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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教传播对傈僳族口头传统的影响 一个人所能认识的人群是有限的，而这些互不认识的群体竟然认为是同一个民族，拥有共同的历史与文化，美国人类学家安德森认为民族是基于想象的共同体，“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8]正是这种“集体认知”、“共同想象”构成了民族这一共同体的形成，而其想象的对象源于自身历史及传统文化资源。傈僳族虽然跨境而居，但其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节日——阔时节、刀杆节，共同的历史记忆——刀耕火种、起义蒙难、迁徙故事，还有共同的口头传统——创世神话、怒江传说、石月亮传说、祖先叙事、酒歌、丧歌、摆时、优叶、木刮等构成了跨境傈僳族共同的文化想象资源，并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互动中得到不断的深化。 (一)傈僳族的口头传统 从民俗学意义而言，口头传统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史诗、歌谣、说唱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口头文类以及与之相关的表达文化和口头艺术，它不仅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8][p.10] 傈僳族的口头传统十分丰富，其本民族文字的创制是近现代才开始的，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以口耳相传的口头传统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至今，在怒江峡谷仍流传着诸多神话、史诗、传说、故事等口头传统，代表性的有《创世纪》、《我们的祖先》、《横断山脉的传说》、《开天辟地的故事》等，这些口头作品再现了恢宏雄壮、神奇瑰丽的先民们的精神世界，记叙了傈僳族在人类童年时代对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种种解释和看法，歌颂了傈僳族先民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 在傈僳族口头传统中，民歌是最有代表性的。傈僳族自古有“盐，不吃不行;歌，不唱不得”的俗谚，说明了民歌与他们的生活血脉相连的关系，民歌是傈僳族的“第二语言”，在生产生活中，年节婚丧中，谈情说爱，谈天说地，甚至邻里纠纷，夫妻骂架的调解也是通过唱调子的方式解决。 傈僳族的民歌形式分为六大类：(1)木刮调，意为古歌，主要代表曲调有“祖先调”、“劳作调”、“战争歌”、“修桥调”和“跑婚调”等;(2) 祭祀调，即祭祀仪式时演唱的民歌，以驱鬼颂神为主要内容; (3) 挽歌，又称丧葬调，是在丧葬仪式上演唱的，曲调低沉哀婉; (4) 情歌，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时演唱的歌曲，傈僳语称为“由叶叶”，曲调有以琵琶或口弦相伴的“口弦调”、“琵琶调”等; (5) 赛歌，主要是在傈僳族的阔时节上演唱，有相互竞赛的演唱形式而名，曲调以“拜系拜”或“刮木热”为主，风格热情奔放; (6)赞颂歌，通过以新旧两个社会对比来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拥护之情。 傈僳族的叙事长诗，题材和内容十分丰富，通常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性格。如“粗兹木刮”(《重逢调》)有1500余行，它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对封建买卖婚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控诉。流行在民间的谜语、谚语、歇后语和儿歌等，也是傈僳族民间文学的组成部分，由于其通常具有传授生产、生活经验及教育人们为人处事的功能，受到傈僳族人民的喜爱而世代传承。 (二)基督教语境中傈僳族口头传统的危机 基督教统摄社会的格局也深刻影响到傈僳族口头传统的文化生态。相形于国内口头传统仍有部分传承的实情，缅甸境内傈僳族的口头传统基本上处于严重濒危状况，这与缅甸境内基督教传入历史时间较早，影响深远有着内在关系。云南傈僳族因分布于滇川境内，分布广，处于聚居、杂居、分居的多元状况，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宗教的干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基督教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傈僳族口头传统的保留、传承。尤其在云南丽江、大理、楚雄，四川凉山、攀枝花等地区的傈僳族，基督教影响相对较小，傈僳族口头传统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承发展。而在跨境地区，如云南怒江、保山地区的傈僳族所受基督教文化冲击更为明显，口头传统濒临失传危机也愈加突出。 基督教在傈僳族地区的传播，可以看作是一种传统进入另一种传统后的彼此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体现在傈僳族与本土宗教的部分断裂，也体现在这种断裂过程中的博弈、冲突与妥协。傈僳语多声部赞美诗演唱更多吸取了傈僳民歌的外在形式，其实质是为基督教服务的。基督教进入傈僳族地区时，把禁止傈僳族原来的传统宗教信仰作为主要诫律，并且严厉禁止演唱原来的民歌，压制传统民俗，使原有传统文化层面逐渐被基督教所覆盖。在傈僳族地区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基督教盛行地区，原有的传统文化，包括口头传统逐渐势微，基本上被基督教传统所取代，而在基督教文化渗透较少的地区，传统文化仍得以传承沿袭。笔者在云南傈僳族调查期间就深切感受到了这种文化差异。 2012年8月18日至9月7日，笔者参加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傈僳族口头传统调查课题组，重点调查了怒江州福贡上帕镇、鹿马登乡，泸水县鲁掌镇、古登乡，这四个乡镇虽都有基督教传播，但依次呈现出强到弱的态势，相对说来，福贡县信仰基督教的群众多些，信仰根基也深厚些。 从调查情况来看，傈僳族口头传统传承主要集中在基督教势力较弱的地区，而基督教盛行地区口头传统呈现出危机，乃至消失状况。我们得知云南大学民族调查基地建在福贡县鹿马登乡赤恒底村，经基地负责人介绍前往该村。赤恒底村寨地处怒江大峡谷福贡县中部高黎贡山山麓之中，东傍怒江，西与缅甸相接，距离福贡县城8公里，距离鹿马登乡乡政府4公里。村中居住着傈僳族、白族三个民族，总人口1687人，其中以傈僳族为主，占全村人口的90%以上。村民大都受教育程度不高，信仰基督教的教民人数达到91%，仍还是一个集边疆、山区、民族、贫困为一体的民族村寨。第一天，我们向村长说明了想调查傈僳族口头传统的来意，村长呈现出为难神色，说村里主要以基督教唱诗班特色为主，外来的记者都是冲这而来的，原来的老调(民歌)已经没有人唱了。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他推荐了一个还能演唱傈僳民歌“优叶调”的传承人，现年61岁，自小受家庭熏陶而习得傈僳族口头传统。他说自从信了基督教后，很少唱这些老调了。“既然入教了就得一心一意地相信主，听从主的话，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何况村里有人会说道的。”可能看在我们远道而来，加上村长出面的情份上，他还是同意为我们唱几首“优叶调”。总共唱了四五首短小民歌，每首都不到三分钟，其后还为演奏了几首四弦琴、口弦、竖笛，整个表演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就匆匆结束，感觉他心里还是有些顾虑。在村中还遇到一个中年醉汉，主动邀请我们到他家去，我们问他会不会唱民歌，他说生下来就会!果然一坐下来就信口唱了起来。旁边邻居暗示说他是个酒鬼，说胡话，我们就没有深入调查下去。从中感受到信徒与非信徒之间存在着一堵无形的文化鸿沟，基督教对傈僳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宗教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族群文化的撕裂，在基督教统摄的地区，原来的传统文化成为负面因素而受到广泛压制、批判，由此导致口头传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急剧萎缩。 在福贡县上帕镇施底村，怒江边的下村是移民搬迁新村，新建了一个能容纳千人的教堂。笔者参加了8月26日早上的礼拜仪式，仪式结束后，几个村民的言语中对老村信徒没有新村多有些自豪。老村在半山腰，开车都需要40多分钟。老村有70多户人家，近300人，以傈僳族为主，有部分白族分支勒墨人。老村的基督教信仰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去年村里集资出了一盘“信教三十年”的光碟。比起赤恒底村近百年的信仰史，施底村属于过渡形态，所以基督教文化与传统文化仍属于博弈过程中，村里还是有不少不信教的群众。那天给我们演述民歌的有个歌手说：“已经七十多了，就抽烟、喝酒这点爱好，如果这点都不准了，那活着没多大意思了。反正老祖宗这样过来的，我们何尝不可以呢?连老祖宗的歌曲不准唱了，没有这样的道理!只要不发酒疯，不吸毒，就不算犯法嘛!”傈僳族口头传统与传统的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的民俗活动密切相关，而烟、酒作为民俗活动的消费品，也是重要的口头演述的媒介，众人围火而聚，相互唱和，团旋歌舞，通宵达旦，构成了完整的传统文化生态。一旦禁止了传统烟酒消费习俗，传统祭祀仪式，传统文化生态也就意味着窒息而死。施底村的基督教传播才有三十年时间，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当调查组提出到农户家进行访谈时，村长温婉地说明了不便的理由：因为村中信徒与非信徒杂居，公开演唱民歌经常受到两派的争论，由此隐伏了不安定因素。最后由村长出面把六个歌手请到村公所里，调查才得以顺利进行。村公所是政府所在地，保护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其职责之一，客观上成为口头传统的庇佑所。一般来讲，村委会书记与村长多由共产党员提任，而党章规定不准信仰宗教，这在客观上为非信教群众的口头传统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但近年来，由于信教群众增多，由教徒选举的村长出现了非党员的人士，或者是党员村长的威望比不上村里教会组织者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深刻影响着村落社区的文化走势。 从赤恒底村到施底村的民歌演唱都有一个特点，除了情歌演唱时间稍长些外，其它民歌基本上为短章小制，不到几分钟就戛然而止。问及情由，告知因年代久远，好多都已经遗忘，尤其是长篇叙事民歌更为突出。这主要与基督教渗透进来后，传统民俗活动逐渐减少，口头传统演述机会也由此骤减，导致了民歌生态的恶化。另外一个特点是这些短篇民歌中大多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农村新面貌为主，也有不少是把以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北京有个金太阳》、《在北京的金山上》等红歌用傈僳语演唱，说明以前的政治运动期间的红歌已经再造为傈僳族新民歌，与基督教赞美诗一样构成了傈僳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2年8月25日、28日，调查组分别在泸水县的干本村委会的娃底村、打底村调查，与之前的情况相比，这两个村的傈僳族口头传统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这两个小山村皆居住于山高坡陡的悬崖峭壁间，尤其是到打底村的公路，从800米的江底盘旋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2000多米高的山腰间，没有一定胆量的司机根本不敢把车开上去。这两个村中有两个傈僳民歌传承人，一个是83岁的国家级传承人王利，一个是43岁的省级传承人王秀红。在娃底村，王秀红约了村里男女歌手四名，唱了整整一下午，他们一边喝着自家酿造的包谷酒，一边声情并茂地唱着传统的“摆时”，唱到动情处，王秀红潸然泪下，令人唏嘘。而在打底村，年届八十余岁的王利老人与四个歌手一同演述傈僳族创世史诗——《创世纪》，从天地起源一直演述到人类繁衍生息，开太平盛世;唱腔铿锵有力，悲壮感人，一人领唱，众人和之，从夕阳西下一直演述到群星璀璨的深夜。演唱时旁边有不少村民在托腮凝听，轻声相和，与场内演述行为构成了一个生动、有机统一的表演场域。这两个村也有基督教信徒，因处于传教初始阶段，仍未形成规模化，传统文化生态仍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给口头传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空间。但情况也不容乐观，与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摧残以及当下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文化难以独善其身，断层危机趋于加重。打底村州级傈僳民歌传承人关四益拜王利为师，熟练掌握了傈僳民歌，而他自己的八个子女没有一个愿意学习民歌。家中只剩下一个20出头的老幺，其余七人都在沿海地区打工。老七在浙江台州打工，与一同打工的傈僳姑娘结婚生子，与子女一同在台州生活。调查时他刚好回来探亲，问及以后长远打算时，他说不想再回来了，以后要为子女着想，在台州拼打下立足之本，自己苦一点也值得，比窝在这大山沟里出息多了。两个村的歌手情况看确实不容乐观，基本上都是中年或老年为主，且中年人掌握民歌程度明显不抵老年人。譬如鲁掌镇的61岁的李学华也是国家级传承人，他唱摆时调的情歌时自由发挥，创编能力很高，但要求演唱传统的木刮调时，他说只有几个老人才会唱了。他一直想到古登乡的王利老人家处拜师学习，但还没有付诸行动。国家级傈僳民歌传承人尚且如此，一般歌手情况可想而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