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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中，被统称为明代“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四部经典小说长期处于彼此互文状态。对这种彼此互文，以往人们大多从历时态视角纵观其“影响”、“变迁”或“演进”等问题，在注重它们先后传承的同时，无形之中忽略了其共时态的互动性。事实上，“四大奇书”之互文的彼此互动性不仅业已被相关史料所证明，而且在四部经典小说文本中也分别多有呈现。为此，我们应注意兼用“共时”视角横观其“互动”、“互渗”或“反哺”等问题。通过这一研究，我们能够有效地避免以往惯用“变迁”、“影响”等单向思维看问题带来的偏颇和失误，有利于全面把握“四大奇书”之间盘根错节的有机关联，会通全景，从而进一步增强文学史重写的科学性。 【关 键 词】“四大奇书”/互文性/历时性/共时性" 【作者简介】李桂奎(1967- )，男，山东省沂南县人，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及文论研究。 由于小说创作要大量借助引用、暗示、参考、仿作、戏拟、剽窃等叙事手段，因此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现象随处可见。①在阅读和研究《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经典小说时，人们之所以会经常产生某种似曾相识感，原因即在于此。要中正公允地对“四大奇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进行研究，必须全方位、多视角地看问题。“历时态”纵观视角固然重要，“共时态”横观视角同样也不可忽视。②然而，以往人们多运用“历时态”视角，要么本着“影响”或“传承”思维探讨彼此之间的文本关联，强调后来者居上；要么本着“特色”或“个性”思维强调它们“各擅其奇”、“自成一家”，探讨其类性延伸和后起同类作品的效颦等问题。显然，这些研究只看到了“四大奇书”先后文本之“互文”，而没有或很少顾及非同类的四部小说彼此之间的相互吸取、相互作用，无形之中忽略了其共时“互文”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时兴的“互文”理论，借助传统文献实证等方法，兼用历时态、共时态两种视角来重新审视“四大奇书”之间盘根错节的“互文”实景。 研究“四大奇书”关联应兼顾“共时”视角 虽然《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经典小说之渊源仿佛黄河之水天上来，令人难以确定一个诞生的具体年代，但它们各自以“最完整的形式流传于世”的时间段还是大致能够确定的，即集中于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百年。③在此百年之前，四大小说确实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共时并行传播岁月。在这相对漫长的岁月里，它们既经历了先后“历时态”的创作生成，又经历了近乎齐头并进的“共时态”传播完善。况且，更大程度上由于“共时态”传播完善的作用，四部小说之间不断聚合归并。大约于明末清初，人们把它们汇集到一起，并命名为“四大奇书”。换句话说，“四大奇书”之由来与命名并非仅仅基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四类专题小说之“奇峰并峙”，而更大程度上则是基于四部经典小说之“互融共通”。 对“四大奇书”之间的这种“互融共通”关系，以往文学史研究或文学文本研究基本上是在“历时态”视角下进行的。尤其是，上世纪20年代，受到“进化论”等学术思想的影响，鲁迅先生作《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难能可贵地“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④大略与此同时，胡适先生也给中国传统小说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历史演进法”。他认为，对那些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⑤在运用“历史演进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过程中，胡适先生曾得出过这样的一些结论：《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西游记》“起源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也“有了五六百年演化的历史”。⑥后来，在评论《三侠五义》时，他提出了一个“滚雪球”的理论：“我们看这一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⑦胡适先生认为，很多章回小说都是经过或五六百年，或八九百年的“历史演进”而成的，其间不断地添枝加叶。这种研究强调了成书的累积性，但对于其间所添加的“枝叶”由来并没有追踪，忽略了这些小说之间共时相济以成“经典”问题的探讨。在鲁迅、胡适等著名文学史家们的影响下，人们针对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古代章回小说研究，“历时态”纵观视角受到追捧。这一视角固然曾经使得一系列学术问题迎刃而解，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基本一味地依托“变迁”、“演进”等“历时态”观念，再加后来各种“文学史”或“小说史”撰写基本按历时态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因而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各章回小说之文本关联几乎被描绘成一条直线，颇具立体性的“共时态”修订以及渗透传播语境便被遮蔽起来。 众所周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小说的源头活水是讲史、说经、小说话本。在较长的流程中，一方面是大量丰富而鲜活的民间性注入，另一方面是大量不断累积的文人性输入。其间，《大宋宣和遗事》、《三国志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前期成果”固然可供相对应的小说去选择遣用，但这些“前期成果”的分量及其渗透力毕竟是有限的，对文本形成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后天创造。如果还原到那段历史时空来看，在现存最早版本出现之前的几十年乃至数百年间，四部小说的身影已若隐若现。换句话说，在现存最早版本现身之前，它们之间早已有过一段互相影响的传播史。延及明末清初这段齐头并进的“共时”岁月，四部小说彼此之间更是拥有了互相渗透的现实语境。种种迹象表明，在“四大奇书”成书与增订、修订过程中，无论点铁成金也好，还是化腐朽为神奇也罢，浸润在小说发展与传播洪流中的小说作者及评改者们不可能对前人亦步亦趋，定然会凭着各自的博识和开放的胸襟来润饰他们的文本。明代中后期，书商们瞄上了这些不断加工的成品，几乎于同一时间段先后将多部小说一一推出。如此这般，经过民间广泛的甄别和遴选，再经李卓吾、金圣叹等精英们慧眼识拔，四部小说便逐渐脱颖而出。在金批《水浒传》的强力影响下，明末清初的才子们群起而评改之，于是便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小说推举到“奇书”高度。⑧ 以往围绕“四大奇书”文本关系问题所进行的各种“对比研究”和“影响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若借用有人探讨“渊源批评”的说法，即一味地“强调对创作过程的‘前文本’给以历时动态结构的分析”，重视了彼此之间的传承关系，而忽略了“文本内部的共时静态形式的分析”。⑨于是，四部小说就被整合排列到一条时间直线上，从而给人这样一种错觉：是《三国志演义》影响了《水浒传》，又是《水浒传》影响了《金瓶梅》，而这种影响是先后传承性的。而今，我们非常有必要再添加一种眼光，即运用结构主义的“偏重文本内部的共时静态形式的分析”的互文批评方式，打破以往研究的缺陷，对这四大小说之文本关系进行重新审视。 概言之，“四大奇书”并非一蹴而就之作，它们既经过了“历时态”的血脉传承，又经过了“共时态”的互动互渗，彼此之关联可谓“剪不断，理还乱”，错综复杂。因此，面对“四大奇书”文本之间所存在的错综复杂的“互文性”，我们既要秉持“历时态”视角勾勒出其“前后影响”、“一脉相承”的画卷，又应该兼而通过“共时态”视角绘制出其彼此“相互浸润”、“相互渗透”的图景。在具体研究中，就是既要靠文献说话，又要用文本比勘方法佐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