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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的爱情选择 杨兰娣、时代红们终究回城了，择偶问题又一次摆在她们面前。1982年张抗抗发表知青小说《北极光》，塑造了回城知青陆芩芩的形象。与《分界线》的遮遮掩掩不同，这部小说的全部主旨即为：回城女知青陆芩芩的爱情选择。更为有趣的是，作家张抗抗在抛弃“文革模式”写作后，却重启了一个似曾相识的“一女三男”模式。陆芩芩的三个对象分别是傅云翔(回城知青，家人介绍的未婚夫)、费渊(曾经的红卫兵，现在的日语系大学生)、曾储(水暖工)。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一个女性的伴侣选择往往揭示了对人生道路的社会参与性。这其中引起最大轰动的“一女三男”故事模式之代表作是《青春之歌》。从《北极光》的人物设置来看，与“林道静——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极其相似。我们知道，林道静离开余永泽实际上成为走向革命的隐喻，小说无疑是一部革命叙事的经典，女性的爱情选择实附着于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之上。在《北极光》中，陆芩芩在拍摄结婚照的最后一刻跑出了照相馆，陆芩芩离开傅云翔同样被作者赋予象征意义。傅云翔也曾是插队知青，但如今的他变得极度功利和现实，曾经的过往不值一提，青春既然已被耽误，现在的他整日麻痹在打麻将、送礼吃饭中。傅云翔周围围绕着这样一批对过去怀揣不满却又满足于现实生活的回城知青(轻工业研究所的小赵、肉联厂的推销员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官员父亲做后盾，有“走后门”的条件得到好的工作。他们抛却了“先公后私”的张志新、遇罗克思想，彻底“为了钱”而聚会吃喝。芩芩对这样的对象显然并不满足，一个回城后的杨兰娣面临更加迷惘的未来方向： 她想象中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她想象过吗?好像没有。未来是虚无缥缈的，很像老甘指缝里的雪茄冒出来的烟雾，不容易看得清楚。但是，无论以前在农场劳动的时候，或是后来返城进了工厂，岁月流逝，日复一日，尽管单调、平板、枯燥无味，她总觉得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是一座桥，或是一只渡船，正由此岸驶向彼岸。那平缓的水波里时而闪过希望的微光，漫长的等待中夹杂着虽然可能转瞬即逝却是由衷的欢悦。生活总是要改变的，既不是像岑岑前几年在农场几里路长的田垄上机械地重复着一个铲草动作，也不是早出晚归地挤公共汽车，更不是提着筐在市场排队买菜……那是什么呢?是在夏天的江堤上弹弹吉他，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看外国画报吗?不不，岑岑没有设想过这样一种生活，她要的好像还远不止这些，或者说根本不是这些……那是什么呢?她一时又说不出来，是连她自己也不清楚还是因为难以表述?咖啡在冒热气，周围的人影在晃动，她越发觉得自己心烦意乱。(14) 当年，杨兰娣找到采购员的目的很明确——招工回城和婚恋问题。回城后，即使“小资产阶级情调”也不能满足回城女知青的心理需要，当劳作辛苦和回城生计解决之后，她们的心理上必须要有新的支撑点，这种支撑点和《分界线》如出一辙，那就是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大学生费渊，出身名门，高大英俊。费渊的父亲是驻外大使，1970年死于监狱，而此时的费渊正在知青积代会上慷慨激昂汇报讲用。但在经历了社会的极度变动之后，他一心钻进象牙塔，两耳不闻窗外事。一个当年毅然与家庭决裂，走上红色大街的造反派“在经历了生活并不随时光和信仰而转化后，他的反思退缩了，所以他需要为一切事物重新命名。生活的‘可述性’成为了基本要求。而‘科学常识’无疑是他完成可述性的最好途径”(15)。费渊的不作为态度不能让芩芩满足。就在这时，另一个理想对象出现了。当芩芩冒着东北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战战兢兢地立于曾储的小屋门口偷偷陶醉于小屋内的热气腾腾，不禁让人联想起，在历史的时空隧道的另一边，站立于卢嘉川门外的林道静。只可惜，作者虽然以强烈的暗示笔法来描绘曾储，曾储对芩芩的影响却仅限于一次修管道和一次大谈当今经济形势，这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卢嘉川对林道静的革命引导相比较。最后，就在仓促而匪夷所思的双人滑雪中，芩芩被迷惘的爱情带向远方。 一个女知青的“文学史” 通观张抗抗的作品，知青的叙述一直是主要的切入点，作品的整体性也许正昭示了作家的心灵历史，而作家与作品的“互映”可以作为社会历史批评的补充。张抗抗正是1970年代的杨兰娣，1980年代的陆芩芩。1974年部分恢复高考，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张抗抗本想以招生的方式“逃离”农场： 那些日子我正在科研班的试验田里看管麻雀，小麦快成熟了，成群的麻雀围着试验田起落。我们科研班的女生每天轮班在田边轰麻雀，从天黑到天亮都不能断人。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个工作，像一头拉磨的驴，围着试验田一圈一圈地走，手里捧着一本书，嘴里念念有词，背诵着各种政治词汇、哲学概念、地理知识、文学名著……坑坑洼洼的田埂，我走得跌跌撞撞，麻雀呼啦啦地从我的脚边飞起，叽叽喳喳的叫声应和着我的吟诵，像是远处的课堂上传来的读书声。我一步步地走着，自以为这样走下去，就可以走入大学神圣的殿堂。(16) 显然，最终被告密者穿了小鞋的张抗抗并不幸运，这样的北大荒经历无论怎么看，都带上了一个女性特有的悲情色彩。张抗抗对于时代转折时期更具动态的亲历，使得她比之其他一些提早招生回城的知青作家高姿态的“回望”更富有某种现场感。张抗抗的写作来源于知青返城后的现实生活，同时又投影了知青当年生活的心境，这一条客观显见的“规则”其实在其他高唱青春赞歌的知青创作中却是不明确的。另外，纵使没有亲历者的洞察，我们仍能在一个文本内外的杨兰娣、陆芩芩身上体会出“爱情”的内在结构： “如果没有饿，有没有食物就不重要。”“我的个人生活经受了很大的挫折，二十岁结婚，又很快离婚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仍然没有受到一种根本的女性伤害。”“在日常生活中，从小我就是很女性的，感情上有点早熟，即便70年代也不是铁姑娘那种。”“我习惯于我行我素，从离婚以后就开始写作”。(17) 在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婚恋直接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禁欲主义在大范围弥漫，舆论一致认为兵团知青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因此谈情说爱就是一种彻彻底底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据统计，黑龙江在乡插队知青的已婚率在1975年末仅有百分之二点九，农场知青也只有百分之九点一。(18)在《分界线》里，张抗抗塑造了理想的农民对象，在现实中，已婚知青与农民结婚的约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九。(19)这些近乎残酷的现实和小说文本中的多处龃龉，使我们难以想象，就是这样一位“早熟”的闪婚闪离型作家，在广阔天地等待大有作为的北大荒里，在众多纯粹的知青故事当中，沉浸于小说的创作，于开垦劳作的间隙，偷偷在小板凳上构思长篇小说，以等待命运的最后转机。 以上并非致力于对作家的内心隐秘与小说文本对应的挖掘，引起注意的是，“文学”在作家的多段描绘中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在命运的法庭上受到了审判的同时却又成为命运转机的幸运之神。“文学”的人生功能已经从芩芩的沉醉于50年代的文学，回到了阎连科意义上的奋斗激励，回到了张抗抗面对新时期前途的固有现实焦虑。1980年代之所以还能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眼中“文学”的时代，我想，正是因为这种“文学”是理想的，同时也是实际的；是期望未来的，同时却也是复现过去的。更为有趣的是，张抗抗因不合时宜的理想下乡——被告密者陷害——与恋人分手，这一下乡生活的三部曲，全部发生在了《北极光》的理想对象曾储身上。在小说最后，芩芩眼中“那炫目迷人的光泽消失了”，北极光甚至被一个男性完全代表。是身世的共鸣还是共同方向感的无力，现实中“芩芩”的“文学”之路在最后也将归于落寞： “我从1979年开始，小说《夏》、《爱的权利》在社会上比较轰动连续得奖，那时候我总是觉得很孤独，很寂寞，很累，一点快乐都没有。当时我一个人在东北生活，没有幸福感，只是觉得自己的劳动得到了一种公众的认可而已。”(20) “孤独、寂寞”构成了小说内外的情感基调。作家的个人经验无疑是小说创作的最直接源泉，对一个女知青的文学史的个案分析意在将文学从新时期种种“神话”中还原为个人与历史的现实层境。按照米勒的说法：“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21)作家反复提醒读者注意在小说结构上“北极光”的重复，她的爱情呼吁的失效，无疑都在本质上复现了“杨兰娣——陆芩芩——林道静——张抗抗”这一复合链条的“寂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