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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小说是衔接形态内容迥异的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环节，“小说界革命”是其间重要事件，但并非突变。国家危亡的刺激，催生了改良小说共识，梁启超归纳总结了众人理论主张与实践，顺势倡导“小说界革命”，使小说提高到史上从未有的地位。作者、作品迅猛增多，阅读市场急速扩张。他推动近代小说发展的功绩应充分肯定，但将小说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观念与小说本性特质不符，他本人在数月后也舍小说而去。在作者、读者、出版与理论探索的共同作用下，小说逐渐回归本体，梁启超的主张也随之淡出人们关注的范围。 【作者简介】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人们对“小说界革命”似已有固定印象：梁启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仿佛晴空一霹雳，小说界面目顿时改观。梁氏对晚清小说发展的巨大影响毋庸置疑，可是其主张提出时，小说界态势如何？两者间联系又如何？该主张坚持了多少时间？小说发展是否按其预想行进？从这些问题着手，对于“小说界革命”的作用与意义，或可有更全面的判断。 一“小说界革命”的酝酿 历史步入近代，小说并非立即就发生相应变化。前三十二年里，小说发展态势一如以往，直到同治末年《申报》开始刊载翻译小说，其内容与传播方式才呈现出新因素，而从“小说界革命”到清亡的十年里，小说面貌与现代渐已相似。同治末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报刊附载小说逐渐蔓延，读者群不断膨胀，小说受关注度随之提升。同时，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逐渐取代了传统雕版印刷，在物质层面上为小说爆炸式增长做好了准备。其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相继发生，社会剧烈动荡刺激了创作，也提供了极为生动的素材。此时小说形式虽仍依旧，内容却已倾斜于社会现实与政治事件。人们开始关注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不断提出改良主张，这是“小说界革命”重要的思想舆论准备。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梁启超注意到“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①。他刚思及小说与变法关系时，却有人已在作较深入论述。天津《国闻报》连载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其中写道：“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捷，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梁启超当时“狂爱”此文②，他小说理论中有的基础论点即受此影响。同时，他也接受了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十四中“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的思想。总之，早在戊戌变法前夕，几位文化界、思想界名重一时的学者，都意识到可借助小说推进社会变革。 再次看到论述小说与社会变革关系的文字，戊戌变法业已失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创刊号上刊载《译印政治小说序》，宣布将连载“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的翻译小说，即《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前者连载一年多未见社会反响，只是梁启超自己在《清议报》第二十六册发表《饮冰室自由书》，再次强调“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这期间，更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林纾与王寿昌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引起阅读热潮，再次验证了“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的论断。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之嚆矢”③的《经国美谈》连载后，梁启超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上海《中外日报》接连发文，称读该书“志气为之激昂，神采为之飞舞”④，还评论道：“君子读《经国美谈》一书而知欲振起千年之弱国，挽救濒危之种族，诚非大开民智不可。而暴君污吏必以遏抑民智为第一义者，诚亦非无故也。”⑤这两年里，梁启超小说理论阐述似无进展，现能见到的“小说家势力之牢固雄大，盖无足以拟之者已”，“说界之腐坏，至今日而极矣。夫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则为害深，是不可不知也”⑥云云，只是先前论述之重复。 小说界在光绪二十七年有了明显变化。二月，杨紫驎与包天笑翻译的《迦因小传》问世，目的是“以资茶话，觇西俗将附于艳丽”⑦，并无改良小说或社会的宏旨。该书与《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及福尔摩斯侦探案一起打开了翻译小说进入中国的通道，只是译者似未曾想到这层意义。四月，政治小说《累卵东洋》在东京出版，“忧亚子”受庚子事变刺激而译此书，其自序盛赞政治小说之功效，称日本明治维新时“相率而纂译政治小说，不敷载而民智大辟，骤进文明国之权力”。政治小说在此特殊历史条件下倍受重视，而该书“言英人蚕食印度种种之虐政之惨黯无天日”的内容，“是真足为吾中国之车鉴”⑧。译者不是照本翻译，而是“又益之以政家之言”，据说可更好地“开豁民智”，“更益完善”。改易增删全视我之需要，这是小说被定义为改良社会工具的必然结果，后来《新小说》上那些似翻译又不全是翻译的作品，正是延续此观念的产物。 到了五月，《杭州白话报》问世，《中外日报》曾刊发专文介绍：“爰仿旬报体裁，月出三册，一以通俗之语言演之，义取粗浅，不嫌质俚……将来风行内地，民智大开，则斯报之功大有造于支那矣。”该报特色被概括为“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以期达到“变中国人之性质，改中国人之风气”之目的⑨。在梁启超主张改良小说以唤醒国民之前，《杭州白话报》已开始积极实践，而且数年始终如一。 该报创刊号开始连载《波兰国的故事》，讲述俄国与列强将波兰“同那分西瓜一般，都占去了”⑩。此篇式样迥然异于传统小说，篇首还特地强调：此事“同我们中国的情形有几分相像”，“再不振作，恐怕别人家把我们的堂堂中国当作波兰看待”。一个月后，《美利坚自立记》开始连载，篇首题解云：“‘自立’就是自己强起来的意思”；篇末结语则道：“列位，你不要把这部书当做《三国演义》、《封神传》看。我们演书的意思，是要望你大家一心一意学这美国人，后来好替我们中国争争气呢。”作者宣传中国当自强的思想，同时还隐含了批判旧小说，提倡新小说的意味。第十一期开始连载《俄土战记》，虽讲述土耳其如何被列强欺凌，但着眼点仍在中国：“据外国人的公论，他道东边有两个国度，好像病人一般。这两个国度是谁？原来一个是土耳其，一个就是中国。”篇末则呼吁道：“列位，我们都是中国人，照现在的景像比较起来，与土耳其也相去不远了。但是大家若果有志气，还可以救得转来。”第十五期开始连载《非律宾民党起义记》，讲述菲律宾百姓如何反抗侵略，但宗旨却是号召中国人团结起来，“讲究那保护种族的道理”(11)。至于第二十期开始连载的《檀香山华人受虐记》则在告诉读者，倘若中国灭亡，人们将会遭受怎样的冤惨。 该报第一年各期小说着重以外国亡国后惨状的实例警醒国人，第二年各期小说则较多介绍外国百姓从自己做起，终于使祖国富足强盛。《日本侠尼传》强调日本之所以厕身强国之列，“这多是他们国民的头颅掉换得来，志士的热血浇灌出来的。”(12)作者还呼吁道：“瓜分的说话已听惯了，奴隶的苦处要快到了”，当普通百姓“脑筋里也有国家思想，也有国民精神”(13)时，国家就有希望了。《三大陶工故事》的创作意图在篇末讲得十分明白：“愿诸君想想中国的商务怎样受亏，工艺怎样不振，也设个法子，把极贫极弱的中国，变成极富极强的中国。”(14)《女子爱国美谈》则收集各国女子爱国故事，以激励中国女子“也做些爱国救民的新事业，替中国争光呢！”(15) 《杭州白话报》也连载传统的通俗演义，但纯用白话，且有意识地与旧小说对立，张茂炯就认为读他的《救劫传》，“恐怕比看《三国志》、《水浒传》还要多得些益处哩”(16)。他描述了义和团起事到八国联军入侵的全过程，呈现中国沦落到如此地步的原因。“平情客”讲述中日战争的《中东和战本末纪略》宣传道：尽管不断丧权辱国，但“中国仍旧不肯变法，不肯维新”，以至于国势几不可收拾，出路则是“大家发愤，同心报仇”，方能“吐气扬眉，成为地球上一个强国”(17)。两部小说采用传统形式是有意而为，正如《救劫传跋》所云：“欲开民智，莫如以演义体裁，编纂时事，俾识字而略通文义之人，得以稍知大概。” 该报达到了读者“喜看”的目的，“日来销路甚旺”，“每期可售二千分”(18)。它的社会影响以及在近代小说史上的作用尚逊于《新小说》，但办刊者秉持的思想却与之相仿佛，拥有的读者也不是少数，其改良小说的实践，烘托了迎接“小说界革命”到来的氛围，也说明社会同样有此需求。 九月，因《茶花女》一举成名的林纾翻译了《黑奴吁天录》，其序先刊于报端(19)，序末则连续发问：“以吾四百兆之同胞而忍听其支庶，受人禽畜耶？”“吾四百兆众讵无智力志概，乃俯首而甘为人奴？”译者欲使国人“以黑奴自惕”，“合力以图自强”，实含政治意图在。十月，广智书局出版“中国逸人后裔”所译《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其《自序》也赞欧美小说“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在这一二年里，还有数种政治小说译出，“杞人”序“热诚爱国人(冯自由)”译作《女子救国美谈》时言，“自甲午而后，志士仁人欲文明吾国也，敝舌唇以抵抗时流，标新说以号召天下，卒至赴汤蹈火，不惜身命以为我国民者，其苦心亦至极矣”，“然上下懵懵，今犹熙然”。原因何在？答案是“其殆人民智识程度未及此”，而要开启民智，“舍小说无由也”。为此，他呼吁人们“多集小说而编译之”。郑贯公译《瑞士建国记》之宗旨亦如此，书封面赫然标明“政治小说”。赵必振在序中先引西方哲学家语：“入其国，问其小说何种盛行，即可以觇其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思想。”中国小说“词既鄙俚，事亦荒谬”，欧美日本等国却倚赖小说而振兴，“小说之功，亦诚伟矣”。这些政治小说的翻译与宣传，都在“小说界革命”提倡之前。此外，沈祖芬翻译《绝岛漂流记》是“欲借以药吾国人”，高梦旦对他“勤事此书，以觉吾四万万之众夫”也赞扬不已(20)。其时又有《爱国精神谭》，此译作现未见，但据“我国国民之当头棒喝”，读此书可“知所以激励国民，养成同仇敌忾之风者”(21)等介绍，亦可知为同类作品。 创作也开始有同样的宗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世界繁华报》开始连载《庚子国变弹词》，篇首有作者李伯元的说明： 殊不知我们中国的人心，是有了今日，便忘了昨朝；有了今日的安乐，便忘了昨朝的苦楚。所以在下要把这拳匪闹事的情形，重新演说一遍。其事近而可稽，人人不至忘记。又编为七言俚句，庶大众易于明白，妇孺一览便知。无非叫他们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意思。没有政治术语，也没有开启民智的小说理论，但意思同样讲得明明白白。 “新小说”的创作与翻译颇为可观时，系统的理论主张也已出现。北京“小说改良会”发表《小说改良会叙》(22)，开篇即言“今中国危弱极矣”，“吾国人之思想界，其最致衰病者何在？曰：小说是已”。该文又“举小说之弊中于人心、见于事迹者”，得出“举四万万余人聪明智慧之脑质，举而纳之荒怪淫邪、卑污鄙贱之小说范围中，舍此外无所知闻，无所效法”的结论。作者并非一概否定小说，认为它在欧美强国却有振兴国势之功用。“小说改良会”明确提出“改良吾国之小说，以新国民之思想”的号召。若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对照，可发现其思想主张、表述方式、论证范围以及最后之号召都极为相似。不必探寻梁氏是否承袭该文，较合理的解释应是此已为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梁启超羡慕日本维新的成功，论述举例常囿于日本，上文却着眼于欧美，尤推崇法国。国度虽异，却是举不同例子论证同一思想。半个月后“小说改良会”又提出改良的方向与方法，尤其强调两点。一是面对“敝政污俗，千状万态，愤嫉之甚”，但创作“欲有以警醒之”的作品时，构思与表述都不能激切，“发言过激，使人不能堪”。一是“人民智慧，度越倍蓰”，开启方式就须以能够接受为度，否则“托想过深，使人不能悟”(23)。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可是后来“小说界革命”中，一些创作仍未能避免此弊病。 总之，甲午战败后，上海、北京、天津、杭州以及日本横滨等地，都有人认为旧小说导致中国危弱，而小说在欧美、日本成为强国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须得改良小说。此类呼声此起彼伏，已在小说界形成氛围。这其中有梁启超的贡献，他也正是受此氛围的感染，提出“小说界革命”的主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写得淋漓酣畅，内容虽是对此前各种论述与实践的综合与归纳，但梁氏拥有巨大声望，此文又载于史上第一个小说专刊《新小说》，于是以此为标志，“小说界革命”进入正式启动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