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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的同源、转换关系(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 吴刚 参加讨论

    
    既然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英雄故事与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民族的英雄史诗是“同源”关系,那么为什么满——通古斯语族民族英雄故事没有发展成为繁复的英雄史诗?这就涉及不同的历史地理条件。
    在谈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跳出满——通古斯语族英雄故事圈子,从东北民族视角思考这一问题。对英雄故事的说唱形式,徐昌翰认为,满——通古斯民族说唱故事具有共同特点,“说唱交替,特殊的宣叙腔调,特有的衬词,唱段具有表达人物语言的功能,而讲述部分具有表现故事情节的功能等等。”[13]他认为,这种说唱故事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我觉得主要在东北民族中比较普遍。原因就是东北民族还没有像西北民族那样典型的英雄史诗。而东北民族这种说唱英雄故事就是典型的文类样态。达斡尔族也是东北民族,尽管属于蒙古语族,但由于达斡尔族生活在东北,共同生活地域造就达斡尔族英雄故事的形成。达斡尔族英雄故事较多,有数十篇。东北巴尔虎蒙古人讲述的的英雄故事没有乐器伴奏,说唱富于乐感。蒙古族学者满昌称其为“散文史诗”,以区别卡尔梅克韵文史诗、扎鲁特和科尔沁地区的朝尔史诗。[17]由此认为,东北民族英雄故事是一种独特的口头传统样式。那么,东北民族英雄故事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英雄史诗?笔者试从与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关系紧密的达斡尔族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的关系来回答。
    达斡尔族不缺乏英雄史诗产生的氏族、部落战争历史条件。《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和《绰凯莫日根》这两部史诗就反映了氏族、部落战争的社会现实。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和绰凯莫日根是英雄时代的部落首领,都有征服对手的故事情节。按照通常认为的英雄史诗具备抢婚型史诗和氏族复仇型史诗的类型看,《绰凯莫日根》具备这两个类型,而《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属于氏族复仇型史诗。不过,它们都属于中小型英雄史诗。达斡尔族还没有看到留存的大型英雄史诗。
    达斡尔族也不缺乏英雄史诗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达斡尔族有丰富的神话、传说等散文体文学体裁,也有丰富的祭词、萨满诗、祝词、赞词、古歌谣和谚语等韵文体体裁。也有散文体作品与韵文体作品的相结合而形成的原始叙事体裁。以上所说的文类,在达斡尔族文化生活中广泛存在。
    那么,为什么达斡尔族没有发现更多的英雄史诗?达斡尔族缺乏孕育产生繁复英雄史诗的社会现实。我们知道,与达斡尔族毗邻的蒙古族,不仅有大量的中小型英雄史诗,更有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封建领主之间的混战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长篇英雄史诗的产生的社会基础。《江格尔》的主要部分就形成于15世纪至17世纪初的200年间。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第一部分产生于13—16世纪,其他7部约在16—18世纪形成。而达斡尔族在17世纪初,已经在黑龙江流域开展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劳动,过上定居生活。因此说,这个时期达斡尔族不具备封建领主混战的条件,也就无法产生出长篇英雄史诗。没有长篇英雄史诗,自然也就很难产生职业艺人。因此,达斡尔族在氏族、部落时期产生的中小型英雄史诗没有发展起来,而大量中小型英雄史诗逐渐衰落,和早期的英雄故事混在一起。
    当然,这大量中小型英雄史诗在流传过程中,有可能变成英雄故事,这种转换现象是存在的。前文提到,转换需要艺人条件,即社会越来越缺少演唱史诗的艺人,大多逐渐变成了普通的民间讲故事的人。这种现象在达斡尔族中是存在的。达斡尔族英雄史诗《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和《绰凯莫日根》的搜集过程,就能说明这一点。
    最早搜集整理《阿勒坦嘎乐布尔特》的是苏联社会科学院通讯院士、蒙古学学者尼·波配先生,他在1927年到蒙古国调查蒙古语喀尔喀方言时,曾找几位达斡尔人调查过达斡尔语,这几位达斡尔人都操海拉尔方言。后来,他撰写了《达斡尔方言》(1930年列宁格勒出版)一书,并于1930年在列宁格勒出版。该书收入的《阿勒坦嘎乐布尔特》是散韵相间的版本,散文部分占四分之一。对于《阿勒坦嘎乐布尔特》,恩和巴图说“据一些老人回忆,史诗《阿勒坦嘎乐布尔特》直至本世纪(指20世纪——本文作者注)二三十年代还流传于达斡尔族地区。那时他们听到过有人讲述它,而且还能讲好几个晚上。但据调查,到五六十年代时在达斡尔族地区已经无人能咏唱或系统地讲述《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只流传其中的某些片段。”[18]《绰凯莫日根》是孟志东在1963年3月到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自治旗凯阔屯搜集到的,演唱者是敖德永(当时约58岁)。1996年内蒙古教育学院中文系学生金文萃搜集民间故事时,无意间搜集到《绰凯莫日根》变体,讲述者叫敖造荣(1929—1997),鄂温克族,据说带病唱了近一个小时。[19]以后,就没有听说谁会唱了。除此之外,目前没有发现其它英雄史诗。
    达斡尔族不像蒙古族那样有职业艺人,因此也就限制了英雄史诗的繁荣。达斡尔族生活的地理环境主要在森林、江河、草原三位一体的地带,不像蒙古族那样生活在草原,具备传播与繁荣英雄史诗的条件。此外,一般认为,史诗发达的民族往往出现了职业艺人,在达斡尔族文献、调查资料以及当今社会生活中,尚未发现有专门的演唱艺人,但是萨满兼歌手是存在的。比如,海拉尔的平贵,又名平果(1904——1960),男,登特科莫昆第四代萨满(18岁当萨满),上世纪50年代内蒙古电台录制了他吟唱的敖拉·昌兴乌钦以及萨满曲调。前面提到的“德莫日根和齐尼花哈托”故事演唱者是图木热就是位萨满。这就是说,达斡尔族有产生艺人的基础条件,即萨满兼歌手的现象。在突厥语民族中,歌手具备萨满职能的有很多,他们第一身份是歌手,潜在身份才是萨满,但在达斡尔族当中,第一身份是萨满,第二身份才是歌手,也就是说萨满的职业功能要比歌手都要突出,这可能与突厥、蒙古出现藏传佛教信仰有关,史诗的娱乐功能增强,而在达斡尔族社会中,还是以萨满教信仰为主,萨满生活在民众当中,严肃的精神需求与娱乐生活让萨满一人完成,这也许是达斡尔族为什么没有出现职业艺人的一个原因。
    由此说,大量的英雄故事有可能没有发展成为英雄史诗。还有可能是英雄故事在向史诗发展孕育的过渡阶段。前文提到达斡尔族有数十篇英雄故事。比如散韵兼有以散为主的篇目《昂格尔莫日根》《库楚尼莫日根》《洪都勒迪莫日根》《哈热勒贷莫日根》《绰库尔迪莫日根》,这些篇目属于英雄故事,虽然是散体形式,但内容与英雄史诗相符合,因此说与英雄史诗关系紧密。还有婚姻斗争故事,如《阿尔塔莫日根》主要反映莫日根与两个妻子及妹妹的故事,莫日根每天打猎回家,先把好的皮毛珍物留给妹妹,引起两个妻子的不满,俩人害死了莫日根的妹妹,后来妹妹复活,两个妻子被莫日根处死。《德莫日根和齐尼花哈托》《珠贵莫日根》等,也都反映了家庭生活的矛盾。还如《德莫日根和简色楞萨满》[20]等。在达斡尔族口头传统当中,也有一些散韵交叉的形式,比如《德莫日根和简色楞萨满》反映了封建社会内容,明显形成于封建社会。英雄故事一般都是情节简单叙事结构。不过,也有派生情节的英雄故事,如《洪都勒迪莫日根》。这都具备了发展成为英雄史诗的条件。
    因此,我们再回到本节提出的问题,为何满——通古斯语族没有发达的英雄史诗?也许达斡尔族的个案情况是东北民族包括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的缩影,社会历史、地理、艺人等因素制约了英雄史诗的发展。由此看来,英雄故事与英雄史诗虽然内容相似,但由于容量大小不同,载体形式与传播形式不同,两者还是属于略有区别的文类形式。不这样看待这两种文类形式,就无法回答达斡尔以及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缺少英雄史诗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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