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继续将凡是族属回族的作家创作的作品和无论作家的族属如何只要涉及回族题材的作品都一律划人回族文学的范畴，似乎有利于团结大批文学创作者扩大回族文学的创作领域，但是无疑缺少了“清真”的品质。 对于以汉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回族文学而言，民族特性的强调尤为关键和重要。透过历史的幕障，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回回的先民中有着许多闪光的文学家的名字：萨都刺、马九皋、高克恭、丁鹤年、海瑞、马欢、金大车、金大舆、马继龙、闪继迪，马世俊、丁澎、沙琛、蒋湘南、改琦等等。但是，古代回回先民的创作之所以淹没于中华文学之海，是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张扬自己的民族特性;近现代的回回作家马宗融等人都极力想为“回族文学”撑起一面旗帜，但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可以支撑的旗杆;直到中国共产党确认“回族”是一个独立民族之后不久，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姚欣则以《扎白头巾的妈妈》一诗开创了回族作家文学的先河。随后，具有民族特性的本真意义上的“回族文学”才呈现了星火燎原之势，到无法避免的灾难性“十年”中“回族文学”痛失原声。新时期以来，只要是具有民族特性的回族文学作品无不在文坛掷地有声。马德俊的《穆斯林的彩虹》，马步斗的《大梁沟传奇》、《李家铺外传》，查舜的《月照梨花湾》、《穆斯林的儿女们》，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张承志的《黄泥小屋》、《心灵史》，马知遥的《亚瑟爷和他的家族》，冯福宽的《大迁徙》，丁文方的《回族抗倭名将左宝贵》，白练的《隘口》、《悠悠伊犁河》，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等等。这些回族作家之所以在庞大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坛占据一定的地位，根本原因就是这些作家的创作都无一例外地展现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揭示了回回民族的精神实质，在作家的心灵和创作中一直沐浴着神圣的伊斯兰之光，“伊玛尼”在他们心中。 因此，历史和文学的规律告诫我们：要想以自己独立的姿态挺立于文坛，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气质和独特的内涵。 回族作家有选择创作的自由，但要创作“回族文学”，就必须依靠在“回族文化”这棵正在发育生长的树干上，在树根里浇灌真挚的汗水和心血，以对回族文化的虔诚心灵护爱回族文学，使回族文学以独特的声音回响在文学的天空。 当然，如何定义“回族文学”绝不是某个人可以拍案定夺的，它应该交给“回族”和“回族文学”自己去裁决。好在“回族文学”已经走过了27个如歌的春天，但是“回族文学”不能永远在自身概念不明的尴尬中行进。这是一个亟待解 本文原文决的问题，它关乎着回族文学的鉴别和发展，影响着回族文学的创作前景。 回族文学在其定义存在争议这样一种多少有些尴尬的境地中蹒跚走来，自然而然地就潜伏下了各种危机。 从回族作家文学来看，其潜在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回族作家队伍结构的变化 我们不得不客观地承认一个现实，回族文学在曾经轰轰烈烈的鼓噪声中的蓬勃态势，经过二十几年的磨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温趋势。那些虔诚而热心地从事回族文学创作的老作家，有的虽然创作势头不减，但毕竟年事已高，创作的浪头不可能一直持续，有的甚至已经作古，为回族文学的创作发展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那些曾纵横驰骋于回族文坛、为回族文学的发展壮大贡献过力量的中年回族作家，有的由于各种原因早已封笔或另谋他就，有的为拓展自己的题材、挤入“时尚”潮流不得不转向其他创作领域，使回族文学在刚刚开始繁荣的时期，就失去了最坚实的中坚力量;一大批才华横溢、志气飞扬、大有力挽狂澜之势的青年回族作家们的出现，给回族文坛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前景和希望，但是由于与老作家之间的代沟和中年作家自我转向缺乏适度的引领，使回族青年作家们的一腔热望变得有些不知所措。许多年轻的回族作家只在回族文学的民族性上草草地“报了一个幕”、“亮了一个相”便匆匆地赶往其他方向去“劲舞”。只有少数的青年回族作家，以自己虔诚的民族心灵、独特的民族特性，坚守着自己民族的特色创作。虽然老、中、青三代作家曾经共同努力，为回族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近年来作家队伍结构的变化，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而是“断代”、“转向”、“后劲乏力”的现象。 二、回族作家的“非回族化”现象的存在 “非回族化”问题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十几年前，回族评论家杨继国就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特殊的现象。对回族作家“非回族化”现象的大量存在，我们可以从回族形成的特殊性方面找到原因，也可以从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上给予理解，还可以从回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寻找答案。但是这种不利于回族文学发展、脱离民族特性、缺乏民族个性的创作局限绝不应该成为“非民族化”创作的借口，更不能允许其继续蔓延。“非回族化”现象的严重存在，是因为回族作家对民族特点重视不够、民族意识强化不深所造成的。这是回族文学发展的根本阻力。 回族文学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根本标志就是回族的民族特性。没有回族的民族特性，就没有回族文学。回族作家只有强化自我民族意识，热爱自己的民族，熟悉自己的民族，理解自己的民族，并脚踏实地、不断地走深入本民族生活的文学必由之路，才有可能较好地驾驭本民族的创作题材。当然，作为一名作家有自己选择创作题材的自由，回族作家也同样如此。不过，既然是以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在创作，为自己的民族文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同样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三、出版机构和文学刊物的移情别恋 在以“经济效益”为主导的今天，出版机构和文学刊物近年来也开始移情别恋。原本就窄小的回族文学园地现在是越来越小。只有远在新疆天山脚下的《回族文学》还在坚持着。一度推出不少回族作家的《朔方》、《六盘山》等近年来也开始做所谓的“接轨”，发表回族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少。曾为回族文学发展做出过较大贡献的《新月》早已改换门脸，几乎与回族文学绝缘。就宁夏回族自治区来说，就回族文学而言，这无疑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四、回族文学题材的开拓和深层掘进的力度与驾驭能力的贫乏和疲软 这是回族文学创作内在的危机，也是最为致命的危机。在以往的回族文学创作中，描写“苦难”的历史似乎是回族作家都钟情的一个情结。虽然这与回族历史的苦难太深太重有关，却使回族文学的题材进入了一个严重地相似与相同之中。频频地回顾过去与不断地抚摸历史的伤痛相交织奏响的一支“苦歌”，使回族文学在现代化的创作道路上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而痛失时代观念。 对历史的返顾与凝思虽然可以使民族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经验教训，但一味地揭历史伤疤并以一种忆苦的方式反复诉说，就使文学创作进入了一种祥林嫂式的絮叨而出现了乏味、重复的疲惫。这样的文学现象既拖累了文学的前进，又无法促进民族的进步。因此，今天的回族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急切地呼唤作家的全新的时代观念。 时代观念，既包含着时代精神与现代意识的总和，又囊括着现时可以感知的审美趋势、哲学思考、心理导向、社会情绪等多重社会基因。今天，随着回族地区经济生活的不断提高，改革与守旧、贫困与富裕、愚昧与科学、宗法意识与民主精神的矛盾冲突，正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错综呈现。每一位关注中国命运和本民族历史命运的回族作家，都应该反馈出符合民族地区改革规律的文学思考。鲜明地揭示现实矛盾，描绘改革在回族地区和回族人民心中掀起的浪潮，表达作家对新旧势力相互消长的爱憎立场，这无疑是回族作家所肩负的社会使命感与时代使命感的具体体现。然而，回族文学在这些方面的创作还差得很远。甚至有一部分回族作家对此根本就不以为然。缺乏时代观念的文学创作，不仅局限了题材的丰富多样，更因为它的封闭、狭隘禁锢了民族思想的广阔。 就回族民间文学而言，同样也是在繁荣的背后，希冀与危机并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