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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说界革命”后的创作转向 《新小说》自第八号开始转向，就小说创作整体而言，纠偏标志应是此前一年的商务印书馆创刊《绣像小说》。《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云：“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榑桑崛起，推波助澜”，又批评旧小说“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这些都与“小说界革命”的主张相合拍。可是，《缘起》只字不提梁启超与《新小说》，而称“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又说“以兹编为之嚆矢”。比较两者风格与内容，此宣称似有自封承接中国小说正绪第一人之意。《绣像小说》尊重读者的审美趣味与阅读习惯，通过小说的艺术形式，批评社会现状，教化民众。创刊号前三篇小说都出自李伯元之手：《文明小史》描写新政新学故事，以相当篇幅暴露维新运动的阴暗面；《活地狱》展现黑暗恐怖的监狱现状，刻划社会下层的差役、捕快、牢头等人罪恶尤具特色；《醒世缘弹词》着重宣传破除迷信、反对缠足和鸦片。《文明小史》第一回云：“须用上些水磨功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这固然表明不赞成激进改革，却符合小说潜移默化感染读者的特性，不像梁启超等人痛快针砭，以期收立竿见影之效。后来新刊作品如《邻女语》、《负曝闲谈》与《未来教育史》等也都与此保持一致。 《绣像小说》也以改良社会及文学为宗旨，作品多涉及当时社会变革热点。然而编者自有文学定见，无意于政治宣传。重视经济利益的商务印书馆对读者群的预设，是人数众多的中下层知识者，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与社会变革，但态度较为温和。这其实也是梁启超与李伯元两主编间的差异。不过，《绣像小说》也注意对《新小说》的衔接。它刊载《维新梦传奇》与《梦游二十一世纪》，是与其“命意正复相同”，将梁启超极为重视的《经国美谈》改编为“新戏”，目的同样如此。反过来，《新小说》第八号起开始连载吴趼人的那些作品，内容与风格都与《绣像小说》相呼应。连《新小说》自己宗旨与方针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此时从政治向文学回归的大方向已定。 光绪三十年八月，《新新小说》在上海创刊，与《新小说》、《绣像小说》并行于世。该刊《叙例》承认“小说有支配社会之能力”，以及“欲新社会，必先新小说”，然而更强调“小说新新无已，社会之革变无已，事物进化之公例，不其然欤？”甚至还说“向顷所谓新者，曾几何时，皆土鸡瓦狗视之”，将《新小说》当作已翻过去的一页，故而刊名在“新小说”前又加一“新”字。《叙例》第一条透露了编者的胜算：“本报纯用小说家言，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意在浸润兼及；以一变旧社会腐败堕落之风俗习惯。”“浸润”以及批判旧社会“腐败堕落”等语仍承袭梁启超，但“纯用小说家言”却是针对图解政治理念的《新小说》。创刊号首篇是主编龚子英演绎东北三省抗俄斗争的《中国兴亡梦》，另一篇《菲猎滨外史》仍着眼于中国：“其视吾东方病夫，任人宰割，犹复谓他人父，忝颜事仇者，固未可同日语也。”(43)陈景韩的《刀余生传》是该刊“侠客谈”系列的首篇，后来编者还宣布，前十二期“以侠客为主义”(44)。尽管文艺性较强，也宣扬了国家、种族兴亡思想，但始终集中于“侠客”题材，作品中又宣告“吾恨不得炸弹，贯南北极，毁灭地球，一泄种种不平”(45)，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办刊方针实是走上偏锋，读者面大受影响，刊行也遇上种种不顺，号称月刊的它维持了二年八个月，仅出十期便悄然停刊。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新创刊的《新世界小说社报》针对正勉力维持的《新小说》、《绣像小说》与《新新小说》，豪迈地宣称其作“事迹之离奇，文笔之优胜，无体不备，无美不臻，洵足推倒一时小说”。办刊宗旨不再涉及政治，而是“为开通社会起见，誓合四万万同胞饷以最新之知识”(46)。其《发刊辞》称：“过去之世界，以小说挽留之；现在之世界，以小说发表之；未来之世界，以小说唤起之。”这种对小说地位、功用的认知，仍有承袭梁启超处，但申明小说应反映现实，却是对其主张偏颇的匡正。该刊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活动家都不满意，创刊号上《新中国之豪杰》第一回便是“南海县教主传道，北京城公车上书”，对康、梁及维新运动颇有几分鄙视；同时《发刊辞》又严厉批评“新党之革命排满也，而继即升官发财矣”。该刊少谈政治而着眼文艺的倾向，正是在“小说界革命”后逐步与政治脱钩的表现。可是尽管雄心犹在，刊物还是很快陷入困顿，它只坚持了九期，不过编者或可聊以自慰，前三个小说刊物都已先于它停刊了。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新小说》停刊，原因是主要撰译者吴趼人与周桂笙应邀去创办《月月小说》，后者也显示出正宗继承人的气势：“《新小说》业已停刊……继起而重振之，此其责舍本社同人其谁与归？”(47)吴趼人《〈月月小说〉序》指出，其宗旨为“辅助教育、改良社会”，“读之能使振起精神，助长智慧”(48)。吴趼人接过“小说界革命”旗帜，又修正其内容，强调“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自觉也”，即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发挥寓教于乐的功能，而非政治理念先行，对读者强行灌输。 为此，吴趼人选择了历史小说：“寓教育于闲谈，使读者于消闲遣兴之中，仍可获益于消遣之际。”(49)他的《两晋演义》为创刊号首篇，并发表《历史小说总序》，阐述历史小说与“年来吾国上下，竞言变法，百度维新”形势的关系。吴趼人并不只偏重于历史小说。创刊号载12个门类的作品，以满足不同口味的读者，这其中包含了主办者对销路的算计，但兼容并收也是期刊应有的风格。历史小说、社会小说与国民小说对现实政治的针对性最强，他类则符合吴趼人“输入知识”的宗旨，且与社会现状也有一定的关系，即使如滑稽小说《新封神传》，似乎纯供读者娱乐消遣，但创作也取材于现实。如猪八戒向元始天尊请命办学堂时说：“不晓得你老肯出几个钱薪水，须知我们东洋留学生的价值是很高的呢。”《月月小说》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当兹小说争竞世界，惟本报独能立于经久不败之地”，“每次出版，购者争先恐后，户阈为穿。”(50)可是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它却因主办者意志悄然停刊，一旦失去资金支持，编者办刊意向再执着也无力抗争，晚清时许多刊物的命运都是如此。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小说林》创刊，它在近代小说史上首先明确提出应回归小说本体。黄人《小说林发刊词》批评道：“有一弊焉，则以昔之视小说也太轻，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小说已被推崇为“一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科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方式”，可是四年过去了，新民与改良未见成效，也未发生“改顽固脑机而灵”与“祛腐败空气而新”的奇迹，徐念慈也批评了“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的见解(51)。“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基础也遭到质疑。黄人认为，小说的实质是“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徐念慈《小说林缘起》也说，小说“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他的《余之小说观》还明确定义：“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其实，三年前已有“小说本美的化身也”(52)的命题提出，但没能产生较大反响。如今黄人等人得到了呼应：“有益而无味，开通风气之心，固可敬矣，而与小说本义未全也”(53)，周作人则直接批评梁启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他又说：“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欲言小说，不可不知此义。”(54) 梁启超等人将小说供上神坛，黄人诸人则抹去其虚幻光圈，恢复本来面目。他们还探讨了创作源泉问题，徐念慈《余之小说观》指出：“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黄人则云：“小说之应(影)响于社会，固矣，而社会风尚，实先有构成小说性质之力，二者盖互为因果也。”(55)这些都是对依据概念创作，设定主题后图解的批判。他们也不赞同视传统小说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黄人以中国文学发展的大局观为参考系，连续发表《小说小话》，盛赞《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创作手法。他又不以“新”、“旧”为批评标准，对新小说也实事求是地肯定或批评。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全面讨论了小说创作现状、发展趋势及各种相关问题，率先凸显了“著作者十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的现象，并指出经济考量是极为强烈的刺激因素。他以各种统计数字说明，侦探、艳情一类作品畅销，“有裨于立身处世”的小说人们偏不爱读，追逐利润的书局一味迎合读者喜好。阅读市场如此，使徐念慈惊呼“社会之前途危矣”。可是呼吁再急迫，也抵不上市场的诱惑，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清亡。 《小说林》存世时间不长，《竞立社小说月报》则更是一闪而过。它强调政治性与社会性如《新小说》，专题集中又如《新新小说》，宗旨则是“保存国粹”、“革除陋习”与“扩张民权”(56)。该刊仅出两期即告停刊，即使没有清廷查封，它也实难得到阅读市场认可。其时上海的《白话小说》、《十日小说》，浙江的《宁波小说七日报》，香港的《新小说丛》等，也都是匆匆来去。其始也，编者雄心勃勃，大声呐喊；其终也，刊物不告而别，悄然消失。变幻如此之快，令读者目不暇接。清亡前夕新出现了有正书局的《小说时报》与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它们都没宣称将担负起何种历史使命，只是在意作品怡情悦性的功用，在民国时都还持续了好多年，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 晚清最后十年，十余家小说报刊此伏彼起，但若将“小说刊物”作为一个实体，各刊物为其外在形式，那么它在社会上的生存与传播从未停歇。这种独立的小说传播样式，有自己的行进轨迹，运行方向在不断调整，而一家刊物停办，宣告新宗旨的另一家诞生，则时常是调整的方式。从《新小说》到《小说林》，再到《小说月报》，其宗旨经历了从“改良群治”到宣布“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再到以“怡情悦性”为办刊目的的路线。它以不断更替的方式经历了震荡，随着刊物宗旨与风格逐渐向小说本性回归，最终进入稳定状态。导致震荡且趋向明确的摄动力，是众多读者的共同选择，它终于使“小说界革命”的光环黯淡下去。 读者共同需求形成的强大摄动力，在小说单行本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书局始终的宣传是提倡维新改良，或有裨于世道人心，但真正在意的却是利多售速。他们敏锐地捕捉有关读者兴趣爱好及其变化的信息，并有意迎合，决不冒损失利润的风险，去承担引导、提高读者欣赏品味的责任。这种单向的通道，使读者群共同选择形成对阅读市场的摄动力越发强大。 我们可通过下表考察近代小说单行本出版按时间段的分布： 前三十五年是以往状况的惯性延续，小说年出2至3种。光绪元年(1875)到二十年是印刷业改造期，从西方引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小说产出数量有所增长，光绪元年至十年年均3至4种；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年升至4至5种。其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间，数量成倍增加，年均已达13种。在此期间，甲午战败与庚子国变先后发生，小说格局因时局急剧动荡的刺激而发生变化，创作开始贴近现实。光绪二十一年台湾军民正在抗击日寇之时，《刘大将军平倭战记》、《刘大将军百战百胜图说》、《台战演义》、《新编台湾绣像巾帼英雄传》等作已同步行世，创作与出版之快捷都创下新纪录。格局变化由广大读者共同的阅读需求所造成，那些作品随即被盗版，也证明了它们的热销(57)。政治小说在这阶段开始出现，《佳人奇遇》、《经国美谈》在《清议报》连载后出版，后又多次再版，面对如此形势，书局自然乐意与梁启超的主张合拍。不过其时影响大且持续时间长者，还当首推《茶花女》与《包探案》，这预兆着言情与侦探两类，将是翻译小说中最大的两个流派。 光绪二十九年单行本出版呈现跳跃性增长，这显与小说地位迅猛上升有关。然而梁启超推崇的政治小说，却仍是“如晨星之落落”，“苦不可得”(58)。在“小说界革命”呼声最高的光绪二十九年，标“政治小说”的只有3种，占当年出版的4％。从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小说单行本共出629种，可是标“政治小说”的仅为7种。宣统朝三年共出403种，只有宣统元年(1909)改良小说社的《醋海波》扉页上标“政治小说”，其内容只与政治稍有涉及，故封面又标“言情小说”。报载小说情况同样如此。从表面上看，似乎大家都在高举“小说界革命”大旗，标榜“改良群治”、“开启民智”，但响应梁启超号召者实是寥寥无几。 不过，作者、译者或书局对此都自有解释。当光绪二十九年鼓吹政治小说的呼声尚属高涨之时，“中国燕蓟少年”翻译出版了《侠男儿》，其篇首云：“这部小说的内容，虽是说男女的爱情、朋友的义气，原比不上政治小说”，但仍可“输入合众文明，开通国民智慧”。此话不无道理，然而真正原因却是看重作品的销路。政治小说刚行世时，因其言论发聋振聩而颇受欢迎。可是始终是“当一篇政治策论读，开口见喉咙”(59)，读者必然生厌。小说生产要经受阅读市场检验，继续出版这类作品岂不是自寻绝路？即使政治小说短时间红火之时，热销的仍是言情小说与侦探小说，但它们多有“输入文明”与“开启民智”的包装。既风行于世，又与梁启超主张有某些衔接的，则是后来被称为“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等作。鲁迅曾批评此类“以合时人嗜好”，但这恰是畅销的保障。而且，其内容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其“匡世”之“命意”(60)，不也可称为“改良群治”吗？  《官场现形记》激起创作上的热烈反响，其后又有《后官场现形记》、《续官场现形记》、《特别新官场现形记》，而《新官场现形记》至少有四种。此系列还向社会各方面延伸，学界、商界、医界、女界、宗教界都有相应的“现形记”，有的格调相当低俗，如《海上风流现形记》、《和尚现形记》之类，而《嫖界现形记》竟连出三种。其时又有标榜“风流”的官场小说，既揭露官场之腐败，同时也折射出读者们猎奇，以及对官场愤慨并已不抱任何希望的心情。不少作品虽未标榜“风流”二字，但题材仍为同类，如写过《官场风流案》三集的“天梦”，又写了《官场离婚案》，其内容可想而知。小说界这种堕落现象，正与当时社会风气之堕落相一致。 自光绪二十九年小说呈跳跃性增长后，递增态势又持续了好几年。各书局纷纷宣示光明正大的宗旨，可那只是报纸上的广告，连《九尾龟》等狭邪小说也称为“改良社会之新小说”(61)。改良小说社出版艳情小说、狭邪小说甚多，可它自我标榜说：“本社为开通风气、改良社会起见，发行新小说不下百数十种，久已脍炙人口。”(62)《苏州繁华梦》津津乐道于“偷情堕孽海”、“名妓出风头”、“大旅馆顿成野合场”等情节，可是它却被誉为“促迫改良社会之功臣”(63)。当时有人批评道：“世风日漓，言情小说，最合时尚。每见市上号为‘新小说’者，或传一歌妓，或扬人帷簿，人竞购之……适足以败坏道德耳。”(64) 最后还应提及当时出现的续写古代小说名著的热潮。人们熟悉的小说人物都现身于晚清社会，展现出一幅幅奇异组合的图景：孙悟空在租界会有怎样的举动？林黛玉到英国留学会是个什么模样？梁山泊上办起了股份公司，众头领尽其所长各自经营。魏、蜀、吴三国都开始改良维新，各自方向、措施不同，结果也迥异。那些作品水准不一，可是将历史上的小说人物置于现实社会后，生发出各式各样的故事却可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作者借此或对时局冷嘲热讽，或抒发关于新世界的理想，这同样能激起读者的共鸣。就总体而言，那些作者对国家的危亡极度忧虑，对官场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腐败极度愤慨，同时仍怀有人民奋起，国家由孱弱跃至强盛的企盼，以及苦于找不到实现途径的失落。在晚清最后几年里，更出现一些直接描写剧烈动荡时局并寄托作者愤懑的作品，它们出现于国势大坏之际其实是个必然事件，与梁启超的主张其实并不相干。 光绪二十七年小说仅出四十余种，宣统三年竟已是近九百种，小说格局在晚清最后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小说界革命”是转折的关节点。国家危亡的刺激，催生了改良小说的呼声与实践，梁启超顺势倡导“小说界革命”，使小说提高到史上从未有的地位。作者、作品迅猛增多，阅读市场也急速扩张。可是，梁启超将小说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观念，与小说本性特质不符，在作者、读者、出版与理论探索的共同作用下，小说逐渐回归本体，因此没几年时间，梁启超的主张便已渐渐淡出人们关注的范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