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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而不外露” 在组织的某种关照之下，情势固然没有变得更糟，但对一个在国难当头之际从军、在国家需要建设人才的时刻回来报效祖国、在实际工作中又相当勤奋却屡遭磨难、最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而言，要保持“精神愉快”无疑是相当困难的。 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一事对于家庭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他的精神状态，多半只见于妻子周与良的回忆，基本上是一个沉默的承受者形象—— 良铮拿到判决书，过了两天，先去告诉我父亲周叔弢，然后把我叫到父亲家才告诉我。判决书上写着如不服此判，可上诉。和家人商量，认为这种判决上诉无门，不可能胜诉，只能逆来顺受……他从不抱怨，只是沉默寡言，自己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而不外露。 受管制期间，穆旦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回家写思想汇报，认罪反省，每周去南大保卫处汇报思想，每逢节假日被集中到保卫处写思想汇报。”受管制一事，穆旦并没有告诉父母，父母“一直不知道”；妻子和孩子们“经常受到歧视”，他劝妻子“不要太认真，事情总会过去的”。家庭的“不幸遭遇，孩子们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抄家贴大字报才知道”。期间，穆旦还“很少亲友来往，连信也不写，他主动不和几位好友肖珊、杜运燮等去信，怕给人家找麻烦”。⑤而除了日记之外，没有材料表明穆旦此一时刻还在坚持写作和翻译活动。他甚至讳言“穆旦”这个名字写过诗，“以至于四个子女在他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穆旦’这个名字”。⑥“讳言”意味着穆旦又一次意识到“穆旦”之名所具有的危险性(此一话题后文仍有涉及)。 天津市公安局批准撤销对于穆旦的管制在1962年1月4日。穆旦继续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作编目股馆员，但如周与良所述，每逢节假日，还是要去图书馆写检查。作为图书馆为编目股馆员，穆旦的主要工作包括整理图书、英文编目、打字以及打扫卫生等等。具体工作情形，当事人的回忆略有差异。按照曾任文学院党支部书记的历史系教授魏宏运的回忆，杨朴魁是做中文编目，查良铮做英文编目⑦。同为图书馆编目股馆员的王端菁的说法更为详细。⑧王端菁称呼穆旦为“老查”，早在1954年穆旦等人参加“红楼梦座谈会”的时候，王端菁就是记录员。1959年王端菁进入编目股，与老查有了直接交往。她的说法是，当时图书目录“主要是蓝色的油印的那种”，老查主要工作是“干外文打字”：“两个人编目，杨朴魁和王玉琢，最后都得他打出来……杨朴魁是整个编目组的头，管外文那一部分；我是副的，管中文那一部分。我们在一个大屋子，查良铮就坐在那个角上不言不语地打”。她还谈到当时政治学习的时候，查良铮就坐在最角上，拿本外文书在那里看，结果有人跟她说，“你得管呀，政治学习怎么能够看这个呢。” 大约在1963年6月之后，穆旦曾到历史系帮忙工作约三个月，短期参与外文翻译等事宜。冯文潜先生之子冯承柏回忆认为⑨，“编目这个工作也还可以”，“无论如何还是用查先生的专长吧”，“工作量不是很大。工作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定。”“当时系里正在搞‘反修’，批判历史学领域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当时组织了一批外文系的俄文教师来批判”，因为查先生俄文好，把他也请来参加这个事，它算不上“运动”，“是中宣部或哪个上级交给的带有政治性的任务”，“材料不一定正式出版。当时大概有人在这个基础之上写过一篇大批判的文章，用了这里边的一些资料。”又由于穆旦的英文好，杨生茂先生“顺带”请他翻译了一些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些资料。翻译量不大，书“很容易找到”，“《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1978年出的。” 因为这一层接触，几个年轻人有了进一步的想法——“我们那时还比较年轻，英文底子并不好，所以就很想找人在外语上给我们提高提高”，大家“想趁此机会请查先生给我们讲英文”，如哈代的小说；大家“听得很有意思，而且对提高外语程度也很有作用。有时候，我们也直截了当地跟他说，我们的翻译老搞不好的，你的翻译搞得那么好，想跟他学”。整个事情的时间不算长，“不超过三个月。一礼拜有两三次，顶多两三次，有三四个人。地点就在系里的一个小资料室，一个小屋子里头，他给讲讲。我们有什么问题讨论讨论。” 《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确实“很容易找到”，初印即达60000册，年代稍久的图书馆应该都有。该书是美国史系列史料翻译中的一种，所录主要是反映“奴隶主的残暴统治”、资产阶级与奴隶主合污以及黑人为解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材料。署名参加翻译的共9人：周基堃、查良铮、陈文林、王敦书、杨生茂、李元良、张友伦、冯承柏、白凤兰。⑩ 就翻译本身而言，翻译这样一本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美国史料类书籍，或许会让穆旦想起自己当年写下的那两首关于“美国”的诗(11)，而生发某种感慨。但在历史系那个小资料室的交谈多半是轻松愉快的，交谈的对象是好学的年轻人，难得他们对于英国文学还很感兴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