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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智慧是人潜在的思维和意识能力，即获取知识的能力，那么，判断一个人是否充满智慧的外在标志就是知识的多寡。不仅“知识使人区别于牲畜，人类借知识而占据优势”，[18]而且“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距离，这距离就在于有没有知识。”[19]“人类本身都一样高大，优异者借知识横空出世。”[20]知识作为智慧的表征，不仅使人区别于动物，而且因掌握知识的多寡而使人产生了等级差别。不仅如此，知识的珍贵性还在于“一切善事全得益于知识，有了知识，好比找到了上天的阶梯。每说一句话，你都该借助于学问，须知人的高贵全在于知识。自从语言从蓝天降临大地，人类凭借语言获得了崇高价值。人的心田好比无底的大海，知识好比珍珠，深藏在海底。假若你不从海底把珍珠捞出，珍珠与河里的石头又有何异。黄金埋在地下，和石头无别，倘被掘出，就能做王冠的美饰。”[21] 在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认识论的知用关系中，知识表现为人参与社会事物的具体能力。由于人天资禀赋的不同，知识的结构也便不同。人的这种由天资禀赋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的知识结构，使社会形成了不同行业，而各个行业以相应的人才维持其正常运转。我们从《福乐智慧》中能够看到，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不仅对社会中诸如农民、牧民、商人、工匠这些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职业给予了特别关注，而且对担任国家政权机构不同部门的官吏素质，也分门别类地详加甄别。甚至对诸如哲人、诗人、巫师、圆梦者等等从事精神范畴活动的人士，也给予了不同的定性。知识是一种技能，不同的门类需要不同的技术支撑。所以，欲熟练操作所从事门类的事物，必须学习那个门类所需的知识。诸如诗人必须具备驾驭语言的能力，司库必须精通财经知识，将军必须深谙刀剑兵法，御膳必须掌握营养配餐等等。 《福乐智慧》是治国安邦的政策书，作者创作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探究真主意志即“天理”，而且是为了解决现实的具体的政治策略问题，也就是说，是为了“经世致用”。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不仅看到了社会的等级以及行业的差异，更看到了不同行业和不同等级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在这形形色色的众人中，除了智者和信士，只能为衣食住行之类的物质需求奔忙。反过来说，社会也不要求他们承担其它更大的社会责任。而智者和信士就不同了，他不应该只去谋求一己或一家的温饱荣利，而要致力于弘扬道义，也就是对国家、民众和全社会承担更大的责任。而智者欲实现这种社会责任，就应该依照真主的造物意志，依照真主对和谐社会一般规律的约定，制定相应的道德法则和政治法则，使其上可秉承真主意志，中可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下可以教化百姓端正风俗，如此才有机会兴利除弊。可以看出，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不仅强调对具体事物的认知能力，更强调学以致用的实践精神。 智者和信士是真主最忠实的仆人，他们以真主赋予的睿智而成为高人。而对智慧的感悟不是穷思冥想的功夫，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这个实践就是依托智慧的指引而辨识世间万物的生息规律，通过辨识世间万物生息的规律而辨识人类善恶共生的天性，再通过辨识人性善恶共生的天性而辨识除恶趋善的修炼正途。福乐天园的天梯只有在人修炼功德圆满的时候才会为他搭起。所以“智慧”使贤明得以张显，是人类觉醒而成圣贤的第一要素。 北宋理学与喀喇汗智学虽然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但是彼此却从未通过音讯。当时的历史情况是，北宋由于受到契丹辽、女真金和党项夏的不断打击，自身已经难保，对于远在西域的喀喇汗王朝，不仅无暇顾及，而且已经十分陌生。而喀喇汗王朝正热衷在中亚的扩张，并由于不断的扩张使汗国疆域不断扩大，从而产生了剧烈而残酷的领地和权利之争而无暇他顾。即便如此，两个依托不同民族文化而生发出来的理学与智学，不仅在认识论上，而且在许多文化层面上达到惊人的吻合，仿佛一种默契。这种文化现象具有很广泛的研究空间，值得学术界给予高度关注，并深入加以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