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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于嬉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的“官场”系列 刘震云的“官场”系列小说包括《单位》、《官场》、《官人》，前文所述《新闻》以及《一地鸡毛》也可各算得半部官场小说。我们关注“官场”系列，以下几点不可忽略： 其一，小说发表的时间与叙事方式的关联。《单位》，《北京文学》1989年第2期；《官场》，《人民文学》1989年第4期；《官人》，《青年文学》1991年第4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段，民众享受着变革的果实又经历着变革带来的阵痛，既充满着加速推进改革的理想和激情，又不满于附生其中的官场腐败和社会弊端。面对现实，百姓有话要说，甚至说话的方式也不再像“文革”刚结束时那般吞吞吐吐、心有余悸。作家急于、勇于、敢于代言，其后很快又明白了善于代言的重要。“叙事策略”成为小说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不动声色的“刘式幽默”便是其中有意味的话语方式。 其二，小说的透视点。“官场”系列均以“小林”或隐性“小林”为透视点。“小林”何许人也?《单位》、《一地鸡毛》的主人公，乡下孩子进城读书，学而优则初涉官场——这种身份设计很微妙，以农村出生背景观城市生存环境，以有着丰富底层生活阅历的小民看“上流社会”浮世绘，并且终于步入了“上流社会”，自卑、惶恐、错愕、兴奋兼具；在生活、秩序、规则、权势的重压之下，理想大厦层层崩塌，所憧憬和仰视的对象慢慢揭开了面纱。青年知识分子“小林”身上多少有着契科夫《小公务员之死》的小公务员伊凡，卡夫卡《变形记》里被职场压垮的格里高尔的影子，他更有着中国农民式的生存法则和生存智慧：吃苦、节俭、坚韧、执著，既随波逐流，又坚守着底层社会凡俗的正义感，但最终却是个人难以对抗法则，被环境绑架和异化。于是“自嘲、自解、自乐”成为小公务员底层挣扎、舒缓压力的宣泄方式，否则，“小林”们也许真得被“一个喷嚏”给吓死，或者变成“人虫”，变成那块馊了的“豆腐”。刘震云坦言：“在虚伪卑琐中也有乐趣，这些乐趣构成了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插科打诨，这种伪生活也有很多乐趣。”他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民间立场：“我对他们有认同感，充满了理解。在创作作品时同他们站在同一个台阶上，用同样的心理进行创作。这同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是不同的，创作视角不一样。”[5]正是躬身下蹲的草民视角，可看不该看之事，可说不可说之话，那么，草民式的嘲讽、谐谑即成为顺理成章的表达方式。 其三，文本的游戏性与“幽默”所含的“同情”以及“部分之肯定”。“官场”系列文本的游戏性是显而易见的： 小说有对小公务员生存窘相的戏说：豆腐馊了惹风波，半夜使猫腻偷水，扛着减价可乐去送礼，下班替人看摊卖板鸭赚钱，大男人夜半无人处暗淌自责的“眼泪”(《一地鸡毛》)。信手拈来的细节透露着主人公生活的“心酸”，“窝心”和“提心吊胆”。 小说有对办公室文化的戏说：单位分梨，弄了筐烂的，使人去外处看，回来说：“别的办公室也是烂的。一处是烂的，二处是烂的，七处也是烂的!”之所以烂梨，是拉梨的车坏了冻烂了梨，之所以车坏，是分房没有满足司机班长的心愿。也有几筐不烂的梨却分给了领导，引起众怒(《单位》)。深陷在这等文化氛围里的人，磨损掉了人性最后的一份真诚、正义、良知和锐气，要有怎样强大的能量才能抵御环境，而不被其慢慢霉腐? 小说有对“官人”们的戏说：众县官对即将升官的官说：“你以后成了咱们的领导，咱们先说好，你可别在咱们这些弟兄面前摆牛；你啥时摆牛，咱啥时给你顶回去!”其他几个人都说：“对，对，给他顶回去!到咱们县上，让他吃‘四菜一汤’!”——这样的对话，怎么看都更像相声段子。段子还有续篇：地方对省委书记的接待是“准备两套饭”，“他要是接近群众呢，咱们就复杂一点；他要是坚持‘四菜一汤’，咱就弄‘四菜一汤’!”(《官场》)笔墨至此，以“四菜一汤”为“廉洁”代名词的符号，被嬉戏、滑稽而解构。 小说有对官场生态的戏说：为追逐官场利益，走上层路线，“核心局”路线，小秘书路线，老乡路线，大炮加机谋，奉承加告状，联盟与反联盟，老谋深算与被老谋深算，城府很深和城府更深——《官人》开篇便以厕所坏了，屎尿反涌，蛆虫遍地为图景，对叙事对象讽刺、暗示、寓言化，荒诞意味十足。 美学家宗白华言：“悲剧家常否定一切。Humor为部分之肯定，故其范围所包，实较悲剧为大也。又凡可憎可爱，可喜可哀，虚虚实实，人生之各方面，无不观察周到，较之悲剧，仅见虚伪，不见诚实，仅见悲哀，不见愉快者，其广狭又不同也。”[6]536-537宗白华进一步阐明，幽默要有观察了解后的“超脱态度”，使之成为人生观、宇宙观。在情感方面“一方面明了之，一方面赋以同情，Humor乃成”[6]538。 刘震云对待幽默对象，襟怀颇宽广，心态亦复杂，因而绝不只是一味戏弄、调侃、讥刺、挖苦了事，而是保持了一份“同情”之心，这一点十分重要。他对“小林”们靠底层奋斗改变命运有赞赏，对堕入庸俗有理解，对仕途艰难有同情，对丢失民间立场的价值取向有忏悔。他的确具备了美学家所言：“一方面明了之，一方面赋以同情”。“同情”的出发点是如此的真实、具体和人性：“钱、房子、吃饭、睡觉、拉屎撒尿，一切的一切，都指望小林在单位混得如何。这是不能不在意的。你不在意可以，但你总得对得起老婆孩子，总得养活老婆孩子吧!”(《单位》) 刘震云对“官人”们的游戏和命运也并非只有批判没有“同情”：小说写县官金全礼，仕途一路时而顺风时而逆境，身心俱疲，“感慨万千”，篇末返璞归真，说只想回家“看看老婆和孩子”；小说写位高权重的许年华，以下级对他忽而仰视忽而平视的视角，去理解高官们的甘苦：“看起来是省委第一书记，谁知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啊!”(《官场》)。小说对单位人事变动中本以为稳坐钓鱼台的正局长老袁，虽然调侃他“一个月六瓶‘五粮液’”，调侃他“巴掌大一个局，你看得比磨盘还大”!然而一朝失势，却也“同情”他顿生悲凉的常人之心：“一想到自己的耗子身份”，“别人像个猫，故意跟临死的耗子玩玩罢了”。(《官人》) 北大科班出身的刘震云很少卖弄理论和理论新名词，即便说理，用的也是个人化的语言与方式。他以“我向往的是‘雪山下的幽默’”为题写过一篇短文，他说：“幽默是无穷无尽的。一种‘幽默’是这个人一说你就笑；还有一种，他说的时候你没笑，出门笑了，回家洗洗的时候又笑了；第三种幽默是说着说着给你说哭了，就像伊拉克绞萨达姆，一个人死了他的弟弟也死了，我们扑哧笑了。我们的人性有问题啊，但是你又不能不笑。悲剧经不起推敲，所以出来一个喜剧；第四种幽默是我比较向往的，说的时候也没笑，或者笑了也不要紧，出门没笑或者笑了也不要紧，回家洗洗睡的时候没笑或者笑了也不要紧，但是多少年后想起来，心里笑了。前三种幽默，笑的是词语，后一种幽默，笑的是细节、事件、话语背后不同的见识。前三种幽默说的是山间的事、登山的事、山头的事；后一种幽默说的是被深山埋藏的事，漫山的大雪把这个山覆盖了，这是雪山下的幽默。”[7] 读过刘震云的“向往”，我们逐渐接近了他作品幽默的真谛，多数人或者只读出了“词语”之谐，进而感受到“细节、事件、话语”的亦庄亦谐，我们实在需要探究其背后的“见识”：理想追求与理想大厦坍塌的心灵痛楚，游戏神圣与神圣背后的难以示人，人性复杂与濒于绝境时释放的丝丝温暖，那是小说家用“同情”所传递的人性本真。他将不愿饶恕的东西和为什么不可饶恕的道理“埋藏”了起来，交与读者自己找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