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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记：另一种沉默的方式 上文所述除了日记之外，并没有出现穆旦本人的文字——穆旦是一个内心缜密的人，记日记的行为看起来很正常，但终究有些令人讶异，在1959年1月1日这样一个饶有意味的时间点——在失去人身自由，文学创作与翻译都被中止的时刻，穆旦开始记日记。这显然不是一种巧合，文字背后也应有某种冲动。 现存穆旦日记共有四本(种)，从这一天到1960年3月23日为第一本日记。穆旦明确设定了日记的事项范围： ①思想斗争的过程，反省到的自身错误，自勉的决心及计画。 ②公开的发言。公务及私务。 ③值得记下的感情(而非自然主义地把一切琐屑都记下来)。 粗略翻阅即可发现，以1970年2月16日为界，日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记法。之前，大段抄录各种讲话、文件、毛泽东诗词，即所谓“公开的发言”，字数往往在数百字以上。比如1959年9月底的日记写到： 思想总结提要： ①学习收获有二：a)自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学会要正确看问题，要看问题的本质和主流，而不要夸大缺点。党从全面看问题，所以肯定大炼钢铁的成绩。b)不要从资产阶级立场对待群众运动，过去我对运动“半是拥护，半是批评”，总以批评为快，对它的看法不离一个“糟”字。这是自己落后的根源之一。在外文系事件中，自己即曾夸大缺点。对肃反运动，即曾不满。 ②补充上次思想报告中的两点： a)“阶级分析”方法是好的，可以达于真理，但使用它时必有一总的前提，即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否则，即使知道有些方法，你也不会采用它。 b)如何作党的“驯服工具”?有三点认识 1960年3月23日的日记中亦有大段文字，但完全是摘录，“穆旦”本人并没有出现在其中。 日记中自我反省和思想斗争的内容也不少，如1959年1月19日写到： ……最近想到，我的好与人争吵，必须改掉。杀气腾腾，这是我过去的作风的大毛病。若不如此，则不会犯种种错误。必须谦虚而谦和。 这一类篇幅稍短，一般为百数十字。1970年2月16日之后呢，日记完全是“自然主义”式的流水账：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内容为各式各样的体力劳动与日常事件，最长不过三四十字，一般为十数字，最少仅有两个字，1970年4月22日所记算是字数多的了—— 收与17信。买一包肥皂粉(.37)，挑了26担尿2担水。上午在原素所弄粪，晚小雨，列宁诞辰100年。 信中背景信息基本上可以明确，“收与17信”是指收到妻子周与良17日所写的信，“(.37)”所记应是价格，即3毛7分钱。但很多记载中，相关背景几乎完全隐去，比如1970年5月5-6日的日记： 下午开校动员大会，连动员大会，4·18反革案。 其时，穆旦下放在河北完县。初看之下，仿佛是密语。查阅相关材料方才得知，1970年4月18日这天，南开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反革命标语。标语是剪贴报纸上的铅字拼成的。5月4日，全校师生从完县返回学校，追查这一案件。(12)但在更多情况下，比如1970年5月11日“开市内落实3个文件大会”，1971年3月15日下午“开展‘四大’大会”，4月8日晚“大会批黑电台”，1972年1月26日晚“讨论公开信”等，尽管能透现当时政治的某些风向，但因缺乏背景材料，难以察知其确切含义。据说，在类似环境之中，记日记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实际存留下来的日记也非常之少。有两种写法最为典型：一种是“流水账”，另一种则是时代主流话语塑造而成的“套话”。前者“用词谨慎，四平八稳”，因为“日记中的材料，流露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被解释或穿凿附会为置人死地的罪名”；后者呢，“绝大多数人没法在这种语言之外形成和表述思想，而这种语言中的思想和感情则可以自动地与统治权力的意志保持一致”。(13) 表面来看，穆旦这一时期的日记即是如此。1970年2月16日之前那些抄录讲话、文件，有着较多自我反省与思想斗争的内容看起来就像是主流话语塑造而成的“套话”；之后关于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则看不到他的内心世界。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进，穆旦违背了记录“值得记下的感情(而非自然主义地把一切琐屑都记下来)”的初衷，他有意识将自己隐藏在文字背后——也可说从一开始就是这样，那些能够明显体现穆旦当时实际境况的事件以及穆旦所持情感态度在日记里基本上从未出现。 但站在后设立场往回看，事实却有某种吊诡色彩：一方面，阅读经验总会提示此一时期的文字——即便是私下的写作——往往是靠不住的；但另一方面，究竟应该用什么准尺来衡量“靠不住”呢?是作者后设性的文字陈述与解释?还是作者当时的其他文字? 实际上，1950年代以来穆旦所作译介文字几乎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某种复杂的语调，即既肯定译介对象如雪莱、拜伦、济慈、丘特切夫等人诗歌的艺术效果，又一再地指陈他们的思想局限与弱点。其复杂性还在于，在一些译介文字中，前者占据了更大篇幅(如对于丘特切夫的介绍)，但在另一些文字中，后者显得更为严厉(如对于雪莱的介绍)。结合日记写作来看，我更倾向于认为那种复杂的语调透现了严酷的时代在渺小的个体身上所施与的压力，不同的历史语境给写作者造成了不同的压力，个体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似乎将无可避免地呈现出复杂的态度与立场：落实到写作，良好的艺术修为固然能够保证穆旦写作行为的品质，但历史的负压却总是透过其作品或显或微地呈现出来，所谓认识的拘囿或者对于时代话语的顺应，既可能是有意的策略使然，却也可能是一种切实的认识。 穆旦的日记，特别是1970年2月16日之前的日记，很可能只是一种策略，不是为了出版，而是设若有朝一日被抄家受审查的时候，有一份证明自己与时代主流话语合拍态度的材料；但是，也可能就是一种“套话”，即便是一种私性材料，也渗透着时代话语的影响；在那些记录思想斗争、充满反省色彩的内容里，也未必没有非常真诚的情感在里边。总之，不妨以一种复杂的眼光打量这些日记——或许，正是这种含混的复杂性构成了穆旦写作日记的动力，造设了日记文字的多重语调。 反观穆旦本人所规定的三条原则——尤其是“值得记下的感情”一条，以当下的认识来理解，它确乎是可疑的；但若结合如上背景，那也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透现了穆旦在特定时代环境之下对于“值得记下的感情”的含混理解，这里边既不乏热切的投入，也有冷静的防备——1970年2月16日之后日记笔法的骤然变化，很可能即是防备心理最终完全占据上风：简约文字足可记录一个诗人劳动改造的情形，文字一多就可能会“出了谨慎的范围”。(14)这一相对单一的防备姿态，无疑更彰显了此前那种含混而复杂的姿态。 因为简约，因为自我防备，穆旦的日记写作，其实也可说是另一种沉默的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