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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诗词有其存在价值，勿将其变成新文学的附庸 目前的现当代诗词研究队伍，除了施议对、曾大兴、胡迎建、刘梦芙、马大勇、曹辛华等少数几位具有古典文学的研究背景外，绝大多数是现当代文学出身的研究者。这种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直接导致了既有研究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不足。 首先，受关注较多的是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其次是某些名人(如政界名人毛泽东、学界名人陈寅恪和钱钟书等)的旧体诗。这种选题倾向往往基于新文学或名人研究的考虑，并不一定出于现当代诗词本身的判断标准和价值立场。比如，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按实际研究对象看，称为“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论稿”更为恰当。再如，《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朱文华)、《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吴海发)也把很大篇幅给了新文学作家或各界名人。不少硕博论文和期刊论文(如李怡《鲁迅旧体诗新论》)对新文学作家或名人的旧体诗进行详细的个案研究。新文学作家或名人的旧体诗并非不能成为现当代诗词研究的对象，作为个人的研究选择，无可厚非。问题是它们并不代表、更不等同于现当代诗词。学界的主要研究聚集于此，或某些学者即用此概称现当代诗词，除了可能以偏概全、“抓芝麻丢西瓜”外，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研究格局和潮流似乎隐含着如下前提：现当代诗词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是新文学作家或名人的作品；现当代诗词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是研究新文学作家或名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消解了现当代诗词及其研究的独立价值。 其次，不少研究者运用新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范畴、术语去考察现当代诗词，不仅难免扞格之弊，且有消解现当代诗词自身特点和价值的危险。新文学和现当代诗词作为共同历史进程或同一创作主体的产物，不排除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我们也应看到现当代诗词这一历史悠久的文体演化生成的自身特点，这恐怕也是它不同于新文学的价值所在。因此，新文学研究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现当代诗词研究的问题；新文学研究可以采用的理论、方法、范畴、术语等等，不一定适用于现当代诗词；新文学的合法性，不一定是现当代诗词的合法性。比如，关于现当代诗词可否“入史”问题，是近年讨论的热门话题。辩论的焦点在于现当代诗词是否具有现代性，双方引经据典，据理力争，但往往各说各话，谁也说服不了谁。且不说各人对现代性的理解存在偏差，就是作为新文学范畴的现代性是否可以成为现当代诗词存在合法性或“入史”的判断标准，这一前提本身就值得质疑。新诗书写的内容和形式并非皆然无中生有、全部具有现代性，我们不能光看到它对诗词传统变革的一面，而无视继承的一面。或许，恰恰是继承的一面，即“非现代性”，正体现了汉语诗歌艺术和人类精神追求的永恒性，更值得珍视。现当代诗词亦应作如是观。因此，是否具有现代性，不能成为评判现当代诗词可否入史或价值成就的标准。教条式地运用新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概念、术语去考察现当代诗词，即使动机是保驾护航，也有可能“屏蔽”现当代诗词的某些固有特点，将其变为新文学的附庸。这是在研究思路和结论上对现当代诗词存在价值的消解。 再次，一些研究者因为缺乏相应的诗学修养和对数千年诗词流变史了解不多，研究难免出现硬伤或评判明显失当。刘梦芙《〈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指误》、沈喜阳《研究诗词要有基本文史常识》等文章都指出过某些学者因欠缺基本的文史常识和诗词格律知识，出现低级错误或对诗人诗作评骘失当的例子，这里就不再另外举例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