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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已形成新的学术生长点 自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新诗逐渐登上诗坛正统地位，传统诗词处于被忽视、被排挤的境遇。然而，诗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直绵延不绝地发展着，于某些特殊的历史情境(如抗日战争)还会在社会上绽放出绚丽的光焰。且不说深受传统文化陶冶训育的旧诗人或诗词研究者、爱好者在现当代仍然公开或隐秘地进行着诗词创作，就是那些新文学的健将或著名作家也有不少“勒马回缰”做起了“旧诗”，如闻一多、臧克家等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学热”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华诗词学会和其他省市县乡甚至基层单位各级各类诗词学会、诗社的纷纷成立，喜欢诗词并操觚创作的人越来越多。就水平和质量而言，现当代涌现出的黄节、柳亚子、聂绀弩等一批杰出诗人，放在数千年诗词史上，也是光芒四射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现当代诗词遭遇了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无视、冷落。古代、近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往往截止于五四运动。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则出于某种狭隘封闭的文学史观，有意在研究中“压迫”或“屏蔽”诗词创作。唐弢先生主编的影响颇大的3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拒绝书写旧体诗，即代表并影响了相当一段时期的现当代文学史观。如果说在新文学成立之初，对传统诗词的有意“压迫”仍带有为新文学维护合法性的焦虑，可以理解；那么在新文学已获得正统地位，需要全面、客观、严肃地梳理总结现当代时间段里的文学现象和成就时，这种文学史观就显得有些狭隘、片面和主观。1980年1月，作为当代文学重要作家的姚雪垠致信茅盾，对既有的现代文学史观提出质疑，主张把旧体诗放在“大文学史”应包括诸元素的“第一”位置来讨论。姚氏观点在当时没有引起较大反响。但两年后，于聂绀弩《散宜生诗》出版之际，胡乔木为之作序，认为“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这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旧体诗已有认可，无疑对重估现当代诗词价值有积极影响。随后，毛大风、丁芒等当代诗词的评论者都为现当代诗词的成就和遭遇鸣不平。80年代末，现代文学研究界兴起著名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不少研究者逐渐关注现当代诗词，主张应给予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 90年代，国内兴起“国学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所改变。在此背景下，学界对现当代诗词的关注越来越多。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较为火热。不仅相继出版了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冯永军《当代诗坛点将录》、刘梦芙《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等10余部专著，而且有数十位博士、硕士将论文题目聚焦于现当代诗词，如王巨川《清末民初时期新旧诗学互训》、徐晋如《二十世纪诗人征略》、孙志军《现代旧体诗的文化认同与写作空间》等等，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更是有数百篇之多。这些研究虽然不无遗珠之憾或概略之弊，但毕竟筚路蓝缕地将长期以来被正统文学史“屏蔽”的文学现象——现当代诗词呈现在学界和公众面前，并且推动其成为学术研究的增长点。正如马大勇《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所云：“在当今学界，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已经形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并有望在未来数年中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焦点和热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