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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除有“同源”关系外，还有“转换”关系。在英雄史诗发达的地方，这种“转换”关系尤为明显。 对于英雄故事进入到英雄史诗，是英雄史诗形成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比如著名英雄史诗《江格尔》在形成过程中，就吸收了《绰罗斯部族源传说》《孤儿灭蟒古思》《孤独的努台》《北方孤独的伊尔盖》《杭格勒库克巴托尔》等英雄传说故事。《玛纳斯》(第一部)与《江格尔》就是由许多独立成章的诗篇组成。这独立的诗篇就包含着许多零散的英雄传说故事。也就是说，这些英雄故事转换成了英雄史诗的一部分。对于这种“转换“情况，是英雄史诗形成与发展中普遍现象。 对于英雄史诗或者英雄史诗的有关情节转化为英雄故事，则涉及到英雄史诗衰落、艺人表演方式转换、采录者整理的问题。英雄史诗发展并不平衡，难免要产出史诗衰落现象。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的一千多部英雄史诗在向前发展时，一些古老的史诗被人们遗忘则在所难免。这些被遗忘的史诗在衰落过程中，英雄故事片段留存于民间。对于艺人表演方式转换，前面提到斯钦巴图接触的案例，对于青海蒙古英雄史诗与英雄故事而言，它们可以转换。艺人身体不适时会进行散韵转换;或者根据搜集者的要求进行散韵转换。同样，散韵转换在采录者、整理者那里也可完成。据达斡尔族整理者讲述，这是经常遇到的现象。达斡尔族学者奥登挂60年代搜集《德莫日根和齐尼花哈托》故事时，表演形式是完全用达斡尔语演唱，非常动听。唱者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乔泽成先生的父亲，老人的名字叫图木热，采访以后才得知老人还是个萨满。那时也没有录音机，整理时只好根据记忆，译成了散文。又据孟东志先生介绍，他收集莫日根故事时艺人们也都是用达斡尔语唱的。可是翻译、整理时，译成汉文的韵文体有一定的难度，采风时又没有录音设备，回来后，根据记忆，只好整理、翻译成了散文。对于达斡尔族英雄史诗《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和《绰凯莫日根》，除有韵体之外，还有散体形式。并且散、韵的两种形式，都由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搜集整理，这就说明整理者也能够决定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形式。巴·丹布尔加甫说过“一部分英雄故事是某些史诗流传过程中派生出来的。”[2]实际上存在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之间转换问题。对于这样的英雄故事，我们要把它纳入英雄史诗的研究范围。 谈到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的“转换“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关系紧密的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我们可以认定这种转换关系。反之，关系不够紧密，我们不能认定这种转换关系。比如，达斡尔族著名乌钦艺人那音太既能唱韵体、又能讲散体中，两者之间可以自由转换，但是由于乌钦《少郎和岱夫》属于近代英雄叙事诗，而不是英雄史诗，因此这种散韵转换与英雄史诗无关。由此看来，散韵转换是一个大范畴，要区别对待。 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的“转换”问题，还涉及到民众立场。斯钦巴图在阐释青海蒙古英雄史诗与英雄故事时说，那里的民众都统称为“toq”，对于“toq”来说，是否运用散韵形式并不重要。斯钦巴图以当地民众对散韵形式都认同为根据，说明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没有分界线。③实际上，对于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的概念划分是学者的界定标准。民众有自己的概念认知系统。学界界定系统与民众认知系统可以有交叉，但不能混同。在各民族口头传统中，术语概念范围比较宽泛。比如说“达斯坦”在突厥语民族中，既包含英雄史诗，也包含英雄史诗之外的所有韵文体长篇叙事作品。[3]达斡尔族“乌钦”既包括英雄史诗、近代说唱故事，还包括文人母语诗歌。赫哲族“伊玛堪”包括既包括英雄故事，也包括传奇故事、生活故事。鄂伦春族“摩苏昆”既包括英雄故事，也包括生活故事。显然，各民族口头传统术语系统范围宽广，如果不加分析，就会产生概念混淆情况。因此，我们不能以民众的概念系统作为判别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的依据。因为，“英雄史诗”是从西方传入概念，“英雄故事”也是研究者对故事进行的分类概念。这与各民族口头传统术语系统不同。我们既要重视并尊重各民族民间口头传统分类系统，同时也要认真辨别与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