活到生存，显然具有祛除生活的浮华和雕饰，直抵生存本真的意义。作为作家的同构体的小说叙述者，在叙述这些故事的时候，确实经历了浅入深的体悟的过程，虽然最后还不能说是大彻大悟，但作品灵魂反思的深度却是令人震撼的。叙述者重点叙述了家族的故事，作为自我生命的渊源，叙述者试图从中寻找一些确定性的东西，以便抵消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变故所造成心灵的无助和虚无状态。故事叙述的结果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至少让叙述者自我内心平静，而后重新体会和谅解人世的复杂和生存的不易，进而以悲悯的眼光审视生命，最终达成“握在手里的生命是甜的”[2]296的存在认知。 小说虽然给人以倾泻情绪的印象，但叙事密度也是较强的，因为每个故事都经过作者的生命沉浸，所以看似平淡的小故事其实颇富意趣，经得起品味和捉摸。小说的叙述者巧妙地内设了自己的女儿作为分叙述者，完成部分故事的叙述，这一方面可能是真实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丰富了人物和情节的意义，和主导叙述者的叙述形成对话。不过，大多的叙述由叙述者本人来完成。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我”的形式出现，牢牢地控制着叙述的走向。不过，这种强大的控制力并没有给人物带来非正态化的效果，因为有文本中不断出现的独自式反思，这种控制力已经先在地主观化了，不会给读者造成一种客观的假象。因而也不存在以客观的方式把人物妖魔化的问题。从整体上看，《我的生存质量》是邵丽承前启后的作品，可以视为邵丽此前创作特征的一次集大成式的展示，同时也因为坦率的随笔式的书写姿态而有效规避了此前创作所带有的局限性。因而这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值得重视的文本。 三、姿态倾斜之后的存在反思 邵丽在长篇小说《我的生存质量》的创作谈《从生活到生存》中说：“这部作品是对过去生活一次郑重的和解，也是与未来的生活庄严地签订一个新的契约。”[3]其实这种和解在女作家经历变故之后的痛定思痛之后就已获得，契约也是在此时签订。因而在《我的生存质量》创作之前的一些作品中，邵丽的写作已经呈现出了新的景象。这种景象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小说的叙述开始变得柔软和从容，小说的叙述者也开始具有一种内敛的慈悲的眼光。原来邵丽作品中那个强势的甚至带有几分骄傲的优越感的叙述人消匿了，被叙述的故事也变得浑然一体，真正是生活原态的自然呈现。这种写作的境界对于邵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当然也来之不易。 表征这种写作境界的一些作品，比如《亲爱的，好大的雪》、《阴阳劫》、《北去的河》、《城外的小秋》等作品，在选材上和前期的一些作品具有延续性，《亲爱的，好大的雪》、《阴阳劫》等中的一些片段甚至可以视为对前期相关作品的一些重写，《北去的河》、《城外的小秋》和《明惠的圣诞》相比，在城乡主题的叙写上也别开生面。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对于人物的塑造，还是对情节的铺展，都充满了耐心，最大限度地做到了“贴着人物写”；叙述者对叙述的直接介入也显得不留痕迹，叙述者对人物投注的也多是带有呵护意味的平视的目光。《亲爱的，好大的雪》的女性主人公在对婚姻生活有些失落的同时也学会回望自己的情感状态，以生活的韧性和理性节制了情感的放纵。这种节制不同于以往中产阶级的顾影自怜，而是对生活的深入理解之后的体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的话正适合用来形容这部小说的情调。《阴阳劫》对男性主人公的塑造也是如此。因为对人物采取了“理解之同情”的姿态，小说的叙述不温不火，没有了那种急于把握人物的窘迫，对故事的讲述也使人感同身受。《阴阳劫》很容易让人想起《分享艰难》之类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浪潮中的作品。邵丽笔下的新的现实也同样具有冲击力，因为这现实是那样地逼近人们真实的生存和生命经验，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城外的小秋》、《北去的河》写的是急剧的城镇化进程中乡土伦理的丧失以及人的失魂落魄的状态。小说以乡土青年女性为观照对象，细腻地传达出敏感鲜活的生命对于城市的抗拒，这种抗拒虽然显得无力，但却显露出城市的内在弊病。在很多人看来，作家选取农村青年女性的感受作为对城市文明的反思依据，是有几分不现实的，现实中更多的是明惠这样的农村青年女性。作家也许感知到了这一点，在故事的讲述中，叙述者也援引了很多人(包括男性成功者)深切的感受也来支持这种反思。但作家似乎对此类叙述的效力仍然缺乏信心，故而文本中萦绕着浓郁的抒情氛围尤其是挽歌情调，对女性主人公的塑造也有些浪漫主义化。不过，作为反思性的抒情小说，如此的文本形态既是无奈的，也是必然的。这让人想起沈从文的名作《边城》。女作家此时的作品真的是有一点经典的气息了。 邵丽小说作品中叙述人主观强势的隐匿不是技术性的，因而效果也不单纯是形式上的。经过家庭巨大变故后的邵丽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性，也意识到自己的主观感知和思考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作家要想去最大程度地理解现实进而去解释自己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悬置自己的主观立场就是明智而必要的选择。在当下瞬息万变的现实处境中，这样的选择尤为关键。因为，太多的人意识剑，今天的现实比小说更令人吃惊。因而呈现真实的生活经验、逼近鲜活的生存情状，是现在的小说家最宝贵的能力之一。关于此，哲学家桑塔亚那的表述可能富有启发性。他曾在其名著《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和歌德》中如此阐释古罗马哲学诗人、长诗《物性论》的作者卢克莱修的特点：“这种天才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将自身消失在对象中的能力，即他的非个人性。我们仿佛不是在读一位诗人之诗，而是在读事物，而是在读事物本身之诗。事物有它们自己的诗，不是因为我们将它们变成什么东西的象征，而是因为它们自身的运动与生命。这是卢克莱修如此明白地向世人证明的。”[4]5、6卢克莱修的才能的确是杰出的，但完全地把主观自我消失在所书写的事物中，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我们当然不会也无法要求作家完全地放逐主观，卢克莱修的启示意义在于我们只有放弃自以为是的傲慢和偏见，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自我、丰富自我，进而呈现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自我生命浴火重生的邵丽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在创作谈《倾斜的姿态》中探讨过“作家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生活”的问题，尽管她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拿捏得与现实所允许的达到某种平衡”[5]的问题，但也已分明地揭示出她悬置主观、姿态倾斜的自觉。这样的自觉理应产生出优秀的作品。 姿态倾斜之后的邵丽，果然出手不凡。除了上述的一些作品之外，邵丽的《刘万福案件》、《挂职笔记》、《人民政府爱人民》等小说都在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强烈的影响。这些作品直接切入当下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深刻书写了社会转型期各个阶层所面临的问题。这些作品引起文坛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书写的题材涉及近年来文坛和学界所关注的公共话题，诸如底层书写、苦难书写之类的叙述，很容易获得现实的冲击力。但是，邵丽的这些小说的优长显然不仅仅表现在题材的尖锐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对现实矛盾的理解已经超越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化、镜像化的认知，深入到了当下现实深远而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背景中。用邵丽自己的话说，就是“把刘万福的故事用一种通俗的方法演绎出来，显然充满了现实的危险。它的危险在于，附丽在故事背面的东西太多了。或者换句话说，刘万福的故事恰恰是我们国家某个生存群体生活方式的背书”[6]131。因而，她写刘万福的故事，讲述了其“三死三生报党恩”故事的荒诞、凶险和反讽。小说也同时写了县委书记周启生的故事，讲述了其为人为官的抱负与尴尬。两个人的故事并没有直接交集。但看似无关，实际上是互相作为背景或“背书”的，县委书记周启生要面对许多个刘万福，刘万福也要面对许多个周启生，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正是当今社会现实的深刻隐喻。同样，在《挂职笔记》、《人民政府爱人民》中，小说家也没有对官员和农民形象进行类型化的处理，没有简单地进行价值评判，而是试图让人物自己说话、生活自动呈现，在这些故事中，你会发现官员有他们自己的悲欢和烦闷，也有他们自己所难以克服的窘迫处境，同样农民也有偏执和戏剧性的人格，彼此在同一个社会结构中相互纠缠，导致一个令所有人不堪的局面。生活本身的悖谬真是超乎人们的想象和小说家的虚构了。正因为此，作家在讲述这些故事时，放弃了先入为主的对生活经验的理解，真正做到了写作姿态上的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用邵丽所引的表述就是“我体会了和他的悲哀同样的悲哀”。在这些小说中，邵丽也最大限度地放下自己，把自我的生命存在放置于广漠人群的存在中进行理解和省思，从而使自己的生命连接着众生和万物，进而日益变得博大和丰富。 作为河南女性小说家的领军人物，邵丽目前已经取得了不俗的创作业绩。邵丽有丰厚的生活经验积累，又经历了不同寻常的生命彻悟，近期的写作也显示了新的高度，因而我们有理由对邵丽的创作提出像对大作家那样的期许。 收稿日期：2014-01-20 参考文献： [1]邵丽．腾空的屋子[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2]邵丽．我的生存质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邵丽．从生活到生存[J].长篇小说选刊，2013,(4):210. [4]董丽敏．视野与方法：重构当代文学研究的版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5]邵丽．倾斜的姿态[J].小说选刊，2012,(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