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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小说》与“小说界革命”的历程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新民丛报》第十四号刊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宣告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小说专刊即将问世。其开篇即言： 小说之道，感人深矣。泰西论文学者必以小说首屈一指，岂不以此种文体曲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窾奥，有非寻常文家所能及者耶！……夫人之好读小说，过于他书，性使然矣。小说既终不可废，而所谓好学深思之士君子，吐弃不肯从事，则儇薄无行者，从而篡其统，于是小说家言遂至毒天下。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未始不坐是。 《新小说》宗旨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十五门内容除图画、论说等外，小说有历史、政治、哲理科学、军事、冒险、探侦、写情、语怪与札记体共九种题材。政治小说是“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介绍用去全文四分之一篇幅，内容却只是“专为发表政见而作”的《新中国未来记》系列的梗概。梁启超说：“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而“《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24)。他计划从正反两面阐述建立共和立宪政府的主张，以及实现途径。《新中国未来记》作正面叙述，“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首先是“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继而“各省皆应之”，“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其次是“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大破俄军”。最后是“中国为主盟”，与“虐待黄人”的白人列强抗争，结局是“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此时中国“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旧中国未来记》作反面叙述，“惟叙述不变之中国，写其将来之惨状”。第三篇是《新桃源》，又名《海外新中国》，写二百年前一批中国人“相率航海，遁于一大荒岛，孳衍发达”，成一强国，“其制度一如欧美第一等文明国，且有其善而无其弊焉”。后来他们“助内地志士奏维新之伟业，将其法制一切移植于父母之邦”。《新小说》的创办源于这三篇作品的设想，表明梁启超确视其为实现政治宏图的工具。 历史小说被定义为“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目的仍在于政治：“知今日各文明国之所以成立”；“使人爱国自立之念油然而生”。故而它被置于各题材之首，其篇目共列《罗马史演义》、《十九世纪演义》等十种，均为讲述外国历史故事，无一不为反抗专制、变法图强，其宣讲都直接地服务于维新变法主张的鼓吹。至于其他只能间接地服务该宗旨，或为活泼版面而设的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之类，介绍就都只见简单的一两句话，且多标明“题未定”。 《新小说》创刊前三个月，梁启超就在行销甚广的《新民丛报》上隆重推出，与后来创刊号所载相较，此时只有《洪水祸》、《东欧女豪杰》与《新中国未来记》三篇小说，以及译作《海底旅行》已稍有眉目，其余的只拟出大概的题目，或已有人认领著译，但后来并未成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也未提及，只是含糊地说将有“欲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的论说，内容涉及“论文学上小说之价值，社会上小说之势力，东西各国小说学进化之历史及小说家之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似尚未考虑成熟，故云“题尚夥，多不能豫定”。《新民丛报》第十七号又刊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介绍各篇内容提要及回目，“目光如炬，笔力如椽，寄托遥深，趣味浓厚”之类赞美屡见。《豫告》中列为首篇的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表明“论说”门论题已定，且已完稿。写作期间，梁启超特地在《新民丛报》上刊载广告，征集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小说缘起》(25)，证明他确参考了先前诸人论述与实践。 《新小说》的创刊，正式拉开“小说界革命”帷幕，《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于刊首，第一句便是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该文以“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为论述前提，此语脱胎于严复、夏曾佑所说的“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比’梁启超自己先前所说的“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26)更进了一步。他列举旧小说所传布的种种迷信、愚昧、野蛮、诡诈之思想“陷溺人群”的事实，并将其与当前国势颓坏相联系，这比原先简单地批评为“不出诲盗诲淫两端”(27)范围更广，危害性也提升得更高。不过，梁氏所举种种，已先见于近半年前的《小说改良会叙》。小说为何能“操纵众生”？是因为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此四力法力无穷，“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虽然旧小说已造成极大危害，但小说却不可简单地归诸于“恶”，即所谓“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行文至此，结论便自然得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此文以磅礴的气势扫荡阻碍小说生存与发展的障碍，使更多人开始正视传统小说中消极因素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并认识到小说可以成为改良社会的利器。不少见解其他人都已发表过，但没有梁启超那般声望与号召力，那般气势与感染力。而且，即使同样的见解，却说理透彻，更能深入人心，他一些独到见解，如熏、浸、刺、提四种力的论述，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政治小说鲜见之时，特别是国难深重之际，梁启超论述了这类作品对改良社会的特殊作用，大力提倡且身体力行。然而，政治小说的提倡此时固然带有紧迫性，但毕竟只是诸多流派中的一种，梁氏却只在意于此，其理论隐含轻视甚至摒弃其他流派的意味，他所提倡的“新小说”，主要就是政治小说，以及含可唤醒民众、改良社会功用内容的其他作品(28)。梁启超似乎还将“新小说”当作可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等方面的改良重任顿时全压在小说身上，本是文学体裁之一的小说被赋予太多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突然已成身负要任的神秘物，这可不符合它的文学本性。于是，兼负非己所任的小说注定不能蹒跚前行多久。 创刊号首篇‘“新小说”是“雨尘子”的《洪水祸》。据说该作“一读已使人政治思想油然而生”，写法是“先就历史上感情发一段绝大议论”(29)以阐述主旨。其论述实可使当时百姓吓一大跳，如中国“单有君主擅威作福，平民虽多，不能在历史上占些地位”；又大谈与情节毫不相干的种族问题，很不恭敬地称清朝统治者的先人女真人为“夷蛮”。推出的第一部作品竞去讲述法国大革命颇耐人寻思。“英雄驱策民权热，世界胚胎革命魂”，小说对这场弑君的革命似乎颇为赞美。可是它只载于创刊号与第七号，内容是法国经济困难，民心不稳，并未叙及法国大革命主要过程。所谓“洪水”是指受压制的民众揭竿而起，无法控制，而“祸”是指压制民众的专制统治。篇首借路易十四梦中听到的“天意”写道，“这民气是不能压服的了”，“将来愈压愈张”，终至“法国君统扫荡无存”。前五回内容易使读者联想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专制，故列为首篇，但若再往下就会写到弑君，它也就只能成为无后半段的作品。 第二篇是“羽衣女士(罗普)”的《东欧女豪杰》，其第一回回目“雪三尺夜读自由书，电一通阴传专制令”，“自由”与“专制”相对应，突出了作品主旨，即“以最爱自由之人，而生于专制最烈之国，流万数千志士之血，以求易将来之幸福”(30)。作品明确地引导读者去联想中国现实，希望中国女子效仿女主人公苏菲亚，投身反对专制的运动。《东欧女豪杰》从第二号起为刊物首篇小说，尽管声称全篇共二十一回都已计划好，却只刊载至第五号，因为再写下去要遇上“亚历山大第二被弑”，于是只能像《洪水祸》一般处理了。 第三篇便是标为“政治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计划中的三篇，只有该作前五回面世，其“绪言”还承认，写得“似说部非说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但又辩解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所谓“政见”是君主立宪思想，是写作之宗旨，也是创办《新小说》的本意，作品像不像小说反倒不予计较，至于小说拥有的熏、浸、刺、提四种力，那更是关于“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讨论，创作时是否遵循，其实并不很在意。 《新小说》前三号对人们的视觉感受以及思想开启都有极大的冲击力。既采用新的传播方式，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又明显异于以往的传统小说。该刊以政治小说为重，也有其他题材作品烘托，自著、翻译兼有，内容大胆新颖，眼界更为广阔，论述学理性亦强，显出较大气势与规模，问世后激起热烈的社会反响是意料中事。在日本出版仅二十天后，国内就已开始销售(31)，上海《新闻报》、《中外日报》、天津《大公报》等都刊载了销售广告。它的一些作品也被转载，如《广益丛报》曾用一年多的时间连载梁启超最得意的《新中国未来记》。后来清廷将《新小说》列入禁毁书目(32)，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从创刊号起，《新小说》月出一册，连出三期，声势远播，此后却因梁启超“远游美洲”，罗普患病“不能执笔”而“拟暂停刊数月”(33)。四个月后第四号终于出版，总体格局同前，除续载各篇外，新增“玉瑟斋主人(麦仲华)”的“政治小说”《回天绮谈》，它是该刊前七号中唯一连载完毕者(34)，这当与其讲述英国大宪章运动，宣传君主立宪思想有关。第四号到第六号是月出一期，其后又停刊半年，因为梁启超“不欲草率了事，而现在又难兼顾”(35)。第七号出版时又解释道：“饮冰室主人以他事蝟集，《新中国未来记》尚未暇执笔从事”(36)，同时还预告了第八号的出版时间，竟然是五个月之后。其实第三号以后，梁启超已基本不再过问《新小说》的事务。 《新小说》共出版二十四号，前三号一气而下，第四至第七号断断续续勉力维持，而从第八号开始，行进路线已明显转向。人员变化是重要原因，前三号梁启超亲自主持，第四至第七号由其同志维持，从第八号开始，主要撰稿人换成吴趼人与周桂笙，而后来吴、周二人出走，则导致《新小说》停刊。主要撰稿人为何会发生变化？其时，梁启超全力为君主立宪而奔走呼号，当认为小说可助他达到最好宣传效果时，便创办了《新小说》，推崇政治小说时则毫不掩饰地显示了功利计较。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现有更好的实现途径，自然就舍小说而去。政治与小说本是不同领域，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时期，其行进轨迹曾一度渐行渐近，“小说界革命”则为交叉点，其后分离也是难免之事。梁启超的创作理念本来就根于政治，《新小说》前几号自著作品均出自概念，或抒发理想，或撷取历史上政治素材联缀成篇，竟无一篇提炼于现实生活，故而语言如政论，人物形象无鲜活感，作品明确地针对现实而写，却使人感受不到生活气息。他们违背了创作源于生活的基本原理，尽管对熏、浸、刺、提那四种力的论述颇有见地，却不知创作一旦离开生活，此四力将全无，“小说之支配人道”又何从说起？大众阅读小说的目的是娱乐，他们也愿意接受教育，但须寓教于乐方可收效。倘若欲取小说娱乐，结果通篇所见均是专制、自由、民权、立宪等概念，初读确会有震撼感、新鲜感，受刺激去思索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可是翻来覆去地老是读这些，就难免再而衰，三而竭了。 梁启超的办刊路线持续到第七号，对“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其实只有半年。《新小说》自第八号开始连载吴趼人与周桂笙的历史小说《痛史》、社会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情小说《电术奇谈》和侦探小说《毒蛇圈》，题材与内容均属读者喜闻乐见，描述方式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特别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篇便展现了当时上海的现实生活，与先前从概念出发的写作风格迥然不同。编辑方针明显开始转向，就整个小说界而言，虽然“改良小说”已成流行语，但推崇政治小说，以小说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已淡出文坛。 可是，“小说界革命”的功绩却不可小视。首先是小说地位极大提高。历来被视为邪宗的小说明末曾一度得到较高认可，入清后又跌入备受排斥的底层。梁启超的推崇符合其发展需要，从此它在文学殿堂里逐渐恢复其应有地位，当时有人评论说：“自小说有开通风气之说，而人遂无复敢有非小说者”(37)；“小说在今日是最要紧的，将来要中国富强，则怕小说的功劳要居十分之九”(38)；“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39)。梁启超等人对旧小说的批判也在相当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创作以新面貌、新内容出现渐成主流，这又与小说地位提升同步。新小说盛行的局面终于形成，不过此时的“新小说”却异于梁启超之倡导。要言之，政治要借小说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拥有数十年能量积累并伺机改变态势与行进轨迹的小说，则借此获得大发展的契机。此后，迅速壮大的小说渐渐不再理会来自政治的约束，越来越按展示自己特性的道路前行。这才是“小说界革命”对近代小说发展的最大贡献，而所谓“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40)，只不过是外力拔高的昙花一现而已。 “小说界革命”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文学体裁，估量其地位、作用与影响。爱国志士们发现了新的宣传政治主张，以及开启民智的利器，爱好文艺者寻得了展现艺术才华的途径，小说翻译开始成为通晓外语者适合自身发展且又颇受欢迎的选项，而读者对“新小说”的热烈欢迎，则使媒体与书局看到新生长的商机。几百年来的写作模式被改变，视野已被开阔的读者也不允许创作再走回头路，而其欣赏口味又不希望作品如此地政治化。此后在光绪三十年(1904)至三十四年，出现了自小说有史以来的空前繁盛。吴趼人曾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41)同时，传播快捷且多样化，而翻译小说数量则大量增加。 我们不妨对下面这张显示近代报刊小说发表情况的表格作考察(42)：  部分报刊现已散佚，但不会对上表显示的基本态势产生过大影响。近代前三十二年，报刊小说尚为空白，它自同治十一年开始出现，最初主要为《申报》与《瀛寰琐记》所刊载。申报馆尝试失败后，刊载小说的热情迅速消退。此状况在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这阶段明显改变，其数量几为先前五十二年总和的一倍，而仅在光绪二十九年，报刊小说数量就超过了上阶段八年的总和，《新小说》的刺激作用显而易见。报刊小说从此呈迅速递增态势，直到晚清的最后四年才进入稳定状态，而这时每年报刊小说的数量，已是光绪二十八年的30倍！仅从这个角度作考察，“小说界革命”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就无论如何也不可低估，而从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八年，载于《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作品也带动了报刊小说的发展，这同样应归功于梁启超的开拓之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