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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建平，男，江苏扬州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副所长，《文学评论》副主编，文学理论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内容提要：美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美的形成通过实践却对实践的功利性有一定程度的超越。生态美学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实践美学是在哲学美学中引入实践层面的思考，其投射到城市建设上就是：一座城市要有个性才是美。城市美的根源是多样的，但最终还是由城市中人的主体创造精神来决定。当代美学的救赎使命之一，就是通过“拆墙”来打破美学的“围城”，其在实践中体现为生态美学，这是哲学、伦理学和美学都背离了生态的原则之后尝试实现的一种美学回归。 关 键 词：实践美学/生态美学/城市个性/美学救赎 一、关于生态美学的哲学思考 关于生态美学有很多的论述，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美学研究方向。据笔者的理解，生态美学的研究，还是得从基本的美学问题开始，它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探究美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思路。 在现代哲学中，美学曾经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向，这就如一位前辈学者所描述的，“从我思故我在”，到“我在故我思”。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将思维看成是最终的实在，因此确立了理性主义的传统。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被理解、归结为思维。“我在故我思”就是这个命题的反命题，它具有普遍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存在主义者才这么说。思维不过是“存在物”的机能而已。没有人，无所谓大脑，大脑是人的一个器官；同样，没有大脑，就没有思维，思维是大脑的功能。这些都是基本的事实，只不过是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种种哲学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被混淆和颠倒了。 仅仅提出“我在故我思”问题还没有解决。什么是“我在”呢？这个基本的问题，还等待人们去回答。在历史上，各派哲学都曾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例如，有人曾提出，“我说故我在”，将语言看成是最初的实在；还有人提出“我爱故我在”，将情感看成是最初的实在。当然，人们可以更为具体地说，在消费时代，“我消费故我在”；在网络时代，“我上网故我在”，“我发博文或微博，故我在”，如此等等。作为一位学者，“我发表文章或参加学术会议，故我在”。对于一位政治家而言“我发表言论和参加竞选，故我在。”一位商人要通过商业活动而存在，一位作家、艺术家要通过创作作品而存在。世界不是某种静态地摆在那里的东西，而是各种各样人的活动。人也不是某种生理学和解剖学的事实，而是人的活动。将上述种种表述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我作(做)故我在”。重要的是我们做了什么，我的存在就表现为我在“作”和“做”。我们在活动中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自身，因而在我们与他人和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存在着。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种种意识的反应，这是一切思维之根，所有最抽象的思维，都在此基础上生长起来。这样一来，我们就归入到了一个哲学层面的结论：“泰初有为”！ 今天我们讲“实践美学”具有多重意义。其中至少有两个清晰可辨的意义：第一，美的基础是实践；第二，当今的哲学美学，要引入对实践层面的思考。前者是寻求对美的研究的契入角度，后者是将生活和艺术的实践活动引入到美学研究的领域。这里先讲第一层意义。 在西方美学史上，曾有着各种各样的关于美的思考。总括起来，有两个倾向：一是客观主义的倾向——从对象中寻找美；二是主观主义倾向——从人的心理寻找美。 客观主义倾向的哲学，在纷繁复杂的世间万象中寻找世界的规律。这种哲学要将世间万物统一到某一种物质或特性上来。当希腊人说，万物统一于“水”或“气”的时候，他们在强调世界的变动和转化；当他们说万物统一于“火”的时候，他们强调一物在他物的消亡中诞生；而当他们说有不可分割的原子存在时，强调的是世界不变性。客观主义的美学也是如此，它从物的特性来界定美学。当毕达哥拉斯说，世界统一于“数”，他所强调的是世界的美，因此，毕达哥拉斯可被称为第一位美学家。当世界符合了数的规律、几何的规律、运动的规律，就有了美。这种思想可能通过巴门尼德影响了苏格拉底，并在柏拉图那里定型，构成了欧洲美学的形式主义大传统。近现代的一些形式主义美学也可以从这里寻找到源头。 主观主义倾向的哲学，将注意力放到人这一面，从主体方面寻找对世界认识的根源。他们探讨世界与我们的认识的关系，探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可能，以至我们依据什么样的条件，才形成了对世界的认识。在美学上，这就形成了对美的“趣味说”即对象的美依据于主体对客体的选择，以及对美的“态度说”即对象的美依赖于主体的状态。前一种学说仍认为，客体的性质是它们成为美的对象的候选条件，主体的选择使这种性质得以实现。后一种学说则认为，主体的态度决定了对象是否美，不管什么样的对象，只要主体有某种态度，都有可能成为美。 将美的基础看成是实践，既是对客观主义美学，也是对主观主义美学的克服。无论是客观的美学还是主观的美学，都是一种静观的美学。世界在我的对面，我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看待它，并对世界的美产生困惑：它是由于对象的原因，还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而成为美的呢？于是，各种美学流派的分歧由此而生。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世界为什么是在我的对面呢？我为什么要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它呢？本来，我生活在世界之中，世界就是我的环境，或者说，我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是我的“无机的身体”。我是由于我的生命活动与周围的世界发生交往的。这种生命活动，在逻辑上应该优先于我对世界的认识。人们只是为了改进既有的生命活动，才产生了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首先是我的存在，然后才有对这种存在的改进。这种改进，是从无意识的改进发展到有意识的改进的过程。我们固然可以通过定义的方式对无意识和有意识进行区分，而实际上，从无意识的行为到有意识的行为，其间有着连续性，有着大量的无法划界的现象。认识只是与对行为的有意识的改进有关。尽管在事实上，认识与实践总是构成循环，认识促进实践的发展，而实践运用认识到的知识并对这种知识进行检验，但是，正像鸡与蛋的相生环最终要归结为一种哲学的解决一样，认识与实践的循环，通过引入哲学的分析，可以找寻一种解决的方案：实践在逻辑上先于认识。 由此回归到美学：美归根结底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美的形成通过实践却对实践的功利性有一定程度的超越。直接的实践性的对象并不是美，但美又不是与实践性没有关系的对象。在中国，一谈到实践美学，就想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自然的人化”，这些观念背后在指向上都有一个错误，即把对美的欣赏归结为人的自我欣赏的泛化。人在对象中看到自我的印记，看到自我力量的确证及其表征，于是就有了美。这种观点是把美拔高了，看成是一种理性向感性的积淀。 其实，人对于事物的美的感受，最初只是从一种在与环境的共存过程中所形成的亲和感中生长出来的。在与环境的共存中，会产生种种感受，这种感受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由此产生肯定性的情感和否定性的情感。这种情感的泛化是事物美的基础。中国古人说山水画要可游可居，是在画中寄托对美的山水的理想。这种理想，不是确证人的力量，也不是“人化”，也许，美是由于“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1]。 当代实践美学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用“创造”和“生存”概念来补充“实践”概念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出现，表明研究者看到了实践美学的一些问题，但却在对它进行改进时作出了错误的选择。用“创造”来补充“实践”是不必要的。理由在于，实践中本来就包含着创造，两者之间本来密不可分。大工业将设计与生产区分开来，从而设计被看成是创造，而生产成了机械的活动，不再是创造。这不是对“实践”的本质理解。将“创造”从“实践”中区分开来，是机器工业形成之后出现的对“实践”的误读。至于艺术的创造，那属于另一个层次。在艺术中，创造与实践也是联系在一起的。用“生存”来补充“实践”，如果用来弱化“实践”中所具有的使对象“人化”的含义，那是有意义的。确认美来源于实践，又确认实践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就会带来很多弊端。强调“生存”也许会纠正这种片面性。但是，“生存”必须同时用来强调人与环境的共存关系，而不是存在主义所具有的强化主客对立、主体间对立的含义。那种将主体与对象割裂开来，从而突出“主体性”，又将他人看成是地狱，并进而在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之中磨合出一种“主体间性”，不是一个好的哲学思路。这都属于先造成种种分裂，再以种种方式寻求它们之间的重新弥合，这些思路都会带来重重误导。 目前，中国流行的“实践美学”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端，这就是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研究者们将“美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以人与动物的差别作为理论的支点，从而给这种理论带来了很大的弊端。美学思考的原点，不应该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我们所应该追寻的，是审美感受之源。 达尔文揭示了从动物到人的进化过程，从而在理论上重创了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猿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一步步地变成了人。对于生物学家来说，这一过程具有连续性，进化的步骤环环相接。而哲学家只抽取其中的某一个因素，加以强化，并将之说成是从猿到人的最根本的动力。人与猿的区别，曾经被说成是理性、伦理、语言、情感等等，而恩格斯说，是劳动，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于是，打制第一把石斧成为从猿到人的标志。从哲学上讲，从猿到人转化的时间点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揭示从猿到人发展的动力，从而展示这种表述的哲学暗示。本来，从猿到人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起作用。我们不过是在研究这种“人猿”或“猿人”在与生存环境的互动中，哪些生存手段被采用，而它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被看成是人和动物出现的外在标志。这种研究如果能回到原语境，就会发现在其过程之中有着大量的复杂性和偶然性。 达尔文对动物的美感作了大量的研究，得出了许多精彩的结论。如果要完整地理解达尔文，应该包括这样八个字：适者生存，美者生殖。我们一般只用前四个字来强调他关于物竞天择的思想。达尔文发现，在动物作性的选择从而繁殖后代的过程中，美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蝴蝶美到孔雀美的形成，都与性的选择有关。美的动物获得更多的交配机会，从而生殖后代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鸟类对美的要求，比与人更为接近的猿类要强烈得多。原因在于，猿类的性权力的获得，可能更依赖强力，而不是美。我们长期以来“阉割”达尔文，只接受他的思想的前半段，而不接受后半段，正是由于我们在美学中受着人本主义世界观的钳制，才导致美学产生了落后于生物学的现状。 当然，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命名的方法，坚持认为：人对美的欣赏叫做审美，而动物没有审美，只有本能。这种用命名的方法来绕过动物美感、固守人本主义的做法，其实没有多大的道理。笔者在这里想要说的是，那种以人与动物的区分作为理论支点，用人的本质来论证美的本质，从方法论上讲，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它不是从考察动物与人的实际出发，而是从一种抽象的本质出发。 那种以人的本质来论证美的本质，以人兽区分来论证美的根源的做法，根源在于一个误导，即美学是伦理学。维特根斯坦说过，美学不过是伦理学而已。我们也有“美善同意”、真善美统一的观点。如果以这些观点来强化人类中心主义就构成了一种理论的循环，原因在于：这些观点本身也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支配下形成的。实践美学所强调的“积淀说”重视转化，即功利的转化为非功利性的、实用的转化为审美的，也是把美学看成伦理学。 人们对美丑的区分是感受性的，而对善恶的区分则是思考性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入一种生态的观念——生态美学，它强调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产生美与丑的观念，也可以产生善与恶的观念，其间很难说谁先谁后。 二、城市个性的形成 实践美学的另一个维度，是在哲学美学中引入实践层面的思考。实践是丰富多彩的，可以包括很多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城市。 当今许多研究者都对“千城一面”的现象有一种焦虑感。过去几十年，中国城乡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向广度与深度发展。旧城被拆了，或者虽没有拆完却已经变了味道。新楼盖起来了，道路拓宽了，城里有了大广场，有了种种地标性建筑。也许，可以套用某位作家的某部小说的名字：看上去很美！的确如此！城市变得亮丽了：长高了，有了天际线，成为立体的城市。高楼用钢材、铝合金、玻璃装点，再加上灯光，成为五彩城市。然而，如果你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走过一些城市以后，就会有一个感觉：新城市都是一个样，仿佛是照一个模子套出来的。并且，城市的总体规划，仍普遍给人以粗糙的感觉，城市建设好像是在完成一些紧迫的任务，而不是精心打造一个在其中生活的家园。在我们花了许多的人力和财力以后，城市是变美了还是变丑了？这竟然仍是一个问题，并且越来越使人感到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一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会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其中，模式的复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情况在古代就有，如地方衙门的设计，常常是简化版的皇宫；而民居可能有反向的模仿，地方民居的设计，给京城贵族的住宅建设提供灵感；公园的设计更是如此，皇家园林学习私家园林。一座城市功能区的划分，也有着一定的模式，各个城市都差不多。北京的天桥相当于天津的南市。有这么一批人，有这么一类城市的活动，总要给它一个去处。模仿是无所不在。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到处都存在着相互学习的现象。 相互学习并不一定就注定要取消个性。模式出现后，会被顽强地复制。复制的理由可以是设计上的懒惰，也可以是传统的力量与结构性需求的结合。对于一般城市居民来说，千城一面当然不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与其他城市是否相像与我何干？只要住得舒服就行。相反，要做到不千城一面，倒恰恰是要冒风险的事。普通的同龄女孩子们在一起，听说谁买了一件衣服，就打听在哪儿买的，也去买，并不忌讳相同；只有到了一定的层次，比方说在演艺界或其他某种需要争奇斗艳的聚会上，美女们才把“撞衫”当成一回事。那么，城市是否需要个性？而个性从何而来呢？ 城市个性的来源，可能是地方的地形、气候。一座城市，由于其地形、山势、水源、粮食的获取、与交通线的关系等各种原因而形成。这些客观的因素对于一座城市风貌的形成是决定性的。古代人为什么在此处而不是在彼处筑城，都有着自己的理由，有非常实际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更有可能是军事上的。但是，一座城市的风貌，仅仅是由于这些外在的原因而决定的吗？这仍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往前再想一步：同样的条件，不必产生同样的城市。背后还有文化之根的影响，还有艺术家的独创。 关于新旧城的结合，有人提出“拼接”概念，并且举毕加索的艺术为例。每一座城市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建设城市的。城市的历史，可以是财富，也可以是负担，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应对。艺术中有“拼接”，老材料赋予新用途。房屋有“拼接”，老房子接出一块新空间来，别有风味。城市也有“拼接”，有老城区，有新城区，新老城区并存和互动。 当然，艺术可以“百花齐放”，城市建设也是如此。几年前，笔者和一位朋友参加了在巴西举行的第16届世界美学大会。会后，去了巴西利亚。里约与巴西利亚，可被看成是两种城市的典型。里约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依海而建，离海不远处是山，在海与山之间，有一片平地，城市就建在这片平地上。一条长长的带状城市，有沙滩，有海湾，古建筑与新建筑错杂在一起。由于有山有水，使人感到城市错落有致，提供了一种自然的美。巴西利亚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它全部由建筑师们设计而成。城市的形状像一架飞机。“机身”部分是公共建筑，“机头”是总统府、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接下来是各部的办公大楼，再后面是大旅馆、银行、电视台、博物馆、教堂、剧院、大商店，等等。“机翼”是民用建筑，被划成许多小区，小区里有生活用品出售，有小餐馆，民居的形制整齐划一，分别编上号。站在电视塔上用望远镜俯瞰全城，望远镜旁刻有英文文字：Landmark of Modernity(现代性的地标)——似乎现代性就意味着理性的设计。巴西利亚是一个很好的试验地：一座在沙漠边缘，完全凭借国家的指令，由艺术家们凭空建起来的城市——在这里，可以实现设计师们的各种艺术理想。 巴西利亚代表着将城市当做一件艺术品来建设的思路：从电视塔上看到的全城风貌，就是一件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我们的女导游可能是德国逃亡战犯的后代，她会说英、法、西、葡等多种语言，但不会德语。她告诉笔者，她的父母从小就禁止她和她的兄弟姐妹说德语，要让他们“忘掉这个国家”。但是她表示，作为德国人的后代，她仍喜欢理性的城市设计，巴西利亚是她最喜欢的城市。 当然，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城市设计的思路，就是将城市看成是一个活物。实际上，城市从它形成的时候，就具有一种活物的特性。一座城市有着自身的历史，这是一种既定的存在。城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长大的。城市古老的街道，看上去杂乱无章，街上有人在游荡，有各种各样的小铺子，有各种亭子间和小阁楼，但其中却充满着活力。一些最富创造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这里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引领着新的文化潮流。 其实，今日中国的一些城市的小区本身并不好看，但如果你到一些人的家里就会看到，许多家庭都精心地装修过。其实，装修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许多家庭展现艺术才华的机会。如果把这种才华放到小区，放大到城市建设上，那么，城市就有魂了。 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感觉：在欧洲，许多小城非常漂亮。例如，笔者曾经住过的萨尔茨堡、格拉茨、卢布尔雅那、布拉格等，城市虽然不大，但去了以后，都给人以惊艳之感。这些城市为什么能建得这么漂亮？原因就在于，那里曾经是一些诸侯的领地，诸侯们是把这些城市作为家族的事业来建设的。如果一位高僧把一座寺庙的建设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如果一位校长把一所大学作为毕生的事业，一位市长把建一座城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那么，这些寺庙、大学、城市都会建得非常好，建出自己独特的风貌和特色。 由此回到我们的主题：一座城市需要有城市的个性。这种个性的形成，有种种外在的因素，即地理、气候等条件，有城市的历史和现有城市状况的影响，经济因素、交通因素都很重要，有了这些，城市才有活力，但更为根本的，城市应该是作为一个生命体存在，应该是一些人将城市当做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当做自己的“无机的身体”，城市才会有活力。 三、美学的救赎与田园城市的理想 近些年，中国美学界掀起了两股风潮：一是生活美学；另一是审美救赎。 关于生活美学，学术界已经谈得很多了。有人发起了一些争论，也有人作出了一些澄清，这里不拟多说。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文化消费的问题就提了出来。同样，经济生活的改变，迫使美学家对此加以关注。美学将落脚点放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兴起之上，这一点本身并没有错。重要的，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面对这些对象所持的立场。当经济学家们主张通过刺激消费以发展经济之时，美学家是否应该推动和赞美这种消费，例如将美与时尚、奢侈品消费、高级生活方式的追求联系起来。主张审美救赎的人，对这种经济生活改变所带来的变化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美学不应该制造生活的迷幻药，而应该成为社会病的诊断者、心灵的抚慰者、生活的解毒剂。 在“生态文明的美学思考”学术研讨会上，有先生发言提出，像日本福岛地震和核电站事故这样一些大灾之后，美学应该起一定的作用。这一点，也许没有那么明显，也没有那直接。当然，面对大灾难，各行各业都要救灾，美学家也不例外。如果能以自己的专业来救灾，当然很好，如果不能，也得去救。但美学家救灾不等于美学救灾。美学家在救灾中能起什么作用，笔者不清楚，但可以探讨。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空喊美学的救赎没有什么用处。 然而在中国，美学确实起过救赎作用。“文革”在政治上结束以后，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仍然被其意识形态紧紧地锁住，那时，出现了“美学热”。一些美学的议题、大量出现的美学文章和著作、大量国外美学著作的翻译，在文学艺术界，在思想界，也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笔者在许多文章中都一再强调，当时的“美学热”对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救赎。当时有人重提“救救孩子”的口号，要“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2]。其实，“美学热”所救的，已经不仅是孩子，而是中国的文艺界和思想界，并通过文艺界和思想界，救“文革”后中国年轻的一代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美学热”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在中国激发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使中国产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改革开放。 其实，欧洲18世纪的美学，本来也有着一种救赎的功能。在哲学上，理性主义被强调到极致以后，强调感性认识以及相应地感性对象的“完善性”的追求，成为现代美学的起源。这就是说，美学起到了把人们从理性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作用。到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尼采对酒神精神的呼唤也具有类似的效用。非理性成为理性的解毒剂。从本质上讲，现代美学的起源，以及它所强调的审美无功利和艺术自律，与资本主义兴起所形成的哲学上的功利主义倾向，具有对应和互补的作用。 今天的美学，仍有着救赎的使命，但美学所面临的社会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艺术要以自身的“拥有美”和“为了美”的特点，来区别于实用物品的生产。在今天，这种情况被逆转了。艺术首先让位于文化产业：以更低廉的价格，更好地对媒介的使用，更有效地利用资本的力量，制作出面向更多人群的文化产品。艺术家还培养出大批的艺术设计家，他们从事着各种工业产品的外观设计工作，从而形成美的泛化。在这种情况下，艺术被迫与美分离。一个被美充盈着无趣而无度的社会造成人的心灵的迷失。在这种情况下，美学要针对现实发言，用使人震惊的艺术唤醒迷幻的现实之梦。 当代美学的另一个救赎的维度，可以用美学的“围城”来表述。“围城”现象，本来是说城里的人想出去，而城外的人想进来。美学之城，是不是也有这种“围城”现象呢？美是来源于乡村的，来源于人与自然的互动的关系之中，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亲和感”。然而，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却是来源于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城市统治乡村，造成城市畸形发展和农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破产。城市像磁铁一样，将乡村的人才和劳力吸引到城市，又由于城市的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将乡村变成城里人的度假村、食品供应地、垃圾填埋场，以及被遗忘或被遮蔽到视野之外的地方。有人更进一步说，城乡的对立造成城乡之间的怨恨，于是城里人给乡下人“造假”，乡下人给城里人“放毒”，形成当今中国的两大问题，这就是产品质量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围城”和“拆墙”的比喻。当然，那篇文章并没有把“围城”现象以及相应的“拆墙”的做法说清楚，此处想进一步补充说明。“拆墙”，即克服城乡二元对立，不能靠当下正在出现的这种双向运动来实现。在当下，一方面是乡村里的人，通过考试、打工等各种方式离开土地，到城市里发展。对于他们来说，离开土地成为城里人就是成功。在城里没有立住脚，回去了就是失败。乡村对于他们只是退路。失败后，让“故乡的风故乡的云”来为他们“抹去创痕”。创痕抹去了以后又怎么办？再到城里去打拼。打拼成功了，成为城里人；打拼失败，就再回来。不停地折腾，直到折腾不动。另一方面，是城里人要到郊区去购买别墅，以对乡村的拥有来证明他们的成功。他们自称是再去种地，第二次上山下乡，但其中包含着成功的城里人的洋洋得意。即使不买别墅的城里人，也免不了到乡间度假，不远千里万里去旅游，看远方的奇景奇事奇人，完成对乡村的短暂的拥有。这种城市与乡村的双向运动，强化了阶级的对立，产生了城里的贫民窟和打工者所居住的地下室、郊区的别墅和偏远地区的民族风情园。所谓的拆墙，应该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改造来实现的。其中包括城市的田园化和乡村的城镇化，让现代农业与现代工业结合起来。生态美学，应该是呼唤和引领这种城乡改造的学问。这里既需要“实践美学”，更需要美学的“实践”。 生态美学不是生态科学，生态科学通过对生态状况的描述、科学数据的统计，告诉我们目前生态问题如何严重，造成这种生态问题的原因，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生态美学也不是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揭示事物间和生物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实现平衡的规律；生态伦理学基于生态哲学对事物间和生物间相互联系的认识，提出处理相关问题的道德规范。生态美学是从生态的角度看待美学的问题。既然是美学，它就仍然是感受性的，不依赖于抽象的思辨和外在的规范。正如前面所说，人在与周围环境共生的过程中产生了对环境的亲和感。这种亲和感，是在生命活动中产生的，相对于哲学和伦理学，它具有第一性。哲学依赖于对这种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伦理学建立处理这种关系的行为规范，这些都是建立在对这种关系的直接感受之上。因此，最初的美学，应该具有生态美学的性质。我们今天谈的生态美学，是哲学、伦理学和美学都背离了生态的原则以后而尝试实现的一种回归。前面说过，毕达哥拉斯试图将世界归结为数，从而创立了美学。他同时也就使人们对美的理解背离了生态的精神。此后，所有美的规律的寻找者，都在背离生态精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只有回到多样性，回到人的多样活动本身，美学才能找回生态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的确是一种救赎。 目前，美学家们在使用着各种思想文化资源，从维柯到海德格尔，再到中国的儒道释，来实现美学的救赎。这些研究或实践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是，怎样在现代社会激发一些传统思想的活力，仍是一个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 美学的救赎与艺术的救赎不是一回事。艺术的救赎，可以是在当代艺术产业化和产业艺术化的状态下，造出另一种东西，来宣示真正艺术的存在；美学的救赎，应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指出感性的充盈和美的泛化失去了趣味，保持一种批判的立场——对无趣和无味的批判，从而呼唤趣味。同时，生态美学本身也起到救赎的作用，在城乡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美学需要也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更为根本的东西：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美学围城的城墙被拆除以后，怎样建立我们的生活环境？ 结语：作为理论视角的生态美学 我们要在美学的研究中引入生态的视角。从这个视角所看到的，是一种开放的美学。美学不再只是“美的艺术哲学”。从鲍姆加登所关注的美，到黑格尔所关注的艺术，再加到感性的美，美学走过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是否定之否定，实现的是螺旋上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美学，从对现实的感性态度入手，从探寻对世界的亲和感出发，以实现对环境的家园式感受为旨归。我们有很多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我们有更多的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在这个过程中，美学能够起多大的作用，就看我们作出多大的努力了。 参考文献： [1]［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M].周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 [2]刘心武．刘心武短篇小说[M].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