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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诗词本位，葆有纵向视野，重视特定的文学生态 针对既有研究存在的缺憾和不足，笔者呼吁今后的研究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回归诗词本位的价值立场。因为现当代诗词和新文学之间曾经有过的啼笑姻缘，致使相关研究偏离了应有的价值立场。故当我们平心静气地总结既有研究的得失利弊时，有必要重申这似乎理所当然具备的前提。首先，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应从诗词本身的评价标准出发决定去取。一个在现当代进行诗词创作的人，值不值得成为研究对象，可不可以进入诗词史，不在于他的身份、地位、职业、性别、名声等等，而在于其诗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否达到一定高度、是否有值得称道的新变。唐代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中曾说：“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这应该是所有研究者需要具备的风骨和原则。当然，在现当代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充满了人情利益纠葛的时代，客观地沙里淘金确实存在难度，但不能因此望而却步、混淆美丑。相反，通过艰苦的努力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总集类?序)，推动现当代诗词的经典化，正是研究者的使命。比如，浙江的邵祖平、江苏的唐玉虬、四川的赖高翔、广东的程坚甫、甘肃的马騄程和刘持生、湖南的彭靖等等，在今天知名度不高却足以成家，然而关于他们的研究十分薄弱甚至还处于空白。其次，在研究采用的理论、方法、问题、范畴、术语上，应该充分重视诗词的自身特性和传统诗文品评的经验，并适当地进行现代转化。既具有深厚中学功底、又饱受西学浸染的胡先骕等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张之洞、陈曾寿、文廷式等人诗词的评论，有值得重新审视、借鉴的必要。 第二，葆有数千年诗词流变的纵向视野。现当代诗词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诗词在现当代时间段里的自然延伸和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诗歌史有机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葆有数千年诗词流变的纵向视野，才能敏锐捕捉现当代诗词的新变，准确评骘诗人诗作，对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或聚讼纷纭的症结作出公允评判；否则，难免闭目塞听、坐井观天、买椟还珠或独断专行。正如钱基博所云：“现代文学者，近代文学之所发酵也。近代文学者，又历古文学之所积渐也。明历古文学，始可与语近代；知近代文学，乃可与语现代。”(《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论》)比如，在对新诗和旧体诗应该采取的态度上，一些进行新诗、旧体诗创作研究的诗人学者彼此指摘，否定对方存在的价值。但如果我们从数千年诗歌流变的纵向视角审视，就会发现：每一种新诗体的产生，只是为中华民族百花齐放的诗苑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并不意味着原有品种的消亡，五七言诗、近体诗、词、曲的产生无不如此。这样考察，就能对新诗和旧体诗采取更为理性宽容的态度：“不薄新诗爱旧诗”。 要使现当代诗词研究回归诗词本位的价值立场、葆有数千年诗词流变的纵向视野：一方面，从事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最好能目光“下行”，加入到现当代诗词研究队伍中来，担负起存亡续绝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现当代文学出身的研究者最好能目光“上行”，加强诗学修养，丰富对数千年诗词流变的认识。此外，笔者呼吁所有研究者在业余都能尝试一下诗词创作，具备一定的创作经验，这样再去研究诗人诗作，才会切理厌心，避免隔靴搔痒。 第三，重视现当代诗词置身的文学、文化生态。研究现当代诗词，除了葆有数千年诗词流变的纵向视野外，还必须重视诗词在现当代这一特定时间段中置身的文学、文化生态。毕竟古代诗词和现当代诗词置身的文学、文化生态有所差异，这决定了它们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就像同一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具有不同的景观。在古代，诗处于文学正统地位，词也很早就成为士大夫抒情言志的工具，但在现当代居然跌为不被认可的附庸。这种文体地位的嬗变对于诗人创作心理和诗作精神风貌有什么影响，值得探究。还有，现当代诗词与新文学文体(如新诗、散文、小说)之间的互动关系，亦需认真考察。比如，研究聂绀弩的诗，无法绕过他的杂文。另外，现当代文艺政策、知识分子境遇、领袖好恶、政治文化事件等等对诗人心态、诗词创作的影响，亦要花大气力研究。当然，对现当代文学、文化生态的重视、关注，必须以诗词为圆心，不能偏离诗词本位，更不能将诗词研究变为其他文体研究或文化研究的附庸或工具。 总之，现当代诗词研究已在艰难中起步，只要我们回归诗词本位的价值立场，葆有数千年诗词流变的纵向视野，重视现当代诗词置身的文学、文化生态，定能逐步揭示它长期以来被遮蔽和歪曲的庐山真面目，还它以公正而客观的文学史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