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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瞻对》书写的是历史，大量引用历史文献，其内容大致都有文献依据，所以具有历史的性质，具有非虚构性。《瞻对》从根本上又是小说，在对历史文献的主观选择以及小说家方式的加工和改造的意义上，它是虚构的，在讲故事的意义上它是虚构的。《瞻对》作为一种新的小说形式探索是有益的，但这种探索不具有普遍意义，它是一种突破，但这种突破的文学意义并不大，它不能发展成为一种小说模式，不能广泛地推广和运用。 【作者简介】：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阿来的长篇小说《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以下均简称《瞻对》)首次发表于《人民文学》2013年第8期，2014年初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单行本①。这是一本非常独特的小说，在内容上书写康巴藏区一个部落近两百年的历史变迁，特别是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形式上采用历史学的方式，大量引用历史文献。这很有创意，对于阿来本人的创作来说是一种突破，在整个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也是一种突破。本文主要探讨《瞻对》的文本形式及其意义。 《瞻对》在外在形式上很象学术文本，具有历史性或者说“非虚构”性。读作品，我们看到，作家大量引用文献，其中提到的相关著作就有30多种，笔者对这些著作的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等一一进行了查找，罗列如下： 《清实录藏族史料》(共10册)，顾祖成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其中第10册为索引和附表。 《清代藏事辑要》，张其勤原稿，吴丰培增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清代藏事辑要续编》，吴丰培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西藏纪游》，周霭联撰，张江华等点校，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 《康巴文苑》，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创研室主办，期刊，已经出版40多期。 《民国川边游踪之〈西康札记〉》(收《西康札记》、《西康视察报告》二书)，任乃强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 《甘孜州文史资料》，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编，有藏文版，连续出版物，已出版20多辑。 《西藏志》，陈观浔编，巴蜀书社，1986年版。 《藏族通史?吉祥宝瓶》，泽仁邓珠著，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白玛邓登尊者传》，益西多吉藏文原著，格桑仁珍、格桑慈成编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新龙贡布郎加兴亡史》，昔饶俄热撰，作者为当地学者，出版情况不详。 《英国侵略西藏史》(原名《印度与西藏》)，英国人荣赫鹏著，孙熙初译，西藏社科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年版。荣赫鹏就是率英军攻入西藏的上校将军。 《霍尔章谷土司概况》，当地文献，出版情况不详。 《西藏的贵族和政府》，毕达克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 《边藏风土记》(线装本4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查骞撰，林超校点，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 《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西藏档案馆联合编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瞻对》漏掉“译文集”三字。 《西藏通览》(线装本5册)，［日］山县初男著，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编，连续出版物，已出版10多辑。 《西藏改流本末记》，吴光耀著，见《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 《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下)，赵心愚等编，巴蜀书社，2006年版。 《康藏史地大纲》，任乃强著，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贺觉非著，林超校，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喇嘛王国的覆灭》，［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共7册)，多杰才旦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下)，邓锐龄等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 《边藏刍言》，刘赞廷撰，1921年铅印本。 《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下)，赵心愚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瞻对》漏掉“民国”之“国”字。 《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台湾冯明珠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 《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 《赴康日记》，唐柯三著，新亚细亚学会(版)，1934年版。作者说是1933年刊行，笔者未查到此本。 此外，作品还提到很多藏文书，如《瞻对?娘绒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等，还提到《清史稿》②、《大藏经》、《四川通志》、《理化县志》(内部印刷物)、《西康史拾遗》(内部印刷物)等文献材料。这些文献不仅仅只是影响了作者的思想和观念，影响了作者对民族、宗教、历史以及现实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它们直接构成了作品的内容。作品中有大量的直接对原文的引用，即大量地“抄书”，甚至有这样的话：“我不惮烦琐，抄录这些史料”(第262页)。作品采用的是学术著作的“章”和“节”的形式，有些“章”或者“节”基本上是对原始文献材料的直接引用，比如前三章基本上就是用《清实录》中有关材料写成的，以第一小节“小事一件”为例，这一节的主体文字是《清实录》中的三则材料，分别是： (川陕总督公庆复)又奏：“江卡汛撤回把总张凤带领兵丁三十六名，行至海子塘地方，遇夹坝二、三百人，抢去驼马、军器、行李、银粮等物。现饬严缉务获外，查官兵猝遇野贼，自当奋勇前敌，苟枪毙一二，众自惊散。讵该把总怯懦不堪，束手被劫。川省界杂番夷，弁兵积弱，向为悍番玩视。若不大加惩创，即摆设塘汛，俱属具文。”……“得旨：所见甚是，应如是办理者。” 四川巡抚纪山奏：“江卡撤回把总张凤行至海子塘被劫，现在饬拏(按，即拿)务获。”得旨：“郭罗克之事甫完，而复有此，则去年汝等所办不过苟且了事可知。况此事庆复早已奏闻，意见亦甚正，而汝所奏迟缓，且意若非甚要务者，大失封疆大吏之体。此案必期示之以威而革其心。首犯务获，以警刁顽。不然，将来川省无宁岁矣！” 四川巡抚纪山复奏：“江卡撤回官兵被夹坝抡劫一事。查打箭炉至西藏，番蛮种类甚多，而剽悍尤甚者，莫如瞻对等部落，每以劫夺为生。此次抢夺官兵行李，理应奏请惩以大法，缘雍正八年征剿瞻对大费兵力，总因该番恃险，攻击匪易。惟恐不筹画于事前，未免周章于日后，是以此案檄饬里塘土司追拏赃盗。原欲以蛮制蛮，相机酌办，断不敢视为非要，稍萌轻忽之念。”③ 这三则材料在小说中虽然文字被打乱变得支离破碎了，但都有引号，内容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其他属于作者的文字基本上是穿插性的，是对这三则材料的分析和解释。而且，第一则材料特别具有结构的意味：一方面是瞻对民悍，另一方面是清朝兵弱；一方面是瞻对民众对政府的离心，另一方面是清政府与瞻对民众为敌；一方面是瞻对部族的落后性与自身存在着缺陷，另一方面是清政府各级官员包括皇帝对事件的处置失当，从而造成了瞻对和清政府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乃至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这实际上是整部作品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也是小说的叙述顺序或者说结构。 《瞻对》对各种文献资料的引用可以说是惊人的，即使把它看作是学术著作，其引用材料之量大也是极为罕见的。小说中很多引用都加了引号，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是规范的，属直接引用；还有很多没有加引号，而是把文字改写了，但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是间接引用。比如小说中的第12—13页的内容基本上是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卷第498—500页一个“条目”中的三则史料来写的，这些史料大多数都是被直接引用，但也部分是间接引用，比如第二则史料开头一段的原文是这样的： 下瞻对贼番，因官兵进剿，于江东设卡隘数处。最关紧要者系加社丫卡，欲过江攻寨，必先克取此卡。随经建昌镇总兵袁士弼分遣中路官兵进攻，大败贼番，得加社丫卡大小三处，拨汉、土官兵一百余名防守。仍乘胜力攻，逼贼番碉楼之木鲁工地方，复得正卡一处，并木鲁工左右卡二处。(第499页) 而小说的文字是这样的： 下瞻对土司班滚……这回定要与清军较量一番。“于江东设卡隘数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叫加社丫卡。官兵要从雅砻江东过到雅砻江西，深入下瞻对腹地，必须先将此卡攻克。此卡又是(按：“是”疑为“和”的手民之误。)几处小卡彼此互有犄角，互相守望相助，更增加了攻克的难度。总兵袁士弼派所部中路官兵进攻，经过苦战，将这一大卡上的三处关隘一一攻破，拨兵丁一百余名防守。继续乘胜进攻。又迫近“贼番碉楼之木鲁工的(校：多‘的’字。)地方，复得正卡一处，并木鲁工左右卡二处”。 两相对照，小说这一段文字头尾两处引用，中间则是改写，增加了一些细节，表述上有所差异。 事实上，《瞻对》中所叙述的历史故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大多数都可以找到历史文献的根据，而且非常吻合。比如，罗思举是清朝第三次“用兵瞻对”的重要人物，正是他最终“打败”了“番酋”洛布七力，小说对他征战瞻对的过程写得很简单，也许是因为史料本身非常有限的原故，但却花了不少笔墨讲了他的三个小故事(也许是出于小说的需要)，而这三个故事在《清史稿》中有载。查《清史稿》“罗思举”条，第347卷有传，位列“列传”134，和“杨遇春”等列为一“篇”，对于罗思举征战瞻对，《清史稿》叙述非常简单：“二十年，中瞻对番酋洛布七力叛，夹河筑碉。总兵罗声皋不能克，许其降，以专擅遣戍。命思举进剿，克四砦，洛布七力就歼，请分其地以赏上下瞻对诸出力头目，事乃定。”④《瞻对》也引用了这则史料，模糊地说是“生平材料”，其实《清史稿》应该是比较原始的出处。 看《清史稿》罗思举传，可以知道《瞻对》关于罗思举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故事实际上是根据这样一则材料写成的： 思举既贵，尝与人言少时事，不少讳。檄川、陕、湖北各州县云：“所捕盗罗思举，今为国宣劳，可销案矣。”再入觐，仁宗问：“何省兵精？”曰：“将良兵自精。”宣宗问：“赏罚何由明？”曰：“进一步，赏；退一步，罚。”皆称旨。⑤ 《瞻对》是这样写的： 第二个，赵金龙当了大官后，并不忌讳人说他当过土匪的事情，甚至自己也常常在人前提起，并不遮掩。甚至还给川、陕、湖北等省各州县衙门写信：“所捕盗罗思举，今为国宣劳，可销案矣。”这意思是说，你们以前不是下过追剿土匪罗思举的通缉令吗？现在他已经为国效劳，你们就销案了吧！ 第三个。他去北京，受到嘉庆皇帝接见。皇帝问他，哪个省的兵最精。他答：“将良兵自精。”后来，换了皇帝，又接见他，又问怎么做到赏罚分明。他的回答也很简明：“进一步，赏。退一步，罚。”两任皇帝都说，回答很好。(第75页。为节省篇幅，引文中的对话不再分行。)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说的来源。需略作说明的是，有两个比较大的差异，应该是作家的失误。一是书写错误，罗思举被写成了赵金龙，赵金龙就是第一个故事中被罗思举打死的那个人，这里显然是一个笔误，但却很离谱。另一处疑问是理解性的错误，也可以说是知识性错误。原文中的“何省兵精”中的“省”应该是动词而不是名词，同《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的“省”同义，即检测，判断的意思，“何省兵精”即如何判断部队的精锐。在中国古代，“精兵良将”可以组合成一个词，形容军队的优良，并且“精兵”和“良将”构成对应，具有因果关系，所以罗思举才有“将良”对“兵精”的回答，“称旨”也在这里，否则就是答非所问了。现代汉语中，“省”的基本意义是行政区划单位，但在古代汉语中，“省”主要是动词，作为名词主要是对机构的称谓，如“中书省”，元代实行行省制度，其“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即中书省的地方派出机构。明代改“行省”为“布政司”。清代恢复“行省”，简称“省”，并且成为行政区划单位，但称谓上一般不说“某某省”如“湖广省”、“云南省”等，而是直称“湖广”、“云南”等。 正是在大量引用历史文献、所书写的内容大致都有文献依据的意义上，我认为《瞻对》具有历史的性质，具有非虚构性。读《瞻对》，我感到作品像是一本学术论著，作家阿来像是一个学者。 《瞻对》从根本上又是小说，是一个历史学体式的小说文本。外在形式上它是历史散文，但内在品质上却是小说，或者说，是历史的材料，但却是用小说的方式即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的，属于历史小说。实际上，《瞻对》虽然具有历史性，大量引用材料，很多故事都有文献依据，但《瞻对》和历史学术著作还是有根本差别的，其“非虚构”和历史学的真实性还不可同日而语，其客观性、严谨性以及对史料的分析、甄别、考证等都和严谨的历史研究有很大的距离。就以上述罗思举的两个故事为例，《清史稿》中的叙述和《瞻对》中的叙述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清史稿》中的叙述非常简洁、客观，虽然在历史叙述中这已经非常细节化、小说化了，但仍不失为事实的陈述。从历史学的准确性来看，《瞻对》的叙述可以说很不严谨，除了“何省兵精”理解上明显有误以外，还有很多地方也是很个人化地改写了，比如“少时事”，联系前文来看，指的应该是罗思举少年时不光彩的事，包括当土匪，但并不只是当过土匪这一件事情。“再入觐，仁宗问”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再次入朝见皇帝，嘉庆皇帝问他；这和“他去北京，受到嘉庆皇帝接见”显然是不同的，并且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前者有严格的古代规矩，后者则是现代的可能方式。“宣宗”即道光皇帝，他是嘉庆皇帝的“继位”者，在历史中这是很具体的事实，而“换了皇帝”则是把事实模糊化了，且意味完全变了，“换了皇帝”和“继位”是完全不一样的，“换”在中国古代政权更替中是有特殊含义的，如“改朝换代”，“换了人间”等。“称旨”即符合上意，和“两任皇帝都说，回答很好”是完全不同的表述，“皆称旨”是历史第三人称叙事，是历史陈述，而皇帝说回答很好，则是具体化了，是语言描述。假如是学术著作，这些都是属于硬伤，是严重的问题，但作为小说，不管是有意改写还是无意的误解，只要情理上说得通，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