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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10年代的东北旧体文学，其精神内容的无所作为加速了形式的边缘化，由于失却了时代承担被甩离了社会前进的轨道。旧体文学的文类质素的向新而变一旦停滞不前，那么其文类整体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由中心向边缘的游离，报纸等媒介排印水平的提高也不能阻止其式微之势。而原居文学体系边缘的小说应和了文学表达百科全书化的要求，重新向文学中心移动。报章连载小说代表了主流文学发展趋势，它融会了文学、社会的新旧观念的变化消长，呈现了许多具有新的社会观念意蕴的文学形象，其纯文学美学价值或许不高，但却是当时文学状况的切实体现和存留，显示了东北文学的现代方向，也因此具有充分的解读价值。 关 键 词：1910年代/东北/文学生态 作者简介：薛勤，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东北近现代文学、文艺学。 一、文本状况以及文类生态 1910年代的东北社会处于近代向现代转型时期，社会形态和文学形态都在发生着迅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文学文类意义上或许影响了其传统文学类型的艺术成就，但从文学史视角去体认，却有不应忽视的意义和价值。长期以来，这一时段的东北文学为古代文学史所轻忽，因为它是古代文学的尾声和变异；又由于尚未体现出足够的文学现代性而为现代文学所不屑。但就完整的20世纪东北文学而言，它有着独特甚至重大的意义，缺失这一时段文学的历史描述和研讨，东北文学的全貌、文类演变的历程以及文学成就就无法得到完整准确的体现，也不能准确地阐释东北文学生态和文学精神。 总体上，1910年代，从《盛京时报》的文学生态看，表现出旧体诗与小说并存的情形。初时旧体诗保持了较高的出版频率，成为报载文学的主体，作者中仍可见到“酉山刘焕书”等人，而前一年还频频出现的梦石瘦人、心籁等已不见踪影，与其同时的煮石子间或还有出现。这种现象说明以旧体诗词为主体的旧体文学在具有文化阶层的普适性的同时缺少专业性或职业性，这规制了文学主体队伍的不稳定性，也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总体水准，而这正是整个农耕文明时期，尤其在科举取士的政教背景下中国文学生态的规律性特征，它的生态基点在于文学创作主体的兴趣、意志和才华而非立世谋生的社会分工需求。 1910年初，《盛京时报》开始刊出《辽东集》①，署名“侯官张元奇君常”，首篇题为《榆关旅店题壁》，此后出版频率较高，从号次看，从1020号到1079号，几乎每期都有此集出现，是集束性出现的旧体记游诗，作为成形的定稿付诸报端，因此远不同于此前的即作即出的旧体诗。《辽东集》代表了东北旧体文学一线，可从中考见当时东北社会情状。之后的旧体诗成就醒目者较少，大多缺少思想的深刻和艺术的精美，与前数年立宪改良热潮时的慷慨激昂无可比拟，缺失了时代的大主题，既无思想的交锋激发，也缺少就诗言诗的美的唱和。旧体诗词一旦陷入意义稀薄的自吟自道，就几近式微之境了。报纸随着自身排印水平的提高，还为许多诗作配了风景照片，形成了一种旧体诗专栏的新模式，但仍不能阻止旧体诗词衰落的势头，其关键在于作品大多是水准不高的吟风弄月，内容上疏离了社会生活，缺乏生气；艺术上也乏善可陈。如果说1909年还有梦石瘦人、心籁、独醒子、煮石子等人裹挟在立宪改良的时代大潮中，以保国拯民的慷慨激昂给东北旧体诗坛带来了充满时代精神和心灵追求的富于生命热情的诗章，那么，此时的东北旧体文学由于失却了这种时代承担，精神内容的无所作为便加剧了形式的边缘化，几乎被甩离了社会前进的轨道。旧体文学的文类质素的向新而变一旦停滞不前，其文类整体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由中心向边缘的游离。而原居文学体系边缘的小说应和了文学表达百科全书化的要求，重新向文学中心移动。连载小说则代表了主流文学一线，它事实上融会了新旧文学观念，其纯文学美学价值或许不高，但却是当时文学状况的切实体现，也因此具有了足够的解读价值。 1910年初《盛京时报》的“小说”栏刊出《奇冤案》②，署名“刘”，自43至92期(1030号，三月初八日)结束，接下来三月初十日开始刊出《手溜儿》③，署名仍是“刘”，从1至80期(1115号)，而80期结尾时仍有“未完”的标示，却不见了下文。《辽东集》刊发在“文苑”，小说连载专有“小说”栏容纳，二者并行，并无版面的消长争夺，只视文稿的有无而刊用，所以其有无、多少便透露出其时新旧文类消长的消息。但尚未出现两部或多部“小说”同时连载的情形。从1116号(六月二十二日)起，《假面目》④刊出，署名“刘”，共见64期(1180号)，第64期结束时仍标示“未完”，但从1181号起，已开始连载《海底奇谈》⑤(1—90期)。此时已少有旧体诗文出场，《盛京时报》之文学板块已是“小说”的天下。接下来是宣统三年(1911)正月十一日开始的《豪侠姻缘录》⑥，作者署名“刘”，共100期外加一期“补遗”(1370号)；宣统三年五月十三日，《撒地玫瑰叶》⑦出场，作者署名“刘”，共48期(1421号)，期尾标“未完”，但次日已是《余孽遗根》⑧开场，共70期。1491号起此栏刊载《鹦鹉良缘》⑨。之后是起于1491号的《薄命花》⑩，同时间或有旧体诗等出现。从“小说”栏看，从《奇冤案》(刘)到《手溜儿》(刘)、《假面目》(刘)、《海底奇谈》、《豪侠姻缘录》(刘)、《撒地玫瑰叶》(刘)、《余孽遗根》、《鹦鹉良缘》、《薄命花》构成了1910年代初的小说序列，以题材分，有中有外，以主题分，有世情、侦探甚至魔幻，以作者分，除未署名外，均为“刘”所作，此“刘”是否为同一人，自可存疑，但其行文的话语特征较为一致，由于一些情节设计和叙事表述相近甚至雷同，基本可认定为同一人。 二、1910年代东北文学呈现的主要的社会观念样态 在这个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榫接点上，1910年代的东北文学呈现出许多社会观念的变化，表现出明显区别于以往的新的观念。 首先是这些作品中呈现出的社会关系、婚姻观念和制度设置发生了改变。婚姻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件。在这些作品中，更关注当事人两情相悦基础上的婚恋，讲求社会地位匹配的门当户对则退居为次要因素。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在发生改变，社会阶层间的壁垒松动，阶层迁动成为可能。《薄命花》故事发生在“金陵古国”的南京，盐商周松垣之子周谦，人品才学兼优，为告老还乡的前御史陈勋所青睐，欲将庶出女儿采兰相许。初时，采兰的母亲不同意，认为盐商之家，“可惜门第太不好了”，“像我们都是官宦人家，同他们作买卖的结亲，殊觉不很体面”。倒是陈御史见识深远，不拘俗套，看好周谦的人品才学，认定他前程远大。他先是征得女儿的默允，之后主动联系媒婆张妈撮合。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商家的社会地位低下，官商联姻向来为世所不允，阶层间壁垒森严，但在开明有识之士那里，这种藩篱已开始松动，代之以对具体的人才的看重。陈御史不以周家是盐商为耻，盐商周松垣也不以娶御史家的小姐而有攀龙附凤之感。在另一条线索上，只要儿女两厢情愿，家业殷实的周松垣也不排斥与已沦为谢家花匠的寒士谢云峰结为儿女亲家。不同阶层的联姻可以顺畅进行，源于社会观念中对人性已经开始有现代理性的体认。 以婚姻家庭生活为主题的世情小说占了较大比重，如《薄命花》、《余孽遗根》、《手溜儿》、《鹦鹉良缘》等，这些故事在婚恋观念上显示了醒目的一致性，其中的婚恋关系完全以当事者的意愿为转移，青年男女大多在婚嫁前有着较为充分的交往，没有强行的撮合、匹配，父辈甚至鼓励儿女独立交往、沟通、订交，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交往空间，传达出的婚恋观和模式是颇为进步的。《薄命花》中的陈御史并不因自己看好周谦就定下婚事，而是在让女儿相看了解周谦，在尊重女儿的意愿的基础上与周家联姻。《鹦鹉良缘》中的珊珊和谢生几乎是在双方家长的鼓励下青梅竹马地长大，建立起恋爱关系，因而才在后来的波折、磨难中虽离而不弃，相互等待、找寻，终于走到一起。 还有女性观的变化也颇引人瞩目，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新的内涵。她们大多有胆有识，积极进取，敢于在社会生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家庭甚至社会上发挥作用，改善自己的地位，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余孽遗根》中的爱媛，在马吉尔假报阵亡背弃婚约后，并未自怨自艾地在痛苦中挨度时光，而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爱媛的长子期谟与牧师的女儿都拉相爱并订下婚约，后来期谟开赴印度平叛，为迷惑敌军假传阵亡，都拉闻讯痛苦不堪；后来，出于谋求都拉家财产的目的，女道士建议爱媛让小儿子阿塞追求都拉，都拉发现自己深爱的仍是期谟，就断然拒绝了阿塞的苦苦追求以及自己父母、爱媛甚至女道士等人的劝说，在期谟死讯不确的情况下，固守着心底的那份情感，等待期谟，直到期谟归来，终成眷属。爱媛与都拉两代女性形象，都表现出独立掌握自己命运的积极生存姿态。《薄命花》中的曼姑，美丽贤惠，能文擅诗，有情有义，识大体，不苟且，敢于以自己的生命向污恶势力抗争。《手溜儿》中的林三姐敢作敢为，颇有经济头脑。《撒地玫瑰叶》中的“义务探访”卜媛，活泼多智，奔走破案，是发挥了切实侦查作用的“华生”。这形形色色的带有新时代特点的女性形象丰富了1910年代东北文学的人物序列，反映出现代的人的主体性认知对于社会生活与思想的初步影响。 随着现代资本的出现，利益因素更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生活，这体现在1910年代社会观念体系由农耕文化向资本文化的移动，更关注私有财产的获得、积累和保护。首先是经济观的变化，对财富的追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人的规制。《手溜儿》里的林三姐，在得知有个“财主表兄”徐福雷之后，就执意要求母亲告诉她这位表兄的情况，而后便独自找到徐宅，请求素不相识的徐福雷借给她学画的学费，以便学得本领，独立谋生，并允诺日后将有回报。徐并没有当即答应林三姐，甚至认为她学不成，劝她打消学画的念头。不久，徐离奇死亡。也许是林三姐的志高气盛引起了徐福雷的赞赏，徐在遗嘱中宣布将一只“光景能值一万多银子”的金手溜儿赠与了林三姐。不久，按照徐福雷遗嘱的规定，林三姐又获得徐的一半家资和徐家一半的“家具物用”。惊喜之际，林三姐想到的是“将来我两个哥哥，都要做我门下的客啦”，“可惜没把家资全给我，要是全给我啦，我也是第二个徐福雷”。林三姐隐喻了现代性进程中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人情世态，既有积极进取拼搏的个人奋斗精神，也表现出对宗族亲情的漠视和对资本的贪婪追逐，即人生的一切需求都围绕着对资本的获取来进行。这类形象在1910年代的东北说部中出现，显示了私有财产观念的建立和相关的法治吁求，东北社会已进入初步的资本化时代，踏上了追逐资本的现代性的最初进程。 三、文学观念的新变 1910年代的东北小说中蕴涵了较多新的文学观念。同前一阶段的《俄灭波兰记》(11)、《法国盛衰记》(12)等比较，可以发现其中文学观念的悄然改变。文学具有的史传文学的功利性经验总结和传递功能削弱，日常化的叙事美学在建立：更侧重于非功利的事件——更进一步的对人及其精神——的叙述。譬如《余孽遗根》，同样是战争体裁，但它既不是如《俄灭波兰记》那种单纯的战史叙述，目的在于总结波兰覆亡的教训以警醒国人，也不是如更早的《三国》、《史记》等在兴衰消长中钩沉历史发展规律以为现世借鉴，而是以战事的变幻为依托，展示人性的丰富和变化。故事中的英吉利大将马吉尔，人称摩西将军，犹太人，后入英国籍，“其人狡猾，仍旧是犹太人的性质”。马吉尔与爱媛订婚，爱媛为“土财主”的女儿，家境殷实，相貌平平。马吉尔奉“金钱主义”认可了这桩婚事，而爱媛对马吉尔却是一往情深。时值英殖民地印度发生兵变，英国本土的陆军“全数开往印度”，马吉尔在印度又结识了一位家富更兼貌美的姑娘，便欲毁与爱媛之婚约，于是利用战报误报他阵亡的消息，隐匿印度不归。爱媛后嫁了妻子亡故的一位绅士，抚育了这位绅士与亡妻的儿子期谟长大成人，并育有自己的儿子阿塞。期谟与牧师的女儿都拉相爱，后来期谟也赴印度作战，也有战报传期谟所在部队全军覆没。都拉坚信期谟未亡，最终盼得心上人归来。马吉尔年事已高，更兼愧悔当年的行径，惭愧回到英国。战争考验了马吉尔和爱媛的关系，让爱媛由此走出与马吉尔的婚姻误区，找到了真正属于她的生活。在战争的背景下，牧师一家和爱媛一家均演出了许多故事，小说关注故事中的人物、人物的人生经历及况味，体现出传统文学观对经验的关注、近代文学观对故事的关注。1910年代的东北叙事文学约略体现着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关注和塑造，这正是文学向现代性演进的实绩。 这一时期的小说中，侦探小说占了很大比例，在前述的小说序列里，就有《假面目》、《豪侠姻缘录》、《撒地玫瑰叶》等数种。西方侦探小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规模译入中国的西方通俗文学类型，与同时移译的政治小说、科幻小说和教育小说相比，在数量上占优，传播范围最广，以其成熟的文类魅力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进产生了重要的、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现代小说生成具有推动作用。侦探小说的艺术追求也极大地影响了东北文学观念的变化。 侦探小说对1910年代初的东北文学的影响主要可以从文学观念和文类形式两大方面考察。从社会思想观念上考察，侦探小说是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产生于西方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是近代理性思潮在文学中的典型表现。“侦探体裁是文学体裁中唯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并被这个社会带进文学中来的。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者，即密探的崇拜，在这里得(达)到了无以复加程度；不是别的，正是私有财产使双方展开较量。从而不可避免的是，法律战胜违法行为，秩序战胜混乱，保护人战胜非法者以及私有财产的拥有者战胜其剥夺者等等。”(13)在侦探小说语境中，政治制度上的法制建设日趋完善，思想上实证主义风行一时，思维上逻辑推理受人推崇，整个时代进入了一个追求科学民主的时期。侦探小说政治观念上对法治社会的肯定，思维方式上对实证逻辑的要求，人性体认上对人权的尊重，“完全站在法律和秩序一边”(14)。周桂笙曾说：“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小说实未尝梦见。互市以来，外人伸张治外法权于租界，设立警察，亦有包探名目……至若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确凿，不能妄入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15)侦探小说体现了指向现代性的积极先进的思想内涵，它的译入推动了国人对法治社会的认识，于1910年代的中国社会来说，正切合了科学、民主的社会改革要求。 侦探小说对于文学思想的触动，在于在文学美学中引入了纯粹的游戏观。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说：“人应该同美仅仅进行游戏，人也应该仅仅同美进行游戏。”“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16)从文类的视角看，侦探小说是一种稳定的文学类型，它有着成熟的创作套路，这在中国文学(说部)中前所未有，它的引入，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它以完善的规制感和严格的规则限制，带给1910年代的东北文学鲜明而且从未有过的游戏意识，这一意识接替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史传意识和认知意识。在中国说部传统中，文学的目的一部分是历史经验的传承，另一部分是知识系统的建构和拓展，游戏意识则是缺席的。历史经验和知识系统均联系着现实功利，而唯有游戏意识才指向美学追求和人的内心。侦探小说以一种完整的文类移入，在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样态的同时，也展示了全新的现代的文学意识。 就文学类型来说，侦探小说的技术与规则要求十分清晰，有一系列硬性的情节设置规则和路径，东北小说很快便吸收了这些并较好地体现在创作实践中。《撒地玫瑰叶》中郭来司的调查取证思路和手段是现代司法式的，注重程序、证据和逻辑，没有超自然的力量或媒介的介入，后者在古近代小说中屡见不鲜；一些场景气氛的营造颇得侦探小说之妙，叶范立那间有着许多控制霓虹灯光的“电钮”的诡异房间，既以近代科技色彩制造了独到的新奇感，可以补充叶范立的性格特点，同时作为一个障眼法设置也颇收侦探小说悬念的功效。这类小说文学实践的质量是粗糙的但其意义值得关注，作为东北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环节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意义，即应和着时代的要求，在侦探小说译介的助推下，进行了东北文学由传统观念向现代性的最初转进，尤其在艺术上取得了现代性的初步自律。 文学是人类精神面貌的生动映像，应将其视为一种有机的生命体，从这个角度解读其中的文学观念，认识它的特点，追踪它的变化，关注其生存样态和发展过程，这是我们关注(一个时段的)文学生态的学理依据。考察文学创作实际，1910年代初的东北文学生态总体上呈现为旧文学观念的式微湮没和现代文学观念及文体风格的约略产生。具体而分，其时的文学生态可呈现为两块区域，一是以旧体诗为主的旧文学的延伸，相比以往，文类形式减少，基本只有诗作出场；一是由说书文本向现代小说文本演进的以叙事文学为主体的新文学区域。前者以记游诗为主，由于文类因素和主题的陈旧，缺乏生命力而呈式微之态，表现在媒介上出现的篇幅不断减少，频率不断降低。后者的文本中营造了特点鲜明的文学空间，即异国空间和中国空间，这两个空间下都蕴涵了渐次生成的现代性文学的活跃的文类质素，它们影响了1910年代东北文学的发展和走向。 东北文学的本土性和现代性元素的生发成长，铸造了1910年代的东北文学生态。一地域独特的文学演变必将规制着其文学的发展，历史中发生的文学组构了当时的社会，也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探讨东北文学的发展轨迹，揭示其独特生存样态，展示其独特的文学精神和审美趣味，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实践的具体的空间环境对其艺术创造内容和方式有着深层的规制，那些和生活、生命融为一体的代代绵延累积的物产景致、风土人情作为自然的、民族的因素构成了相应的地域文化内容渗透在作家的思维和想象中，在地域文学中累积了较多较醒目的民族和时代的普遍精神，它们传承着文学观念的发展和积淀，是存在于集体意识中的人性与审美的表达。 注释： ①张元奇：《辽东集》，《盛京时报》二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八日。 ②刘：《奇冤案》，《盛京时报》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初二日—宣统二年(1910)三月初八日。 ③刘：《手溜儿》，《盛京时报》宣统二年(1910)三月初十日—六月二十一日。 ④刘：《假面目》，《盛京时报》宣统二年(1910)六月二十二日—宣统二年(1910)九月二十四日。 ⑤刘：《海底奇谈》，《盛京时报》宣统二年(1910)九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⑥刘：《豪侠姻缘录》，《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正月十一日—五月十二日。 ⑦刘：《撒地玫瑰叶》，《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五月十三日—六月初十日。 ⑧《余孽遗根》，《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六月十一日—九月初四日。 ⑨《鹦鹉良缘》，《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九月初五日—十月初十日。 ⑩《薄命花》，《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十月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11)《俄灭波兰记》，《盛京时报》1907年5月26日—1907年6月3日。 (12)《法国盛衰记》，《盛京时报》1907年6月5日—1907年8月15日。 (13)斯·季纳莫夫语，转引自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下，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28－229页。 (14)朱利安·西蒙斯：《血腥的谋杀——西方侦探小说史》，崔萍、刘怡菲、刘臻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15)周桂笙：《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新民丛报》第3年第7号，1904年7月。 (16)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张玉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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