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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一词最早出自《大学》。《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3]其中的“致知在格物”便是“格物致知”的原型。 南宋朱熹注释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尽处无不到也。”[4]“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5]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对于朱熹的的解释，我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绝不糊涂。 但是，二程的格物致知，其中格物的“物”，却不是朱熹所言的“事”，而是“理”。二程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也。”[6]于是，格物就是穷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7]那么要想对物有一个明了的判断，就得首先明了所要判断的“物”之“理”。“理”即“天理”“天道”，是万物所以成万物的的根源。求“理”的过程，就是认识万物所以为万物的过程。 但是，二程的求物之理，不是要以所求之理指导自己的行动，更不希望通过行动然后知理，“君子以知为本，行次之。”[8]他认为求物之理只是一种“冥思苦想”的功夫，“须是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9]这实际上是佛教打坐修行而致豁然开朗的“顿悟”功夫。所以，二程的“格物致知”虽然讲的是求理即认识万物的过程，但这个认识万物的目的却是为了顿悟“天理”，而顿悟“天理”的目的又是为了遵循永恒不变的“天道”。因为“天道”不可变，所以一切都不可变，人道自然也就不可变了。因此，二程的“格物致知”只是局限在了形而上的认识范畴，而这个范畴又被框限在“冥思苦想”之中，对于具体指导人们惩恶扬善和具体的治理社会，没有什么实践意义。 北宋儒学在庆历年间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这变化便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文学家，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北宋的儒学家既然对政治十分热心，自然不能将“格物致知”局限在“冥思苦想”的功夫之中，因此，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这些人，就发起了“经世致用”的学风，倡导为学不能“闭门造车”，而要学以致用。他们认为，北宋初年所以儒学不振，不是时代不需要儒学，而是儒学陷入到辨经训诂、专务礼仪的泥潭，文化精神沉郁而难以张扬。不仅士林风气萎靡不振，而且导致政治因循苟且。所以，儒学如果不与政治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儒学难以张扬，而且政治也会迷失方向。 这是一种新风气，这种新风气缘于他们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他们认为，“遵天道”也好，“穷天理”也好，还是“存天理，灭人欲”也好，终极目标都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据此为己任。 在北宋儒学家看来，“天”、“地”、“人”为世间三才，而“人”居“天”、“地”之中，所以是三才的中心。“天”、“地”由“人”而能“立心”，自然、社会由于“人”而有意义。所以，“人”不仅上承“天”，下载“地”，而且对“天”、“地”具有特殊的义务。这个义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天”、“地”遵循的“道体”与人的道德伦理规范沟通起来，使其相契相合，达到社会的和谐。因此，在北宋儒学家的眼中，圣人、君子不仅仅只满足于自己修身养性，而且赋有教化民众、辅助国家、安定天下，即所谓的“立身济世”的历史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