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勃朗特
    
    乔治·艾略特
    
    勃朗宁夫人
    
    狄更斯
    肯特郡最大的富翁优斯塔斯爵士在家中被害，尸首倒卧于餐厅，头部被壁炉通条击打，唯一的目击证人优斯塔斯夫人因惊吓过度陷入昏迷。夫人醒后，指认某强盗团伙是作案凶手。可第二天从美国传来消息，该强盗团伙在纽约被捕。换言之，证人证词被推翻，案件需要重新调查。鉴于此案关系到上流社会家庭的名誉，苏格兰场把福尔摩斯请来协助侦破工作。经过一番现场勘查和走访，福尔摩斯揭开了案情真相：优斯塔斯爵士酗酒，常年虐待妻子，暗恋夫人多年的克洛克船长得知实情，偷偷前来探视，二人会面被优斯塔斯察觉，后者怒不可遏拿起棍棒殴打妻子，克洛克为保护意中人与优斯塔斯发生搏斗，失手将其杀死。
    柯南·道尔的这一短篇小说题为《格兰其庄园》。案件始于一个谎言营造的符合“社会常识”的假象——底层流氓残暴入侵上流家庭、上层绅士为捍卫家眷安全而英勇牺牲，终结于剧情的大逆转——入侵者并不存在。一个高贵体面家庭竭力隐藏的秘密——家庭暴力，由此被推向公共视野。
    事实上，家庭暴力在19世纪特别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举凡英国现实主义大家，如狄更斯、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威尔·柯林斯，都曾探索这一社会现象。据他们观察，此等陋习，上自贵族下至底层无业游民都未能幸免。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19世纪英国社会关于婚内暴力问题的讨论，以至于历史学者詹姆斯·哈默顿在《残忍与伴侣关系》一书中指出，到19世纪末，各种出版物对各阶层男性之婚内恶行的揭露，使社会对已婚男性的行为标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为什么是19世纪？因为家庭暴力——说得通俗一点——男人打老婆，在英国历史上是合法的。它有个专门术语，叫惩罚权（Chastisement）。惩罚权之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753年罗慕路斯统治罗马时期。依据惩罚权法，丈夫有权利在妻子犯错时对她施以体罚。在1765—1769出版的《英国法释义》中，英国著名法理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还在为惩罚权做出解释：“丈夫可以对妻子进行适当的惩戒缘于丈夫必须为妻子的行为负责，如同他作为主人或父亲在某些情况下必须为仆人或孩子的行为负责。”虽然他随后提到，此种惩戒权在18世纪下半叶已开始受到质疑，但他也承认，旧的普通法在较低阶层影响深远，而且，法律仍旧允许丈夫限制妻子的行动自由。
    历史转机发生在1822年罗伯特·皮尔就任英国内政部长以后。罗伯特·皮尔对英国刑法展开了一系列清理和改革。在他的大力推动下，1828年，议会通过《人身伤害法》，首次把丈夫对配偶的身体伤害纳入刑事诉讼范围。《人身伤害法》对虐待罪名成立的丈夫所规定的罚则很轻——罚款5镑或入狱3个月，但胜在判罚快速、执行高效，因此，《人身伤害法》一经生效，裁判法院立即挤满了状告丈夫虐待的妇女。
    然而，此时的英国已婚妇女既没有财产权，也没有离婚权（《离婚法》于1858年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于1870年颁布），婚内暴力的势头并未真正得到遏制。加上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有深厚的传统；刚刚过去的18世纪还在盛行从生物和医学角度证明女性先天劣于男性，各种为妇女量身定制的“行为指南”大行其道，因此，《人身伤害法》的出现不过是触动社会思考已婚妇女权益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家庭起纷争，男人动武当然是不对的。那么，面对丈夫的拳头和棍棒，妻子该怎么办？反抗还是忍受？旁观者又该怎么办？介入还是不介入？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舆论并不统一，小说家们的意见也不一致。
    收于《博兹特写集》的短篇小说《医院里的病人》，展示了狄更斯对家暴过后的场景描写。一个身强力壮、相貌凶恶的年轻男子被控犯了“很平常的罪”——虐待同居女友，医生开具的诊断书表明女孩受伤严重。警察于是带着年轻人去医院采录受害者的口供。受害人是个20出头的漂亮女子，头部、脸上伤痕累累，身体显然有要害部位遭到重创，她看起来处于死亡边缘。警察说明来意，请她出具证词，姑娘一口咬定自己的伤是意外事故造成的。警察警告她伪证救不了凶手，她仍使尽最后的力气把过失揽到自己头上，为男友的清白辩护，言毕溘然而逝。
    遭遇家暴，受害女子选择了忍耐而不是反抗，决定把它当作隐私加以隐瞒而不是公之于众，宁愿忠于伴侣而不是向法律求助。狄更斯长篇小说《雾都孤儿》中的南希和《马丁·瞿述伟》中的慈悲，身份地位截然不同，也做出了同样的抉择。南希5岁便流落街头、混迹于小偷团伙靠行窃为生。她遇到小说主人公奥利弗时不过17岁，却已在匪窝经受了12年的磨难，并成为二号匪首赛克斯的情妇。虽然为贼，她心地善良，屡次冒险救助和保护奥利弗，直到为此而被赛克斯杀害。对于赛克斯，南希深知其无耻狠毒，也多次蒙受他残忍无情的虐待，却始终逆来顺受，甚至谢绝了奥利弗的姨母帮她逃出苦海的提议。《马丁·瞿述伟》中的慈悲则是建筑师裴斯匿夫的幼女，原本娇生惯养、轻佻傻气，因为自负任性不听老马丁的劝阻嫁给了浪荡子兼无赖约拿斯。婚后，约拿斯对她毫无感情，动辄拳脚相向，慈悲不仅拿不出当初驳斥老马丁的泼辣劲头，也没有愤怒和责备，只顾在哭泣中默默忍受。
    上述三个家暴受害女性，有中产阶层，有劳工，有街头谋生的无业者，狄更斯一视同仁，在她们身上投注了巨大的同情和怜悯。不过，哀其不幸之外，作者并没有怒其不争。相反，小说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她们隐忍痛苦、服从命运、忠诚于恶棍伴侣的赞美。狄更斯的敬意，一是通过圣经语言来婉转表达：被殴致死的女病人临终高喊“上帝的宽恕”，慈悲挨打后叙述者用“最后的审判”发表议论，使两个无辜女子平添了几分圣徒的光辉。其二，狄更斯在罗丝与南希面谈时，借南希之口说出了一番有关女性“忠贞”的大道理。此番道理，满载着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福音主义价值观的气息，却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底层失足女性嘴里道出，不是说教，胜似说教。
    狄更斯对受害女性的人道主义关怀，隐含着对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性别观的默认和遵从。这套观念，历史学家苏茜·斯坦巴赫总结为一句话：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男人属于公共空间，女人属于私人领域；男人的责任是勤奋工作，女人的责任是相夫教子；男人的美德在于独立、正直、有个性、有权威，女人的美德在于温驯、贞洁、忠诚、谦恭。妇女在家里遭受丈夫暴力伤害后以德报怨，仍然努力维持他的公共形象，避免家丑外扬，是对这套观念最为严谨的身体力行，
    也许正是因为致力于让自己的人道主义与“男女有别、内外有别”传统相兼容，狄更斯笔下为受家暴女性打抱不平、主张反抗的多是粗野愚昧的底层妇人，言行滑稽乖张，如同丑角。长篇小说《老古玩店》中，奎尔普太太是个受丈夫恶待、生活于愁苦中的可怜人，她的母亲金尼温太太和五六个邻居老太太组成了一个“控诉会”为她出谋划策。小说家在叙述过程中掺入了大量戏谑嘲讽的议论，以示与之疏离。支持“造反”的无知老妇的嬉闹色彩与该小说理想女性，天使般善良忍让的小耐尔的悲剧色彩，二者形若黑白，谁有示范性谁是反面教材，狄更斯对读者的立场导向一览无余。
    女人挨打固然悲惨，但还是应该把家门关起来、借女性美德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外人不便干预，是这样吗？维多利亚时代的两位女作家，安妮·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不这么看。
    安妮·勃朗特的小说《女房客》中的女主角海伦，对家庭暴力勇敢地说不：她当着丈夫的面关上卧室的门，她带着孩子隐姓埋名远走高飞，她凭借画笔和画布自食其力，她无视流言蜚语追求爱情，最后自助者天助，她的独立思考和行动扭转了自己的命运，使她从依附者变成一名强大自主的女性。
    乔治·艾略特《教区生活场景》所收录的中篇小说《珍妮特的悔悟》，虽以基督教流派竞争互斗为背景，但是，抛开信仰内容，小说对妇女婚内受虐问题的思考显现出史无前例的深度——珍妮特的受虐不仅仅是个人遭遇、个别事件，而是整个教区和社区的问题；她之所以能够走出受虐生活，自救的觉悟和行动固然重要，教区的介入和帮助更重要。
    两位女作家，断然打破了她们那个时代对“家庭天使”理想的期待。她们意识到，将女性道德理想化，不过是剥夺她们的自我意识、独立意志的一种策略，是对女性实施剥削和奴役的第一步。她们写女性的反叛，写女性从家庭压迫中出走、自力更生，与19世纪中叶呼吁社会干预和法律干预的女权运动相互呼应。
    1846年，功利主义哲学家兼法学家穆勒和哈丽特·泰勒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通过一系列法律技术手段，更严厉地惩治施暴的丈夫，解放受困妇女。他们认为，一个社会允许丈夫打妻子的现象存在，无异于默认剥夺女性的公民地位。1856年，一封由3000名妇女签名的请愿信递交给了议会，要求改革已婚妇女财产法。带头签署人包括著名女诗人勃朗宁夫人、女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等。她们相信，赋予妇女独立的经济权，是允许她们拥有平等人格权的先决条件。
    如果说以狄更斯为首的保守派男作家相信，女性自我牺牲的美德是治疗社会疾病的良药；那么，女作家们为维多利亚时代喊出了更为激进的口号：让道德归道德，让权利归权利。
    回到格兰其庄园。福尔摩斯和华生为保护无辜的优斯塔斯夫人，决定回避法律程序以实现结果正义。这个安排令读者欣慰也令读者如鲠在喉。《格兰其庄园》发表于1904年，维多利亚王朝刚刚落下帷幕，法律至此也未能提供解决家暴问题的完美方案。维多利亚小说家在人们心中种下了思考的种子，但现实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