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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代、交代、再交代…… 日记能够简约记载，向组织交代却是无止境的—— 南开大学档案馆馆藏查良铮档案之中，共有8份履历表格或思想总结类文字材料，时间从1953年回国之初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其中，所填各类表格有5份，分别为： 1953年2月21日所填写的《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 1953年6月所填写的《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 1955年10月所填写的《履历表》 1959年4月19日所填写的《干部简历表》 1965年所填写的《干部履历表》 思想总结类材料有3份，分别为： 1955年10月所写的《历史思想自传》 1956年4月22日所写的《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 1958年10月所写的《思想小结》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8份不过是保留下来的交代材料而已，更多的材料，或被弃不存，或根本就只是口头交代材料，如口头汇报与检讨、座谈会(谈心会)、检举会一类。举两个例子。一个是1954年“外文系事件”发生后，在一连串的思想教育攻势之下，巫宁坤“有较深刻的自我检讨”，周基堃“仅在党的同情组会议上有过应付式地极不深刻的检讨”，查良铮“在若干场合又有较老实的初步检讨”。最终处理意见也和检讨的态度有关，巫宁坤被定性为“倡导者”，周基堃为“暗中积极支持者”，两人均被“给予口头警告处分”，查良铮则“不予论处”。这里所称，多半即是口头检讨，而查阅现存“外文系事件”的相关档案，其中仅有周基堃的多份检讨材料存留了下来，穆旦和巫宁坤的检讨材料都没有留下来。 另一个例子是“肃反运动”之中，《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的开头写到：“在肃反中，自己并且交待过自己的历史问题。不过，由于在小组上，感到群众的压力，并且由于自己的错觉(认为要说‘实质’和‘意义’，做了很多推论和假定)，作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不负责任的交代。”从这里可以见出当时交代的一般情形，既有“小组会”上的交代(多半是口头式的)，也有正式的文字交代，《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即用了大量篇幅，共有25页(方格稿纸竖行书写)，约12500字，在若干关节点上，都有对于小组会上交代错误的改正。由此可见，实际交代的次数要频繁得多，材料的数量也要大得多。 现存穆旦的交代材料，各种表格的格式大同小异，其基本项有“姓名”(包括原名、曾用名等)，“籍贯”，“住址”，“家庭出身”(“家庭成分”)，“家庭情况”([包括所有动产不动产及收支情况]的变化与原因合目前的经济情况)，“社会关系”(进步的、反动的)，“有何特长和专门技能?熟练程度如何?”，“懂得何族或何国语文能否作口头翻译?有无实际经验，熟练程度如何?”，“曾在何大学担任何种课程”、“级别登记”，“何时何地在何部门受过何种训练，(包括整风、思想改造、肃反运动等)参加过何种进修(包括业余进修函授)?期限多长?”，“参加革命工作前的经历”(一般要求列出证明人)，“参加革命工作后的经历”，“参加革命工作前何时何地参加过什么进步的社会活动?”，等等。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展开，仅选两项略作说明。如姓名一栏，看起来是最简单的一项，但从“曾用名(笔名)”一栏“查良铮”与“穆旦”的变动来看，穆旦的处理显然有所考虑。如下为5份表格填写内容的变化——  姓名(现名)和原名两栏填的都是“查良铮”(“—”部分不是没有填，而是相关表格中并没有此项内容)。“曾用名(笔名)”一栏就有别有意味的变动了。1953年回国之初，对国内政治文化环境尚且陌生的穆旦应是没有什么犹豫就写下了“穆旦(笔名)”，之后，除了1955年再次填上“穆旦”之外，两次所填为“查良铮”，1965年所填为“无”。周与良称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后讳言曾用笔名“穆旦”写过诗，实际上，1953年回国之后，对于要不要或如何使用“穆旦”这个名字，穆旦始终就是非常犹豫和矛盾的。(15) 3份思想总结类材料用的是叙述体，叙述时大致按时间顺序，先说明经历与事件，后交代思想状况。从《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开头的叙述来推断，这些篇幅不小的文字交代材料应该都是在经历“小组”座谈一类程序之后写成的，然后直接提交“组织”审查。3份材料，前两份的下限都是到写作时间时止，但第一份所记从出生和家庭情况开始，第二份所记从西南联大开始——在追究“历史反革命”踪迹时，大学之前经历未包括其中。1958年10月所作《思想小结》则是当时思想状况的总结汇报，这里来说说它。 该材料结合一年多来的整风运动，对自己的思想状况进行了长达12页的详细总结，全文约8400字。与前两份材料相比，行文风格不同，写作难度或许要大不少。何谓“不同”呢?前两份材料以经历和事件为框架，思想认识所占比例较小，且有具体的指向性。而这份材料，几乎没有什么事实，而全是思想认识，要不断地贬低自己，不断地深挖思想病根，要全方位地否定自己以获得思想新生。材料的开头是这样的—— 一年多以来的整风运动，经过大鸣大放、反右、×反(16)和大跃进，一系列天翻地覆的变化，使自己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撼，得到相当的提高；不过，由于自己的觉悟原就很低，资产阶级的毒素也本来很深，所以这提高还是有限度的，需要更作自觉的努力，摆脱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否则，社会主义这一关，我是很难过去的。 中间部分，材料先是“揭穿”了自己“拥护社会主义”的“假面具”，过去历史的“反动性”，批判依据是“外文系事件”和“反右斗争”；之后则是“剖析”了自己“受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很深”，“对‘民主’及‘自由’的历来看法及最近体会”；再往下，又“检查”了自己“对党的领导的看法”：自己过去“是对党的领导既充满了不信任，并曾经一度反对过”，“外文系事件”，“外文系事件”之前对于“某些求进步的人”的“鄙视”、“讥笑”和“挑剔”，以及“肃反运动”的教育，这“三件较大的具体事实，说明我对党的怀疑和否定态度”。如下所引为材料最末两段： ……国家的许多重大措施，我是非常拥护的；许多纲领和政策，通过平日的学习和教育，我也似乎都能领会和赞成；但这并不等于我就完全拥护党的领导了，只要一天还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只要一天还抱有个人主义思想，那就总会和党三心二意，若即若离。所以，今日我认识到，拥护党的领导，并不在于口头上，也不在于心理，而是在自己行动的表现中。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信任党的领导和听党的话并不是很容易的，他必须从改变立场、克服资产阶级的思想才行。 最后我想表示一下我对思想改造的态度。从以上所写的看来，我的思想的严重错误是很多的，道路也是很曲折的，似乎要想改造得十全十美，并不是容易的事。是否我因此就灰心了呢?或者，是否看到自己过去如此落后，而就对此事感到自卑了呢?不!绝不!我有这种体会：一个共产主义是永远乐观的，永远不怕困难和曲折。而且，我相信毛主席的这句话：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如果我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对自己的改造将是一件大好事。而目前客观的条件是如此有利：党正在领导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一定要认真投入党领导的每一运动中，努力学习，好把自己尽快地改造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这种深挖思想病根的写法与穆旦最初写下的那种思想检讨类日记多有相似之处。就通常意义而言，日记是面对自我和内心的私性场合，交代所面对的是组织和集体这类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力机构，但看起来，两种文字已发生了某种渗透与融合，更确切地说，是交代式思路渗透到日记当中，日记成为了交代材料的某种副本——不仅仅在交代的场合，在私下场合，穆旦仍在继续剖析自己，继续深挖自己的病根。 面对这种看起来非常真诚的长篇交代材料，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时代的读者难免会生出疑惑：这样的交代材料能否过关呢?此等疑问，历史自然已是无法回答。看起来比较玄乎，在《思想小结》中间部分，但凡转折段落，都有这等文字： 以上的这一认识，也是通过一年来的教育，经过内心的斗争而获得的。 我认为我受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很深，这也是受了一年来的教育才认识到的。 一年多来的大事大辩及反右斗争，使我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 “一年来”这一时间并不算长，却屡屡被当作思想转变的关节点，此种行文方式，令我想起那些深谙政治文化奥秘的审阅交代材料者在《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结尾部分留下的四个大字：“纯粹扯淡!”材料的审阅者——思想的判官以一种粗鄙而又地道的语言表达了对于穆旦所谓“思想认识”的基本看法。此种材料或许也会有类似遭遇——也会被视为“扯淡”! 也或许，根本就无所谓“过关”与否，思想改造运动给身处其中的人所带来的诸多痛苦之中，比较突出的一种就是“思想”对于内心的强力渗透，不断地挤压那原本就小得可怜的私性空间，交代、交代，再交代，白天交代，晚上交代，连睡梦中都在交代…… 无尽的噩梦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