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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芳坤，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 张抗抗算得上是知青中的明星，早在1975年，二十五岁的她便发表描写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分界线》，这篇早已被历史“淹没”的小说其实代表她创作生涯的高起点。作家阎连科曾回忆道：“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红楼梦》一定就比《分界线》更为伟大；曹雪芹一定就比张抗抗和我们老师，有何过人之处。”①进入“新时期”，张抗抗的小说也是屡受关注并频频获奖。然而，引起热议的作品却是未获得任何奖项的《北极光》，作家本人多次表示这篇小说是自己比较喜爱的，因为“故事都与众不同，富于独创性和作者独立的思考”②。作家“独创性”和“独立思考”的是什么问题呢?一篇写于“文革”末期的知青小说和一篇写于“新时期”初期的知青小说，同样出现了“找对象”的问题，随之出现了作家如何进行爱情叙述的问题。有趣的是，如今重新对读两篇小说就会发现历史尘封之处的纠结。重读又必须避免将作品简单视为社会思潮的机械复现，即，我们又必须重返在文学史的教科书边缘徘徊的作家与思潮的有机互动。 被压抑的爱情叙事 《分界线》是“一部描写扎根在黑龙江农场的知识青年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品以1973年春北大荒伏蛟河农场抗涝为主线，告诫广大知识青年“区分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里的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界线；敢于反潮流；勇于挑革命重担”③。阅读整个小说，虽然主要情节是以耿常炯为首的知青如何战胜自然，如何战胜以霍逦为首的修正主义“效率优先”的工作组思想。但是也因为小说有意无意地关心“青年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有责任描写“工作、劳动、业余生活和各个思想领域”，“教育青年正确对待理想、工作、恋爱、生活情趣等等细小而重大的课题”④。于是这部散发着“生活气息”的小说与其他“三突出”的“文革小说”相比，就显得不那么“典型”和程式化。特别是小说集中出现了两处恋爱选择的情节，且有细节描写，不可不说是1970年代的奇葩。 小说花去三章之多的篇幅，重头叙述了“杨兰娣出走”情节，正是这次知青逃离农场的事件，构成了“文革小说”中一次绝无仅有的“日常生活”反抗，奏响了作家/文本之间并不和谐的叙事音符。这种不和谐首先体现在作家(张抗抗)在塑造杨兰娣这一“可教育好的知青”形象时表现出的处处矛盾。杨兰娣一出场，其外貌就被丑化为一个“矮矮胖胖”的姑娘。紧接着作者进一步从外貌上对杨兰娣进行批判：“宋旺一看她那大花上衣和额头一绺很显眼的卷卷的刘海，就断定她是一个上海青年，大概是来请假的。”⑤在“文革小说”中，女性的崇高形象往往是通过赋予“非女性”的特质实现的。例如正面女性形象时代红塑造就是如此：“她中等身材，健美，丰满，头发全被一顶洗得发白的军帽严严实实地罩在里面，连刘海也没露一丝……那件草绿的上衣，被泥水染上了黑花纹。一双过大的靴子，大脚趾上开着口子。”⑥“冬天她从来不用雪花膏，硬是让手脸吹得开裂。因为她不喜欢香味。”⑦在小说中，完全不修边幅的邋遢女知青被作者叙述为人见人爱。时代红的理想是成为女放牧员，她整日爱和马匹打交道，小说中时常出现的驯服野马场景可谓惊心动魄。但是，这类“女英雄”仅是文革小说中被意识形态招募来的“无性主体”，于是杨兰娣的“女性”意义就在作者的不经意间凸显了出来： 薛川心想：“这还不理解，她这人平时就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人情味太浓……”⑧ 杨兰娣看着面前这两个伙伴，心里叹了口气：这位郑大姐早把家安在农场，孩子都老大了，当然不存在什么扎根不扎根的问题；李月霞，从她生下来就在东北，爸妈都在这里，她不扎根又怎么样?而那个嘻嘻哈哈一点心事都没有的时代红，年龄还小，什么家不家是不会放在心上的，就知道跟着人家喊扎根…… 头顶的空中，飘荡着零零碎碎的云朵，它像片片白帆；像徐徐降落的降落伞；像刚开江的冰河，挤挤撞撞，奔腾汹涌…… “人说北大荒是云的家乡，兰娣，你喜欢云吗?”郑京丹很有感情地说，“云儿是美的。但是，一个革命青年，可不能像云那样随风飘哇……快把云化作雨，落到土里去吧……” 杨兰娣眨了眨她那短而密的睫毛，久久地，没有出声。⑨ 杨兰娣一心出走去寻找自己的爱情，被追回后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扎根”。杨兰娣的举动在北大荒知青中具有多大的现实意义，这点在后文即将展开。这里姑且先从文学叙述的角度分析这段心理活动和环境描写。杨兰娣的“人情味”显然已经溢出了作者必须强行规约的“资产阶级情调”，在杨兰娣或者说在张抗抗的思想深处，“人情味”是在比照他人时候的一份现实关怀，特别是对自身命运的理性观照。也正是这一点心理活动，将郑大姐、李月霞、时代红等“女英雄”的叙事神话“落到土里去”。所以才紧接着出现了具有强烈女性感觉，甚至温情缱绻的“云朵”描写。当然，小说最为精彩的一幕出现在杨兰娣于列车上偶遇采购员，开始了自己恋爱的幻想。火车相遇，这一在当代小说甚至是现代派小说中时常出现的场景，在一部以“扎根”为主旨的知青文革小说中，不适时地提前出现了。出现的结果当然是被作者强行地割断。采购员的列车照顾、公园约会、礼物相赠，这一切是一个简单的骗局。在阅读小说时，我们会感到作者在构造情节时的窘迫：对杨兰娣的出走心理可谓铺陈周章，但到情节的因果高潮时却不得不草草收场。小说重点介绍了杨兰娣回归后众人如何帮助教育，杨兰娣“恋爱”后文却戛然而止。最后，还是时代红将杨兰娣带到马场展示其驯马技能，用“女英雄”(非女性)的方式杀灭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到了这里，小说真正成为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剧，原本符合逻辑的爱情叙事只有被压抑了。 不得不承认，张抗抗大概是1970年代最不甘心的叙事者之一。《分界线》在压抑了一个本该正常的爱情叙事的同时，又塑造了一个爱情的典型——纪锁柱(农民)和郑京丹(干部子弟)结合。这样的结合是小说爱情叙事唯一的出路：“随着青年年龄的增长，恋爱和婚姻问题逐渐明显地摆在面前了，甚至摆在团总支书记的工作日程上。而事实上，知识青年的安家问题将是扎根思想教育中一个重要的课题之一，关系到一辈子走与工农结合道路的根本大事。郑京丹之所以如此重视杨兰娣回沪一事，她是在这些现象上看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又一场斗争…”⑩随着年龄的增长，女知青必须要嫁给农民，这样才能“一辈子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而防止她们另择佳偶就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斗争”。已经成为团支部书记的北京大学生郑京丹将自己与农民的结合视为安家的出路和典范，然而，作者的叙述在这里又一次不经意地矛盾起来： 郑京丹在一次打夜班休息的时候与他唠嗑，不由得大大佩服他用最少的话表达最多意思的能力。他从不炫耀自己，任何最困难的工作他总是抢在最前头。他是那样的谦虚好学，刻苦勤奋。给郑京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利用春节休假，自己花钱，到外地的一个先进农场去学习落实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回来后还向她这农业技术员提了不少建议……(11) 他们在她爸爸的邀请下，到北京作了一趟旅行，并陪着他俩登上了万里长城，在那气势磅礴的烽火台上，给他们讲述老一辈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的心愿。这时，那两颗年轻火热的心贴得更紧了，遥望暮霭沉沉的天际，他们向老人家表示了把一辈子献给北大荒新垦区的坚强决心。 那一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了这远离北京城的松花江流域的土地。锁柱勇敢地起来造农场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发挥了他那勇往直前的推土机手的作用。(12) 通过以上理想对象的描述读者很清楚地看到，所谓的“工农结合”是有条件的。“拖拉机手”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文学想象的流行产物，上世纪60年代在进步青年中流行着苏联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王安忆的一段回忆也许可以作为旁证：“我插队的人民公社也有一个拖拉机站，奇怪的是，我从来也没见过一部拖拉机，相反，我们经常使用原始的生产方式，就是人力，拉犁，拉耩，拉耙，拉车，我唯一见过的拖拉机手是在极其特殊的情景下。那是在政府严厉执行知青保护的法规的时候，拖拉机手和女知青的隐情不慎间暴露，一段风流韵事即定性为政治事件，罪名是欺凌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13)总而言之，纪锁柱这样一位退伍兵不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而是有知识有文化，既有革命雄心，又有浪漫情调，更重要的是一个造反派(有“权势”的技术能手)。只要对“文革”话语稍有体会的人，一眼便知作家在塑造这对爱情典型时的理想化，知青的安家艰难可见一斑。再次，个人理想与文本实践之间强大的张力，使得在文本背后苦苦挣扎的作者呼之欲出。张抗抗就这样交付了一部并不典型但是成名的“文革小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