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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奇书”之双向“互文”合乎史实事理 众所周知，章回小说得以形成的历史时空苍茫而迷离，尤其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部小说均非一时、一地、一人完成，不仅主撰者的身份复杂，而且参与评改者的人数也特别多。要系统地研究这些小说，非常关键的问题自然是理清彼此之间关系。在“四大奇书”错综复杂的文本关系中，“互文”关系位列其首。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曾经指出：“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⑩由于“互文性”赖以形成的文化语境有“先前文化”和“周围文化”，因此所谓“互文”也就包括“历时互文”和“共时互文”两种方式，前者是先后传承性的，后者是周围互动性的。在经典小说创作与成书过程中，后起文本仿拟先期文本，乃天经地义；而在同一阶段性的传播时空中，小说文本之间出现仿拟、效法等“交叉感染”，也理在其中。为此，要全方位地看问题，我们就必须坚持“历时态”纵观与“共时态”横观两种视角并用，既“强调对创作过程的‘前文本’给以历时动态结构的分析”，又“偏重文本内部的共时静态形式的分析”。(11)相关史料业已表明，“四大奇书”文本内部及其彼此之间的“互文”关联是客观存在的。以往人们多用“历时态”视角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三国志演义》到《水浒传》、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等先后单向性的逻辑链条，在此我们兼用“共时态”视角，更多地从《金瓶梅》到《水浒传》、从《水浒传》到《三国志演义》等反向或逆向关联方面进行探讨，以证明这种“互文”的彼此双向互动性。 首先且看《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到底谁仿拟了谁，二者文本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这个貌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不能作简单化回答。文献史料只是告诉我们，二者在传播过程中曾有一段彼此互相影响的历史，而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谁是父谁是子、孰是兄孰是弟。前些年，人们更多地认定《水浒传》受到了《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可是，明末清初人却多持《三国志演义》仿拟《水浒传》之见。根据那个时代的有关资料，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历时”传承影响的影像和踪迹反倒不如“共时态”传播互动的影像和踪迹更为清晰。如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有如下记载：“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为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传》，绝浅鄙可嗤也。”(12)这几句话特地指出，罗本是施某的门人，并说罗本效仿施某的《水浒传》而写了《三国志演义》，只不过这种效仿属于“东施效颦”而已。显然，这与后人所持较之《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系“出于蓝而胜于蓝”等论调南辕北辙。与胡应麟之论一脉相承，主要生活于清代乾嘉年间的章学诚所撰《丙辰札记》更是明确指出：“《三国志演义》固为小说，事实不免附会，然其取材则颇博赡。……且其书似出《水浒传》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以《水浒传》中萑苻啸聚行径拟之。诸葛丞相生平以谨慎自命，欲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等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而于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僚宷之间，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师，何其陋耶！张桓侯史称其爱君子，是非不知礼者，《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则侮慢极矣。”(13)在这里，章氏通过文本人物之风貌的比照，指出诸葛丞相与吴用军师相似，而张飞则好比李逵，认为《三国志演义》“似出《水浒传》后”，并且指出《三国志演义》模拟《水浒传》是“邯郸学步”式的退化，持“扬《水浒传》而抑《三国志演义》”之见。姑且不论章氏关于二书高下之论是否得当，他们对“谁仿效谁”问题的明确回答也与今人之说大相径庭。当然，即如当今，也还是不断有人坚持诸如此类的观点：“根据今传明清两代文献的记述，倒可推定《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至少在《水浒传》和《西游记》(或古本《西游记》)这两部长篇章回说部之后。”(14)这种矫枉过正之论，源于四大小说的“共时”传播之实。再说，明末清初人在提及此二部小说时，也大多先说《水浒传》而后说《三国志演义》的。如明崇祯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说：“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15)即便到了清康熙年间，将“四大奇书”这一专名的由来论述得最充分的刘廷玑在其《在园杂志》卷二中，也是先论《水浒传》，而后才说《三国志演义》的。这种顺序应该也包含着时间先后性。虽然对“先《水浒》而后《三国》”这一结论目前学界未必能普遍接受，但至少在问题搞清楚之前，我们不应单向性地臆断《水浒传》仿拟了《三国志演义》，或印象性地认定《水浒传》后来者居上。关于《水浒传》一书，明代李开先《一笑散·时调》说：“崔后渠(铣)、熊南沙(过)、唐荆川(顺之)、王遵岩(慎中)、陈后冈(束)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学史之妙者也。”(16)在此，李开先所提到的崔铣等人都是嘉靖时期的名流，从他们如此这般热情赞扬《水浒传》来看，这部小说在当时已经成书是毫无疑问的；况且，现存《三国志演义》最早版本也出于嘉靖年间，与《西游记》、《金瓶梅》出现的年代相距不远。因此，二书问世的时间实在难分先后。此外，关于罗贯中《三国志演义》仿拟《水浒传》之实，我们还可运用向来被视为他创作的两部小说来佐证：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第八回所写“野林中张鸾救卜吉”故事摹拟了《水浒传》第八回野猪林谋害林教头未遂的故事，就连两个防送公人的名字也与押解林冲的两个解差名字相同，都叫“董超”、“薛霸”；《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一回所写“安景思牧羊打虎”故事与《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武松打虎”有大段雷同。(17)长期以来，虽然关于《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二书的作者一直存有争议，但关于《三国志演义》作者系“罗贯中”说却最有市场，而人们又基本公认罗贯中是施耐庵弟子。如此这般，《三国志演义》仿拟《水浒传》即能自圆其说。种种迹象表明，在《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之“互文”关系问题上，“历时”传承的成分少些，“共时”互动的因素多些。当然，如果两部小说共同出自施、罗二公之手笔这种说法能成立，那么，它们之间的“互文”问题就更理所当然了。既然两部小说之成书基于“共时态”的“互文”，那么以往似乎是不易之论的各种“传承”说法便是片面的、误解的。据此生发出的一系列申论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诸如“从《三国志演义》到《水浒传》”等命题，以及“《水浒传》描写的‘梁山聚义’无疑受到‘桃园结义’的思想影响，并进一步发展了‘义’的内涵”云云，均因讲得过于绝对而必须修正。 说到《水浒传》与《金瓶梅》谁仿效谁，看起来似乎更不成问题。然而，事实却照样并非那么简单。笼而统之地说，《金瓶梅》因袭了《水浒传》，并无大碍。且前人也曾言之凿凿。如，明代袁中道《游居?{录》曾经说过：“模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这是从题材生发的角度立论的。又如，清代张竹坡《金瓶梅寓意说》也曾指出：“《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如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武大、武二，《水浒传》中原有之人，《金瓶》因之者无论。”这是从人物由来之意义上说的。(18)不过，由于在《水浒传》传播过程中，人们曾对其文本进行过多次增而删、删而增，其文本状况显得颇为复杂。对此，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指出：“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馀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19)可见，胡应麟在万历十七年(1589)的二十年前曾见过较完整的《水浒传》嘉靖本，后来因书商一味地追求商业利益，将其越删越简、越删越糟，殆至“几不堪覆瓿”。明末清初人周亮工《书影》曾据卷首诗词考证《水浒传》不同版本的演变，并指出：“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此书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删落者。”(20)由这些零散的记载看，现存《水浒传》各版本均经过书商们一删再删，当为不争的事实。再说，因经过不断删改，《水浒传》的质量大为下降，后来便有人进行“复原”、“充实”。在“复原”、“充实”过程中，时人除了像金圣叹一样依靠或搬弄所谓的“古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顺手拈来“现行”而“现成”的《金瓶梅》等小说文本来添补修复。以往，论者单向地一概而论说《金瓶梅》沿袭了《水浒传》；(21)殊不知，《水浒传》后期版本的续者或评改者也在跟踪出自“嘉靖大名士”手笔的《金瓶梅词话》，并不断与时俱进地从《金瓶梅词话》那里获取某些“看点”来“充实”《水浒传》。较早提出这一问题者是陆澹安先生。在《说部卮言》一书中，他敏锐地指出：“《水浒传》写王婆说风情一节，亦非常工致，似乎施耐庵也是社会小说能手，但是我把《金瓶梅》与《水浒传》对照，方知《水浒》这一节，乃是直抄《金瓶梅》，并非施耐庵自己手笔。”⑥尽管目前对这里所谓的《水浒传》抄袭《金瓶梅》之论尚有争议，但如此敏锐地运用“侦探的眼光”提出的大胆而又合乎情理的观点，至少提醒后人应全方位地看待二者之双向性的“互文”关系。 通过文献资料，我们已经对《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水浒传》与《金瓶梅》之间的“互文”情景作了如上探讨。而关于《西游记》与《水浒传》之间的“互文”关系，以及《西游记》如何与《三国志演义》发生“互文”等问题，传统史料文献涉及较少，我们可以借助文本比勘来坐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