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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瞻对》所写的内容虽然大体上都有据可查，大体上符合历史的进程和发展脉络，但对历史的具体书写上，却有很多想象和个人的理解，显示出作家的小说家的个性特点以及情感倾向，在具体的书写上尽显小说家的本色。真实的历史永远是遥不可及的，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不能抵达，而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徘徊在它的边缘。文献的历史虽然是凌乱的、混杂的，但却是有限的，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世界，它有时是隐藏的、晦暗的。学术的历史书写则主要是对历史文献的解释，是对历史文献的主题化、逻辑化，是揭示性的，当然有发现。历史有时很惊险，比小说还小说，但更多的时候，历史是无趣的。不妨作一个假设，如果让一个历史学家来写瞻对近两百年的历史，应该如何写呢？当然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然是有影响的人物、有影响的事件，当然是各种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前因后果等。在学术模式上，不管是微观叙事还是宏大叙事，历史学都要以史实为依据，都要对各种史料进行充分的分析、鉴别、考证，得出正确的结论，对事实进行客观真实的描述，历史学本质上是描述事实，揭示真理。但《瞻对》完全不是这样，它完全是讲故事，主要写瞻对这个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战争是作者特别感兴趣的，作者对历史材料是选择而不是甄别和考证。所以它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和历史文献所书写的历史以及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瞻对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县城，但在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上，却常能见到它的身影，至少有30多种历史文献有关于它的记录，或多或少，这些文献不能说浩如烟海，但至少是非常丰富的。对于这么多内容，这么多事件、人物和故事，作家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其实是要选择的，也必须有所选择，阿来的选择是小说家的选择而不是历史学家的选择。事实上《瞻对》是以战争为中心来写的，小说一共十章，其中前七章写有清一代对瞻对的七次战争⑥，读小说我们感到，瞻对这个弹丸之地二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铁疙瘩”史(小说提到了“融化”，但“融化”是突然到来的，没有征兆)，即顽固不化史，就是和政府主要是清廷对抗史，就是一个战争故事，“那些瞻对故事，都那么曲折多变，那么富于戏剧性，那么枝节横生，那么不可思议，那样轰轰烈烈，那样以一隅僻地一次次震动朝廷，死伤那么多士兵百姓，那么多朝廷命官丢官丧命。”(第240页)一部瞻对部族史通过作家的讲述最后变成了一部小说，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我不否定《瞻对》所写的故事都有历史根据，都有文献来源，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文献和根据其实是高度选择化的，因而整体上是高度主观化的。查《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0卷“人名地名索引”，我们可以看到，“瞻对”在此书中是一个高频率词汇，有近200条史料(见370—374页)，另外还有很多“瞻逆”、“瞻酋”的条目。《清实录藏族史料》每卷都有分类索引，比如第1卷“用兵瞻对，拟议善后事宜”共50条(第586页)，第2卷“瞻对班滚复出，庆复、李质粹等获罪”共28条(第1085页)，第9卷“瞻对土司工布朗结父子等骚扰川边，清廷调遣汉、土、藏兵进剿”21条(第4756—4757页)，“瞻对番民因藏官苛敛激变，酌议瞻对善后事宜”9条(第4762页)，“瞻对之争”38条(第4763页)。其他六卷还有很多，可见史料之多，但这些史料真正为小说所用其实非常有限，《清实录藏族史料》从第1卷第364页开始，到第7卷结束(即第3638页)，约百分之七十都是乾隆朝史料，其中有大量的关于瞻对的史料，但小说写乾隆朝瞻对故事不过前两章。 历史本身是无边的，是没有主题的，历史文献是对客观历史的一种选择，总体上是散漫的，也没有主题。《清实录》是对清朝历史的选择记载，近于朝廷的“编年史”，而《清实录藏族史料》则是建立在《清实录》基础上的“专题”资料。《瞻对》于历史来说可以说是层层选择之后的选择，和客观历史之间的距离可以用柏拉图的话来形容：“和真理隔三层”。事实上，《瞻对》所写的历史和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历史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瞻对之战”，百度上有专门的条目，彭陟焱的《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⑦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西藏研究》等学术刊物也曾发表过学者的研究性文章，对比小说和《清实录》以及这些现代研究性成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小说的主观性，小说实际上着力表现的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形：一方面是清廷的愚蠢，乾隆皇帝的不了解实情，战略错误；前线指挥官庆复、纪山傲慢自大，指挥失当，不负责任且有腐败行为，战争过程中互相防范且有内斗行为，弄虚作假，失败后又推诿责任；战场上士官战斗力差。而瞻对一方则相反，土司班滚精明，民众强悍，利用有利地形，战术上灵活机动等；面对强大的清军，虽然有点以卵击石的味道，最后是失败了，但却失败得很英雄。这可以看作是作家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但历史本身并不是如此清晰明了的。 与此相关，《瞻对》的结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小说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解构”的结构方式，可以称之为叙事的“二重奏”：一是官府叙事，二是民间叙述，前者依赖的是正史材料，如《清实录》、《清史稿》等，特别是其中的奏章和批示等，后者依赖的是笔记、私人书信、地方志、地方档案、口头文学、民间传说、调查报告以及作家实地考察和采访的田野材料，还有一些藏文文献材料也是属于此类。作家以一种“元小说”的方式在文本中说：“为写这本书，我去踏访地广人稀的瞻对，也看过不少此地史料。”(第14页)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正史里，瞻对头人是“酋”，是“逆”，普通人是“贼”，是“盗”，是“匪”等，而在地方志、民间传说中，敢于和政府作对的瞻对头人则是英雄，民间史料并不否认瞻对抢劫的事实，但用的词是“夹坝”，而“夹坝”“在康巴语中本不具贬义”(第41页)。两种史料叙述同一件事情，但在观念上却互为解构，在正史叙事中，清军是正义之师，是威武之师，瞻对人是野蛮人、刁民、强盗、土匪，但在民间叙事中，清军到处杀人放火，是罪恶、是魔鬼，是野蛮的行径，是真正的强盗和土匪。在正史叙述中，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是正确的，而在民间叙述中，瞻对人的抵抗是捍卫自己的利益，是英勇的、可歌可泣的。两种叙事不仅情感和倾向是相反的，有时甚至结果都是相反的，比如第三次瞻对之战，正史中“番酋”洛布七力被清围攻之后“烧毙”了，但在民间传说以及地方史志中，他并没有死。 所以在《瞻对》中，有清一代，清政府以强大的正规军对小小的瞻对部落一共七次用兵，表面上或者说形式上是清政府胜利了，但实际上每次都是自取其辱，物质上和信誉上都受到巨大的损失。清政府虽然每次都战胜了瞻对部族，但却从来没有真正征服过瞻对，所以才有瞻对部族的一次又一次的叛逆，挑战清政府的权威。清军每一次征战都是大军压境，来势汹汹，大有势不可挡的摧毁之态，但结果则是被拖得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兵，为了面子，甚至不得不作出巨大的让步。正是因为如此，小说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异构同质”且“复调”的叙事，战争的双方同是胜利者或者同是失败者，“显隐双呈”：显在的叙事是，每次战争，双方都是胜利者，清军得胜回朝，都督巡抚加官晋爵，官兵论功行赏；瞻对部族也有收获，有时甚至“贼”也加官封土，并且荫及子孙；而隐性的叙事是，每次战争双方都是失败者，清政府耗费巨大，劳民伤财，导致国力空虚，国势衰退；瞻对部族则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巨大的损失，许多人家破人亡。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更是小说的结构。 《瞻对》虽然大量引用史料，特别是正统的《清实录》、《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等资料，但决定文本性质最根本的则是阿来是以一个小说家的眼光来挑选这些历史材料，并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来讲述这些史料。阿来曾经说过：“每一个人在传递这个文本的时候，都会进行一些有意无意的加工。增加一个细节，修改一句对话，特别是其中一些近乎奇迹的东西，被不断地放大。最后，现实的面目一点点地模糊，奇迹的成分一点点地增多，故事本身一天比一天具有了更多的浪漫，更强的美感，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于是，历史变成了传奇。”⑧我认为，《瞻对》的创作和性质也是如此，不同在于，对历史的不断加工、改造、故事化、情感化、浪漫化等，于《瞻对》来说不是由很多人完成的，而是由阿来一个人完成的，正是在对历史不断地增加细节、放大奇迹、增添故事的过程中，历史最后变成了小说。 同时，《瞻对》中还大量使用民间传说和口头故事，这也是我认为《瞻对》从根本上是小说的原因之一。在文学方面，阿来是在民间文学的熏陶中长大的，民间文学也是他文学的重要特色或者说组成部分。阿来说：“我出生于一个藏人聚居的偏僻山村。在那样一个山村里，除了一所教授着汉文的乡村小学，不存在任何书面形式的文化。但在那个时期，口头的文学却四处流传。……这些故事有关于家族的历史，村落的历史，部族的历史，但每一个讲述者，都依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想象，随时随地改造着这些故事。文本变动不居，想象蓬勃生长。”⑨读《瞻对》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有大量的民间传说的叙述，只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区分出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直接来源于作家的收集，但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直接借用的，只要是传说，它都大大加强了文本的小说性。 所以，我认为，《瞻对》在大量使用历史文献的意义上是非虚构，但是在对这些历史文献的主观选择以及小说家方式的加工和改造的意义上，它又是虚构；在使用正史文献的意义上，它是非虚构，但在使用笔记、地方志等民间文献以及民间故事和口头传说等文学性资料的意义上，它又是虚构。它表面上看象一个历史学术文本，但实质上又是以故事为根本追求。它并不追求在历史叙述中发现什么，也不解决历史的学术性问题，而是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表达意义，包括宗教的意义、民族的意义、历史的意义等，特别是现实意义。与一般的小说只是讲故事不同，阿来在小说中经常以作者的身份表达观点，比如关于腐败，作者有很多尖锐的表达：“在中央集权的政体之下，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报喜不报忧，几乎是各级官员一种本能，盛世时尚且谎话连篇，更何况中央政权日益衰微之时，地方大员捏报事实，更是肆无忌惮。皇帝也许不知道地方上的具体情形，但必也深知奏报中所言一定‘捏饰甚多’，但国势如此，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不知。”(第149页)这就不只是在讲清代了。再比如对于清代官场中的“远迎”陋俗，作者议论到：“这在今天的藏区，也是一个普遍现象。稍有权位的官员，到一地，到一县，当地官员都要迎到本县与邻县的交界之处。只是现在不大扰民，大多仅是官员迎接官员。当然，有更重要的官员驾到，那动员民众，学生上路夹道欢迎，献歌献舞，则是另一回事了。”(第70页)这则是在直接批评现实。小说中还有很多借古讽今的议论，能够让人阅读之后会心一笑。总体来说，在《瞻对》中，阿来的批判性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他的批判不仅指向本民族，也指向内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位《瞻对》？又如何评价阿来的这种探索呢？ 《瞻对》最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编者有一个“卷首”语，认为《瞻对》“有别于一般的‘现实非虚构’，这是阿来的‘历史非虚构’长篇力作。”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其版权页上则标注为“长篇历史小说”。鉴于上述分析，我认为“非虚构”的定位其实是不准确的。 从文学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即“真实”来说，文学本来就被划分为虚构与非虚构两种类型，小说和戏剧是典型的虚构文学，散文、回忆录、报告文学等是典型的非虚构文学。美国有一位女作家雪莉?艾利斯曾编过两本书：《开始写吧——虚构文学创作》和《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⑩，很受欢迎，她讲的“虚构文学”主要是小说，而“非虚构文学”则主要是散文、随笔、回忆录等。由此可见，小说的本质特征就是虚构。那么，小说何以又是非虚构的呢？“非虚构小说”是否可能？我认为《瞻对》提供了一种文本试验。 近三年来，《人民文学》曾发表了一系列“非虚构”作品，比如梁鸿的《梁庄在中国》等。其实，“非虚构小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保卫延安》其实就是“非虚构小说”，但它的“非虚构”是“虚构”与“纪实”的结合，总体上是小说，而“纪实”的因素很重。“非虚构小说”据说最早是由美国作家卡波特命名的(11)，上世纪60年代，卡波特根据一个真实发生的凶杀案故事写了一本畅销书《冷血》(12)，作家声称它不是新闻，而是“非虚构小说”。1976年，美国作家阿历克斯?哈利写了一本畅销书《根》(Roots)，归类上也是充满了争议，这本书在当时的美国图书排行榜中被列为“非小说类”，近年来出版的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的权威的美国文学史《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13)，没有提到这部作品，可见对这部作品的“非小说”定位在美国近年来并没有变化，但《根》究竟是小说还是历史，这在美国也是有争议的。而在中国，《根》主要是作为小说来翻译和接受的，有学者把它定性为“家史小说”和“历史小说”(14)，有学者把它定性为“非虚构小说”(15)。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中有很多“纪实文学”，而明确称之为“非虚构小说”则是1999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刘心武的长篇《树与林同在》(16)。这之前，刘心武虽然于1985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纪实性的小说《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但都是称为“纪实小说”(17)。我认为，“纪实小说”和“非虚构小说”本质上没有区别。 非虚构小说有各种类型，大多数都是“新闻型”，或者“时事型”，即以新闻或者身边真实发生的事为内容，也就是“现实非虚构”小说，“历史非虚构”小说则比较少见。而在“历史非虚构”小说中，《瞻对》是一个全新的文本，其特殊性在于，它主要是根据历史文献材料和实地调查感受而写成，作品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可以在相关的文献中得到确认，小说的材料都是有来源的，即非虚构的，差别在于材料本身有真实与非真实、虚构与非虚构的不同，还有情感色彩上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构成了小说的冲突和矛盾以及故事性。材料是客观的，而对材料的选择则是主观的，对材料的组织方式是主观的，所以，在材料的真实和客观性上，《瞻对》是历史的，非虚构的，而在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方式上，《瞻对》是小说的。 把《瞻对》与《根》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我认为，《瞻对》与《根》最大的不同不在于小说内容上的真实与否，而在于小说的写作方式及形态所造成的读者阅读上的效果差异。《根》主要是用调查和访问的结构方式，而这也是很多小说所采用的形式，所以虽然《根》所写的是真实的故事，但读者读起来却像是虚构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那是一个遥远的故事，完全没法判断其真实性，完全可以当小说来读。但《瞻对》不同，《瞻对》大量引用历史文献，人名和地名都是真实的，都可以查证，虽然事实上是小说，但外在形态上它更像历史，读起来也像是历史，也可以当作历史来阅读。阿来曾说过：“满世界写狗屁文章的人都尽拿西藏做着幌子，很入世的人拿政治的西藏作幌子，很入世又要做出很不入世样子的人也拿在西藏的什么神秘，什么九死一生的游历做幌子，我自己生在藏地，长在藏地，如果藏地真的如此险恶，那么，我肯定活不到今天，如果西藏真的如此神秘莫测，我活着要么也自称什么大师，要么就进了精神病院。但至今，我算账没有出过千位数以上的错误，出门没有上错过飞机，处世也没有太错认过朋友。”(18)《瞻对》的客观性在于，它展现了藏民既好勇斗狠又神秘武勇，信奉宗教却又积极入世等诸多特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藏区和藏民既并不如有些人理解的那么好，也不是有些人理解的那么不堪。 我认为，《瞻对》作为一种新的小说形式的尝试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值得充分肯定，应该说，《瞻对》大量运用历史材料来写作小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展现出了许多新质，并将在文学史有它自己的地位。在大量使用民间传说和口头故事的意义上，《瞻对》作为小说更象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家言”中的“小说”，在这一意义上，它也是具有来源和根据的。在写作技术上，《瞻对》相较于《尘埃落定》、《空山》等小说又有推进和拓展，展现了阿来对历史的把握能力。在时间上，《尘埃落定》写的是近代，《空山》写的是当代，《格萨尔王》写遥远的神话传说，而《瞻对》则写有清以来的瞻对历史，兼及神话传说、土司制度，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涵括了阿来小说的诸多因素。 但是另一方面，《瞻对》的成功具有特殊性，它不具有普遍意义；它是一种突破，但这种突破没有多大的文学写作意义，它不能发展成为一种小说模式，不能广泛地推广和运用。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非虚构”不符合小说的基本特征，违背了小说的本性。把文学和历史区别开来是有它分工合理性的，因为二者在性质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历史与文学没有高低之别，但有职责的不同，各有相对的势力范围。就历史和小说来说，虽然都有故事，但历史是对已经发生的真实故事的客观叙述，而小说则是想象的、虚构的。阿来的探索本质上是一种越界行为，他实际上是越过了小说的职责和范围，而进入到了历史学术的领域。从小说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大胆的行为，表现出了一种勇气，但在历史领域，它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收获，也不可能有什么收获。用历史学的眼光来看《瞻对》，可以说问题很多，如引用不规范，缺乏基本性的注释(比如文献的名称、作者、出版社、出版年月、页码等)，在对史料的理解上明显有误；大量引用史料，不是作为观念或者发现的证据，而是作为故事本身，这有抄袭的嫌疑；写了很多战争的故事，但对于交战双方却缺乏必要的背景交待和分析，给人感觉仗打得莫名其妙。对于阿来来说，他虽然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历史，但与历史学家相比，他还显得稚嫩，技巧也不熟练；对于他来说，历史显然还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他如小学生一样畏手畏脚，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建树，他甚至不知道如何走出这一领域，最后实际上还是小说救了他。 同时，《瞻对》的可读性也很差，故事如流水账，事件缺乏因果关联，因而缺乏基本的小说情节的连贯性。引用中很多都是古文，很多表达属于清代的官场用语，一般读者很难理解，很多奏折用语很个人化，夹杂土语、方言、口语等，语言不规范，皇帝的批语也是如此。对于历史和中文专业人士来说，这当然都不是障碍，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读起来就需要耐心了。我相信除了对藏族历史有特殊兴趣的人、文学上对这种跨文体写作有特殊兴趣的人或者康区阿坝本地人以外，一般读者很难有兴致把这部小说读完。所以，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我也不能判断这部小说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注释： ①本文所引《瞻对》文字以及注明的页码，均据单行本。 ②小说第151页有这样的话：“对东登贡布的事迹，《清史录》也有记载：‘藏兵攻剿瞻逆，叠次获胜……’”，按：无《清史录》一书。查，《清实录藏族史料》第9册第4363页有这段话，但文字有异，比如“叠次”为“迭次”，“贡布郎加”为“工布朗结”、“德格土妇”为“德尔格特土妇”等，可见引文不应该是来自此处。疑这里的《清史录》为《清史稿》之误。 ③见顾祖成等人编：《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卷，第472—473、47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⑤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7卷，第11204—11205页，第11205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⑥作家本人在次数称谓上比较混乱，写了两个第五次：第135页有“1864年第五次”的字样；第183页，小说标题和正文中都说是“第五次”，时间是1890年，但这一次应该是第六次；第191页，标题是第六次，但正文中第192页却又是“1896年第七次”，正文中应该是正确的。 ⑦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⑧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的演讲》，《看见》，第18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⑨阿来：《民间传统帮助我们复活想象——在深圳市民大讲堂等的演讲》，《看见》，第202—20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⑩中译本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1)聂珍钊：《〈根〉和非虚构小说》，《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另参见王天明：《非虚构小说评述——兼论〈在冷血中〉》，《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12)原名In Cold Blood，中译本有两种：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译者杨月荪；2006年南海出版公司版，译者夏杪。书名均为《冷血》。 (13)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14)见杨静远：《关于〈根〉》，《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第751、76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15)聂珍钊：《论非虚构小说》，《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16)张文雅：《“非虚构小说”系何物？》，《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3期。 (17)刘心武在出文集时，这两篇小说没有收入“小说”类，而是被独立归类为“纪实文学作品”，见《刘心武文集》第5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 (18)阿来：《在诗歌与小说之间(序篇)》，《就这样日益丰盈》，第5—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