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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学杰 《中国思想史讲义》是依著名学者钱新祖生前在芝加哥、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地的知名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首次在内地出版。 最早的《中国思想史讲义》成稿于1973至1976年钱新祖在纽约州宾汉姆顿生活期间。当时，钱新祖的妻子在当地的纽约州立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思想史，钱一边写博士论文，一边为妻子的上课讲义捉刀。随后，在二十多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他不断因时、因地、因材、因课而翻译、润饰、剪裁、修正这份《中国思想史讲义》。几乎每次备课，他都会在笔记上增添新内容。上课时，他基本是一字一句照着讲稿念，这是国外大学有些名教授的作风。这样的讲课方式虽然有些学究式的呆板，但不会像即兴发挥式的讲课那样水分太多。钱新祖著述不多，许是一心扑在教学上，或是对自己要求太高所致，正如沈刚伯所言：“学无止境，思想见解有不断演进，对事物评价并非一成不变。但有些人少壮时以某学说一举成名，经其余生，则全力以辩护（其）旧说；虽或自觉昨非而今是，也缺乏承认之勇气，结果（其）学问恒无进益。所以真正代表一个人思想的，应是他身后遗留的著作。” 正因为钱新祖深入中西两种文化当中，所以才对中西文化的偏见有了深刻的体会和认识。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是不讲道德的，中国人没有、也不可能有精神文化；韦伯认为中国的历史社会缺乏原动力，是静态的，而西方的历史社会是动态的，是有变迁和发展的；史密斯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操，没有心灵内在的精神生命。而钱新祖则认为，黑格尔、韦伯等人都是从西方文化的符号出发来看待中国历史文化的，他们都是自以为是，以“自我作中心”，以为他们的人文主义就是我们的人文主义。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文化的时空性、有限性和特殊性，而有意无意地肯定欧美历史文化上的经验和思想行为是常规的，是普遍性的，是超时空的，是可以用来作分析和描述其他时空里的经验和思想行为的指涉架构。所以就会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而要克服这样的偏见，就得跳出自我的中心，并跳入他人的自我。当然，对认识而言，客观是做不到的。钱新祖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以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或绝对的客观，至少在“人为的世界”里是如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的主观”。“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所以他推崇对话式的探讨：“我认为知识的传播跟说教、传道不同，教学可以、也应该是‘对话式的’。” 钱新祖告诫学生，在看任何人的书时，都要戴上批判的眼镜而不人云亦云。台湾大学教授张亨说：“有了中西学养，学（习）者不在于知道了各家各派多少思想，而在于学会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进一步地作哲学思考，我相信这才是这本《中国思想史讲义》最大的贡献！”钱新祖在讲义里批评了两种文化观念：一是老喜欢归罪于前人，二是动不动就讲五千年优良文化传统。他说：我们既不必处处归咎于前人，做前人法庭里的检察官，也没有必要夸张五千年的优良传统为前人的脸上贴金，做前人殡仪馆里的化妆师。钱新祖在讲义中不作空洞的惊人语，而是有实例有分析有论断，以学贯中西的深厚底蕴，洋洋洒洒，循循善诱。书中对中国文化问题的许多认识，很是中肯深刻。如钱新祖说：五四时代谈文化，不管是持全盘西化论调的，还是持本位文化论调的，抑或是主张混合中西文化的，他们对文化的观念都太笼统，也就是对文化的复杂性、时空性没有深刻的体验和尊重，谈中国文化是如此，谈西方文化亦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