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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傈僳族人口分布主体在云南省，在东南亚地区也有分布。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传入境内傈僳族地区以来，对傈僳族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傈僳族的跨境居住格局及境内外基督教的互动传播深刻改变、重组着傈僳族的社会文化结构，尤其对族群文化认同与口头传统传承提出了严峻的现实课题。 关键词：跨境民族;傈僳族;基督教;传统;互动与冲突 作者简介：杨杰宏，纳西族，博士，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 傈僳族是个跨境民族，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传入云南境内傈僳族地区以来，对傈僳族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口头传统出现了文化再造与传统失落的双重现象，并深刻改变、重组着傈僳族的社会文化结构。本文是根据笔者于2009年、2012年两次对云南境内的傈僳族口头传统现状的调查而写成的总结，希望借此对跨境傈僳族的基督教信仰与口头传统之间的互动与冲突的关系有个深入的探讨与认识。 一、 追赶太阳的民族：傈僳族的历史及跨境分布简介 傈僳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历史上与古羌关系密切，其先民在16世纪时由金沙江流域开始迁入怒江、德宏等地。“傈僳”是民族自称的音译，根据这一自称有“栗粟”、“力苏”、“傈僳”、“力些”、“力梭”、“黎苏”、“俚苏”等不同他称的写法。傈僳语内部语法差别不大，居住在雅砻江流域、金沙江、怒江、澜沧江流域的傈僳族之间可以相互对话。 傈僳族很早就生活在四川、云南交界的金沙江流域一带，后逐步迁到滇西怒江地区定居下来。傈僳族现有100多人万，国内有73万人，东南亚有40多万人。国内傈僳族主要聚居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其余散居在云南丽江、保山、迪庆、德宏、大理、楚雄等州、县和四川的西昌、盐源、木里、德昌等县。 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氏羌人，唐代史籍称“栗粟两姓蛮”或“栗蛮”及“施蛮”、“顺蛮”，均属“乌蛮”，分布在雅砻江江、金沙江、澜沧江等流域;元明时期主要受丽江木氏土司统治。明代中后期(16世纪中叶)雅砻江、金沙江流域的傈僳族在头人括木必帕的率领下，进入怒江、保山、德宏等地区迁徙。在17——19世纪的清朝时期，傈僳族发动多次起义，失败后又曾多次迁徙，越过高黎贡山进入缅甸、老掴、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成为跨境民族。[1] 缅甸是国外傈僳族最大的聚居区，约有40万人口，主要聚居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相邻之克钦邦的葡萄县葡萄镇、密支那、和八莫;从德宏、保山迁徙出去的傈僳族，散居于掸邦南北、果敢特区、佤邦特区等和金三角地带，其中以摩谷、湄苗、昔卜、腊戍等镇为主要聚居区。缅甸傈僳族信仰以基督教为主。[2] 早在19世纪傈僳族进入缅甸北部与中国怒江州和印度毗邻地带，20世纪中叶，一部分迁徙到缅北重镇密支那。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缅甸境内的135个民族分解为克伦、掸、克钦、崩龙、佤邦等多个民族武装，傈僳族与景颇族一道在缅甸被划定为“克钦族”，并建立了“克钦独立军”和“克钦新民主军”，拥有兵力6000余人。1990年代缅甸政府军与克钦独立组织发生冲突，缅北2万多傈僳族难民涌入中国怒江地区。至今克钦独立武装实际控制着片马、昔董、拖角和落空等近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缅甸国内长期战乱，导致缅甸境内傈僳族不堪其苦，除了一部分作为难民涌入怒江外，大部分陆续迁徙到达印度、泰国、老挝等国家。往北到达今印度控制的藏南阿鲁纳恰尔，人口约7到10万，居住在长郎区和提拉普区。另有6千傈僳族人居住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印未定界的藏南察隅县，即由印度实质管理经营的阿鲁纳恰尔邦昌朗县(Changlang)。[3] 泰国境内至少有5万-6万人，大多是从缅甸迁徙过去的，自称为傈僳(lisu)，他称多为“leesawakg ”或“lisor”)，据1997年泰国“山民族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傈僳族有5114户，共3.094万人，分散于清迈、清莱、梅达能松、拍遥、他克等府，其中清迈占23%，清莱占19%。[4] 二、基督教在傈僳族跨境地区的传播 东南亚傈僳族形成了以密支那为中心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辐射的居住格局，主要使用传教士创制的傈僳文，至今东南亚傈僳人大部分信奉基督教，傈僳族传教士众多。傈僳族的跨境情境深刻影响到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口头传统的消长，也为双边的基督教传播与互动提供了条件。基督教最初是从缅甸传入国内傈僳族地区，这与缅甸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关系甚为密切，第一个创制傈僳文，创办义诊模式，开创傈僳语多声部演唱传教方式的富能仁就是从缅甸入境的英国传教士。法国长期在越南开拓殖民地，其传教士也在云南傈僳族地区广为传教布道，怒江峡谷中的第一座教堂是由1888年由法国传教士兴建的。20世纪初期，美国势力崛起，文化渗透呈现出强化趋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极为活跃，包括在傈僳族地区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上文中提到的美国会考士杨思惠牧师就终其一生在怒江峡谷间传教布道，死后也埋在里吾底村，实现了以身殉教的夙望。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在怒江流域扎下根来，与这些境外进入的国外传教士的殉道精神密切相关。 缅甸境内的基督教传播历史较早，在相当长时期没有受到国内政治的冲击，处于稳定的持续发展时期，由此给境内的基督教传播提供了传播通道与平台。甚至到1980年代，缅甸境内的传教士仍到怒江、保山傈僳山寨中传教。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基督教会权利收归自办机构所有，切割了国外主教控制的格局，西方传教士严禁入内传教。而缅甸境内传教士多为傈僳族同胞，在长相、语言、风俗习惯都有很强的相似性，傈僳山寨大多地处偏僻，从而为缅甸境内傈僳族传教士的入境传教提供了便利环境。与缅甸接壤的大多傈僳山寨，20世纪80年代广泛接受了缅甸傈僳族传教士的布道，从而走上了同一信仰的道路。 2009年8月笔者到保山市腾冲县滇滩镇联族村委会烧灰坝村调查，滇摊镇与缅甸克钦邦接壤，国境线长24.7公里，是腾冲县的主要边贸集镇。烧灰坝村共有86户，429人，皆为傈僳族，余、麻两姓为主，村落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整体经济处于贫困状态。与怒江地区接受基督教历史相比，烧灰坝的基督教历史始于1988年，是由缅甸的传教士直接融入村内。起初基督教在烧灰坝的传播处于隐蔽状态，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村内基督教信仰活动逐渐公开化。在县里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监督、指导下，脱离了国外传教士把持教会局面。到2009年，烧灰坝信仰基督教人数有146人，占村民总数的34%，同时，村中信仰基督教比例仍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可以肯定，再过几十年，信徒成为这个村的主体力量。 傈僳族信徒的跨境情况也与国家政治格局变动有着密切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实行驱逐国外传教士、收归教会管理权的政策，对基督教信仰群众造成冲击，尤其是在国外传教士威望极高的傈僳族地区，在一些外国传教士的宣传下，一些信教群众担心信仰受到剥夺而纷纷逃往东南亚国家，造成了外逃事件。怒江解放前夕，美国牧师马道民说:“共产党是魔鬼，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共产共妻，不准教民信教。见了老人就杀害，抓着小孩就用石碓舂死。”[5](P1098)就有不少傈僳人跟随外国传教士跑到中缅未定界——葡萄、江心坡一带。如贡山有242户傈僳族跟随法国传教士莫尔士搬到未定界去居住。[6](P27)福贡县神召会一部分傈僳族跟随马道民跑到独龙江，再继续迁到缅甸境内。[7](P29)现在居住在缅甸密支那境内的傈僳族大多数是在这一时期迁徙出去的。而1990年代以来，缅甸境内政府与民族武装派别发生军事冲突，近5万多傈僳族难民涌入怒江境内，这些难民中不少是基督教徒，从而为两地的基督教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机会。虽然地处不同国家，但由于傈僳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沉淀下来深厚的中民族认同，加上信仰的纽带联系，跨境的现实情境不但没有阻隔相互之间理解认同，反而成为文化联系、族群认同的脐带，在双边有难时起到了互惠互济的扶持作用。不管是1950年代境内傈僳信徒外逃到缅甸，还是1990年代缅甸境内傈僳难民涌入怒江，两边傈僳同胞对这些难民表现出了同舟共济、共济危局的同胞深情，在物质、精神上都予以了竭力的帮助扶持，从而加深了双方的情感交流与族群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