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在现代现实主义思潮的作用下，杜甫渐渐被转向“全写实派”，杜诗的“诗史”价值和精神也随着“现实主义”观念在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内涵。  大约自北宋起，“杜诗学”就逐渐成为一门历久不衰的“显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各自关心的命题或新兴的研究方法灌注到该研究领域中，使得杜诗学的内涵远远超越了杜甫当时所创制的文本，而为历代研究者各取所需，并反映了诠释者所处的时代风貌，进而造就了其丰富的生命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杜甫研究随时代而变，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如何推陈出新、不断结出新的硕果，焕发其持久的学术生命力，便成为杜甫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谨以近百年杜甫研究试议之，以期有所启发。 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 在对近百年杜甫研究进行平议与反思之前，有必要回溯此前的概况。怎样评价杜甫在唐五代的地位，古今论者动辄以唐人不选杜诗或少选杜诗来论事，其实有失片面。与杜甫同时的任华曾高度评价“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这绝非虚言，却往往为后世论者所忽视。这一时期杜集的编纂实绩，开创之功不容抹杀。宋代迎来了杜诗学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盛况。“老杜似孟子”是宋人推崇杜甫的思想基础，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又为杜甫在宋代受尊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以现存宋代注杜本而言，特别是《宋本杜工部集》刊刻以后，杜诗补遗、增校、分类、系后、笺释、批点、集注、汇评等研究成果蓬勃兴起，蔚为大观。而后的金元及明前期，杜甫研究进入相对低谷期。明末清初，王朝更替，学风大变，迎来杜诗学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涌现出大批注杜、笺杜、解杜名作，如王嗣《杜臆》“以杜证杜”，钱谦益《钱注杜诗》“诗史互证”，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补钱注之漏与纠钱注之错，仇兆鳌《杜诗详注》“集大成”，浦起龙《读杜心解》“以心解杜”，杨伦《杜诗镜铨》注文简洁，等等，无不体现了广、专、深、细的特点，为杜诗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杜诗共趋不朽。 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 杜甫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20世纪的百年，我们“递相祖述”的是从李详撰《杜诗证选》到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这百余年间杜甫研究的成果。在中国大陆，百年间杜甫研究深受新旧文化、东西文化交互撞击及多次政治思潮的影响，以1949年、1976年为界呈现出三个时期，依次表现为三个特点：一是剥去封建时代加给杜甫的“圣化”外衣，只将其作为普通诗人来研究，将之视为时代的代言人；二是经历被送以“人民诗人”的桂冠到将“扬李抑杜”推到惊世骇俗地步的大转折；三是正本清源后全方位的复兴、总结及努力建构“杜诗学史”。 在这一曲折的研究进程中，交织着“诗圣”的沉浮与“诗史”的反复诠释等核心问题。从梁启超提出“情圣”说，到胡适称杜甫“平民诗人”，到闻一多赞杜甫“良心与文学齐备”，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冠以“人民诗人”，对杜甫的评价一路攀升，这些美誉都包含道德意义。就在“人民诗人”被过度强调的同时，“诗圣”就渐渐等同于“庸俗诗人”了，“文革”中“庸俗”到了“法家诗人”，甚至“封建卫道士”和“地主诗人”，这不能不激起群体性反思。随着人们对郭沫若抑杜倾向的批判，“诗圣”的荣耀也渐渐回归，杜甫不仅被看作儒家诗人，他的人格也被赋予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就是“诗圣”的现代沉浮史。 在“诗圣”沉浮的同时，“诗史”的阐释也与现代现实主义思潮密切关联。20世纪初，梁启超倡“小说界革命”之时，说杜甫只是一个“半写实派”。可是在现代现实主义思潮的作用下，杜甫渐渐被转向“全写实派”，杜诗的“诗史”价值和精神也随着“现实主义”观念在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如1949年以前，“诗史”的阐释是以启蒙主义为前提的，杜甫成为“平民诗人”，是启蒙主义思潮重新审视古典诗歌的结果，“平民诗人”与“写实诗人”是统一的。1949年以后，“诗史”被纳入“革命现实主义”的范畴，便具有了“时代的镜子”的意义：它不仅要写现实，还要写理想。可是，当“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被提升和融合的时候，“诗史”的内涵就不能完全满足将两者结合的价值诉求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至20世纪80年代，“诗史”说渐渐淡出，而为杜诗的“诗性”研究所取代。另外，关于杜甫信仰、李杜优劣等问题，也都有了现代裁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