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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时视角看“四大奇书”之互文性——兼谈其对文学史写作的启示(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学术月刊》2013年10期 李桂奎 参加讨论

    注释:
    ①所谓“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也译作“文本互涉”或“文本间性”,是由上世纪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克莉思蒂娃最先提出的一个文论术语。大意是,任何一个文本都离不开先前或周围文本滋润,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依稀可辨的其他文本的印记。这一理论提出的初衷在于强调任何文本都是非自足性、非封闭性的,每一个文本总是与其他相关文本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相互参照、彼此借鉴的关系,从而使得前后或同期文本之间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网络。它经后人不断阐发完善,成为西方结构主义文论的重要理论,得到广泛应用。
    ②这里借鉴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在语言学研究中将时间区分为“历时态”与“共时态”。这一观念常启发人们多维度地思考其他学术问题。“历时视角”有助于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而用“共时视角”则常被用来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参见[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③现存四部小说的最早版本情况大致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元年(1522)。《水浒传》,嘉靖残本(1522-1566),天都外臣即汪道坤序本,万历十七年(1589)。《西游记》,世德堂百回本,万历二十六年(1598);《金瓶梅词话》,万历四十五年(1617)。(参见徐朔方《小说考信编》,第3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另据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载,袁宏道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已经见过《金瓶梅》的抄本。对此,姑且不说国内研究者已经进行过各种探讨和论定,美国汉学家浦安迪也曾指出:“自弘治(1488-1505)至万历(1573-1619)中期左右100多年间——即大约相当于西历16世纪这段时间里,中国古典小说中最脍炙人口的四部作品开始以它们最完整的形式流传于世。”(见[美]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1页,沈亨寿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④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9卷,第3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⑤胡适口述,唐德刚中译:《胡适口述自传》,第19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⑥分别见《三国志演义序》、《西游记考证》,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第220、105、72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
    ⑦《三侠五义序》,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六,第685—68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
    ⑧清初康熙年间刘廷玑《在园杂志》载“四大奇书”评点本,即为金批《水浒》、毛批《三国》、张批《金批》和汪、黄合评本《西游证道书》。参见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第26—2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⑨冯寿农:《法国文学渊源批评:对“前文本”的考古》,载《外国文学研究》,2001(4)。
    ⑩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第37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11)冯寿农:《法国文学渊源批评:对“前文本”的考古》,载《外国文学研究》,2001(4)。
    (12)[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第5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13)孔另镜:《中国小说史料》,第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张颖、陈速:《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第29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15)[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见《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第263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6)[明]李开先:《词谑》,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第268页,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
    (17)[美]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第2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8)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第229、5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19)[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第572页。
    (20)[明末清初]周亮工:《书影》,第8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21)可以肯定地说,《水浒传》的“祖本”是远远在《金瓶梅》“祖本”之前的,即《水浒传》在前,《金瓶梅》居后。这也为当代研究者接受,如梅节《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说:“《金瓶梅》因接绪今本《水浒》,其成书上限不应早于现存百回本《水浒》的定型和刊行。”(见《金瓶梅词话》,第2页,香港,梦梅馆印行,1993。)另外,海外汉学家韩南在《金瓶梅探源》中也曾指出:“《金瓶梅》借用《水浒传》分两类:一是武松和潘金莲故事的直接引进,二是若干片段被广泛地改编移植于《金瓶梅》。”([美]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第225页。)无论是笼统地说“借用”,还是具体说“直接引进”、“改编移植”,都暗含着只有《金瓶梅》因袭《水浒传》的份儿,而不是相反。
    (22)陆澹安:《说部卮言》,第389页,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23)[美]浦安迪著,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156页。
    (24)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载《水浒争鸣》(第一辑),第223—229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
    (25)徐朔方:《小说考信编》,第366—367、369—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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