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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接受主体，也具有十分明确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农兵”当家做了主人，因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便成为了文学创作的唯一目的。由于“工农兵”没有什么文化(这并不是一种贬义之词，而是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接受不了那些所谓的高雅艺术；故“雪中送炭”要比“锦上添花”更为重要，而“普及”则又直接导致了文学通俗化的流行趋势。我们现在去研究红色经典的审美价值，绝不能绕开那一特定时代的普世价值，因为“工农兵”既是创作主体同时也是受众客体，这是红色经典能够借助民众迅速走红的根本原因。那么，文化层次不高的作者与读者，究竟是在以一种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建立起了文学供需之间的平衡关系？回答自应是他们对民间“故事”的共同兴趣：作者依据他们的情绪记忆去生动地“讲故事”，而读者则依据他们的情绪记忆在静静地“听故事”——诸多现代革命的英雄事迹，正是以民间传奇为艺术载体，并通过“古为今用”的意义转换，造就了红色经典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所以有学者曾这样评价说，红色经典作品“节外生枝，险象环生的故事处理方法，与民间说书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故事大起大落，情节大开大阖，人物大忠大奸，情绪大喜大悲，把艺术各种要素都推向极致，产生了引人入胜的魅力”⑧。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由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绪记忆，在崇拜传奇英雄方面达成了一致的思想共识，所以许多读者在回忆红色经典对他们的影响时，都说他们从革命英雄那里所学到的东西，是“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以及他们敢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传统气概！⑨比如读了小说《铁道游击队》，就曾有人“老想爬上奔驰的公共汽车”，试图去做一个飞檐走壁的现代侠客；⑩读了小说《林海雪原》，则会突发奇想地去寻找“威虎山”，要做一个“杨子荣”似的传奇英雄。这充分说明红色经典的传奇叙事，的确具有激活读者传统想象的神奇功能。读者喜爱红色经典小说的痴迷程度，我们还可以用一组具体数字来说话：小说《红岩》发行了1100万册，小说《林海雪原》发行了450万册，小说《铁道游击队》发行了400多万册，小说《苦菜花》也发行了200多万册。在全民经济与文化水准都不高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小说大多能发行百万册以上，这种令现在所有作家都羡慕不已的文学奇观，恐怕是中国文坛再也不会出现的明日黄花了。发行量也许并不能代表本质，但却具有研究红色经典的参考价值。我们还应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红色经典小说之所以会热浪滚滚盛况空前，电影改编也是功不可没的重要因素。红色经典小说的电影视觉化，对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兵”大众而言，无疑是一种文学欣赏的巨大解放——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识字不多，无法通过作品文本去了解红色经典的故事情节；而电影视觉化则使他们超越了文字障碍，仅凭视觉就能直观地去看懂“故事”，因此以银幕形象替代文字叙事，极大地扩展了红色经典的社会影响。电影这种通俗文艺媒体的强劲介入，与作者和读者世俗化的审美倾向，几乎构成了完美无缺的高度统一。另外，看完电影再去阅读小说，这也是当时文学欣赏的一种时尚。我在这里举一个简单例子：小说《青春之歌》1958年出版时，发行量还仅仅只有94万册；但到了1959年电影《青春之歌》公映之后，短短一年多时间便突破了300多万册。可以说多数红色经典小说的大众化传播过程，都离不开这种视觉加文字的便捷途径。这是红色经典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秘诀。 再者，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的集体创作，也具有古代民间通俗文学创作的共性特征。胡适在谈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历史成因时，就曾提出过这样一种理论见解，他说民间传说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故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章回体小说，实际上是一种“滚雪球”式的创作模式。(11)红色经典小说的成书过程，虽然没有章回小说那么复杂，但也摆脱不了集体“滚雪球”之嫌，只不过学界对此关注不够罢了。红色经典小说绝不是署名作者的一己之功，而是众多参与者集体劳作的智慧结晶。比如曲波提交给出版社的《林海雪原荡匪记》，当时只有15万字的故事线条；然而半年多时间便骤然扩充到了40余万字，曲波本人在“后记”里一再感激“责任编辑”的辛苦付出，倒是值得引起我们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因为“责任编辑”作为一个“潜作者”，他们对红色经典小说的最终成书，应该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同样是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冯德英，他的长篇小说《苦菜花》刚一问世，就有人质疑这部鸿篇巨制是不是作者本人所写？(12)原因与《林海雪原》大致相同，《苦菜花》初稿交给出版社时，只有20万字左右，半年之后却变成了40余万字。我当然并不否认作者自身的不懈努力，但“责任编辑”被组织上委派介入，难道就只是“润色文字”那么简单吗？多出来那半数以上的部分究竟又是由谁所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发展史上，“潜作者”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字编辑，他们具有对文学作品全面修改的绝对权力，从人物形象到故事情节甚至于作品名称，最终都是由他们出面来亲自定夺的，这是红色经典隶属于“集体创作”的一个典型特征。对于这一长期被历史所遮蔽了的重大命题，长篇小说《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就曾给出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明确回答：责任编辑不仅要去承担红色经典的文字润色，而且要积极地介入与干预作者创作的全部过程。张羽说他在接受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的委托之后，与罗广斌和杨益言在北京一个招待所里同吃同住同修改，天天朝夕相处大约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对《红岩》原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全面改写。其中在他的提议下，新增加了许多人物和情节，作品原稿的叙述文字，也做了大规模的增删。比如：第4稿删掉了近4万字，增加了1万多字；第5稿删掉了2万多字，重写了4万多字；这都是由张羽本人亲自所为。而且，就连《红岩》这一书名，也是由张羽本人从“地下长城”、“红岩朝霞”、“红岩巨浪”、“嘉陵怒涛”等十几个书名中，最后筛选出来的。(13)不仅如此，小说《红岩》在其创作过程中，中共重庆市委常委还集体开会出谋划策，市委书记任白戈更是以“表彰先烈、揭露敌人”为其定调；许多重庆地下党的老同志，也纷纷向作者讲述革命先烈的斗争“故事”；老作家沙丁则义不容辞地担当写作顾问，热情地替作者编织作品文本的故事情节。长篇小说《红岩》正是通过这种集体智慧形成的结晶。在所有红色经典作家中，罗广斌与杨益言的学历最高，他们都曾读过大学；即使这样《红岩》还需要他者去参与创作，那么《林海雪原》、《苦菜花》等作品的“修改”命运，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集体创作延续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光荣传统，同时也更增强了红色经典的通俗性质——作者在“听闻”的基础上去“讲故事”，而参与创作者又依据自己的经验去丰富这一“故事”；“故事”素材原本就来自于大众本身，而大众自然会喜欢这些“故事”！红色经典这种源于民间且又高于民间的运作策略，无疑造就了中国民俗文学继往开来的历史辉煌！ 我们今天讨论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与“通俗”问题，并非是要人为地贬低它曾经发生过的社会效应，更不是在说红色经典没有什么审美价值，而是试图揭示民族传统文化的师承关系。因为英雄崇拜是一种人类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而民间传奇又恰恰是英雄叙事的最好载体。红色经典这种借助传奇再造神话的精神狂欢，受到了普通读者发自内心的由衷喜爱，所以它虽“俗”却“雅”，仍不失其“经典”意义——因为“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社会认同度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这就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注释： ①见《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2页。 ②[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③[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138页。 ④参见《卑中情——我的第一篇小说〈林海雪原〉》，载《山西文学》1983年第6期。 ⑤参见《〈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新文学史料二》1987年第1期。 ⑥巩瑶：《从〈新儿女英雄传〉到〈铁道游击队〉——浅析红色英雄传奇小说的文化意识》，《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4期。 ⑦对于《林海雪原》的历史真伪问题，我已在《“红色经典”：艺术真实是怎样转变成历史真实的》一文中，做过详细的考证，该文刊于《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4期。 ⑧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⑨樊星：《永远的红色经典——红色经典创作影响史话》，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⑩参见白瑞雪等人的《铁道游击队：钢刀插进敌胸膛》，《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21日。 (11)《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页。 (12)此说可参见樊星主编的《永远的红色经典》一书，长江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13)张羽：《我与〈红岩〉》，《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