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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奇书”彼此“互文”对重写文学史的启示 归根结蒂，文学研究中的“互文性”探讨，主要旨在解决一个“跨文本”关系问题，而这种“跨文本”关系问题的提出，又使得人们在理解各个不同文本时彼此镜照，相互阐发。因此，兼顾运用“历时态”、“共时态”双视角来重审“四大奇书”彼此之间的双向“互文性”，自有其不可小觑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对我们全方位审视文学生态史、写出更富科学性的文学史著，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四大奇书”之彼此双向“互文性”研究为我们系统化阅读小说提供了一条颇具联想性的理路。彼此双向“互文”将“四大奇书”这一经典小说系列有机链接起来，形成强强链接的经典化风范。如果人们兼用“共时态”眼光阅读“四大奇书”，便可以通过各种阅读联想，去充分感受其中的“似曾相识”段落，并进一步加深对其“互文”衍生意义的理解。这样，既可从中获得艺术强化效果，又可从中享受到反讽美感。如，由《西游记》所叙猪八戒智激猴王故事，联想到《三国志演义》所叙诸葛亮智激周瑜、孙权故事；由《西游记》所叙之猪八戒贪食、好财的“快活”观，联想到《水浒传》所叙之梁山英雄的“吃喝”和“贪财”，抑或作一些相应的反向联想，等等。显然，这一增值性阅读方式打破了以往在解读这些作品时所惯用的“渊源”和“影响”等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其次，“四大奇书”之彼此双向“互文性”研究让我们在文学史史著，尤其是小说史著撰写过程中更清醒、更严密。凡是撰写《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小说史》之类著作的学者，几乎总是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如何在描述文学或小说发展史时准确地引用“四大奇书”原文？早期版本时间上居前而文字却显得粗疏，各种修订本文字成就较高而又在时间上居后。这种困惑常常引发出一些“史著”撰写的失误。如，有的研究者一度甚至犯了诸如引用清代毛评本《三国志演义》讨论被放在“元朝文学”里的《三国志演义》如此低级的错误。再如，有的论者无视四部小说传播的“共时”性，试图通过文本比勘，来推断或解决《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或作者问题，也会容易招致这样或那样的错讹，招致别人强有力的诘难。“四大奇书”之彼此双向“互文性”现象提醒我们，在涉及“四大奇书”文本关系等问题时，引用小说原文来证明文学史问题应该注意版本的复杂性；在探讨作品的著作年代以及版本等问题时，不应一味地运用“演进”思维来看问题，而是要注意对一些相关悬而未解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纵横观察。 再次，通过“四大奇书”之彼此双向的“互文性”研究，我们可以在强化“共时态”史识的基础上，修正以往文学书之失误，为重写更为严密而科学的文学史提供理论指导。如上所述，前些年人们热衷于运用“历时态”眼光纵观“四大奇书”与先前文化以及四部小说彼此之间的嬗变，基本解决了四者之间的关联传承问题。然而，如果仅仅运用这种单一视角，一系列偏见性的结论亦容易随之而来。如，在对《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所作的各种对比中，许多人或本着从前者到后者的意识，得出一系列“后来者居上”的结论。又如，有的人说，从《三国志演义》到《水浒传》，人物描写实现了由“类型化”到“个性化”的演变，等等；也有的人不顾不同年代版本的错综，在引用小说原文时颠倒了前后不同文本，甚至无意中把毛评本《三国演义》的文字当成早于金评本《水浒传》的文字，等等。再如，有些论者只注重关涉小说本身素材的“累积”，而得出一些“四大奇书”乃“滚积而成”、“集撰”之类的结论。这就无意之中把“四大奇书”简单地视为由不同部件组合而成的，从而遮蔽了各部小说文本与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事实上，除了“历时态”传承以及“纯属偶然”、“纯属巧合”等因素，“四大奇书”中的任何一部作品之生成与定型均有赖“共时态”时空中的彼此“互文”或“仿拟”。 概而言之，“四大奇书”彼此之间的“互文性”既是“历时态”单向传承式的，又是“共时态”互动渗透性的。这种彼此双向“互文性”曾经使四部小说文本彼此互惠互利，发挥过提升各自经典品牌的作用。而今，运用“共时态”眼光来重新审视“四大奇书”，不仅启示我们通过联想阅读来全方位地解读它们，而且还启示我们在中国文学史之类的史著撰写以及其他相关研究中，更加审慎地使用这些小说版本及其相应文本，更加有效地避免因单向思维导致的片面或错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