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的《贬值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一文中，米兰·昆德拉如此谈到他对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的理解：“小说的存在理由是，让‘生命世界’处于永久的光芒之下，使我们免于‘存在的遗忘’。”“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以前那些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以前全部小说的经验”——如果我们有充沛的阅读经验，如果我们极具耐心阅读过18、19世纪以来那些伟大的、让人敬佩的文学作品，我想会得出一个基本相似的结论，正如米兰·昆德拉总结的那样。现代文学、现代小说，越来越变成一种有难度的写作，越来越变成一种面向难度的写作，越来越需要写作者有广博的知识、严苛的专业技术和统合能力。仅仅一个传奇故事、仅仅一个浅俗的生活道理、仅仅泛滥的抒情和煽动都已不是文学存在的要义。让我们免于存在的遗忘，它就需要写作者善于开掘，从众多的旧有经验和惯性思维中摆脱出来，在人云亦云的尘埃下重新获得发现；复杂性精神，它肯定需要写作者也有着同样的“复杂”或者更为“复杂”，要达至这个“复杂”自然需要知识和智慧；至于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以前全部小说的经验——你如果只读过几本通俗小说，只读过一两部或十几部所谓的理论文章，那种“全部经验”是无从建立的，它的基础是，你读过大量的、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当然只读小说也还是不够的)，而且能够获得经验，而且还有进行某种“延展”和反驳的能力。
    而这三点，其本质都在指向文学的知识化和精英化。或者延用我们习惯的说法：知识分子写作(我当然不否认而且从来都不否认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不过它们在另一范畴里)。我个人认为，这应是一种可能的趋向，一种应当引起重视和审视的趋向。
    我知道，有众多的人是反对文学进化论的，我也确实不能说，现代哪个诗人的诗，较之《将进酒》或《春江花月夜》更为优秀——但如果我们比较、打量，那种“持续性精神”还是提炼可见的，所有的后来者都需要延展而非重复、守成，所有的后来者至少会在某些微点上加以拓展，使它生出丰富和歧义，生出意外和可能。事实上，我们看现代文学，尤其是“二战”之后的文学，“思”的成分已经越来越重，它不再满足于说书人角色，它不再满足于讲述一段传奇或者催人泪下的故事，而是追问我们的存在和存在的可能，让“生命世界”处于永久的光芒之下，使我们免于“存在的遗忘”。“自我意识”也越趋凸显，它带我们认识具体的、有特别之处的这个人，带我们走进我们可能原本并不熟知和理解的内心。当然，小说也越来越有复调感，它有了多声部的交响，而原来某些(即使在经典作品中也同样存在的)拖沓、冗长的情境描写得到控制和减少。文学还开始了它的“道德悬置”，不再脸谱化地区分好坏善恶，不再在文学中进行宣判……我以为，文学的发展是随我们认识世界能力的不断拓展而演进的，它甚至需要部分地“超前”。毫无疑问，文学创作越来越像是一门科学，或者说，它本身就具备某种“科学”的性质，只是这一点长久地被忽略，我们强调着现实和生活，强调着才情(它当然异常重要，可它随着人类智慧和文学的前行，也越来越不可恃)，强调非关书也……王国维早就有过警告，不多读书、多穷理就无以达到极致——文学，是尊重“极致”的艺术。如果你阅读了大量19世纪、20世纪的文学，我相信你会基本认同我的观点。
    何谓知识分子写作？宁肯在他的文章里如此确认标识：绝对的独立性、技术性，精神性、批判性、经典意识。我深以为然。独立，我想起的是罗素的一句话，不计利益钝害地追求真理。一切学科本质上都指向于此，一切知识分子都醉心于此——我当然说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知道分子，或者用屁股坐台的所谓专家。技术，没有技术就没有文学，没有技术，就等于是没有文学性——在宁肯文中，他甚至颇显激愤：“然而我至今还常听到有人愚蠢地蔑视技术，似乎技术是手到擒来的事，至今还有人教导别人写作时应忘掉技巧，技巧是次要的东西，无技巧才是最大的技巧，难怪我们的文学总是难上档次，这种蠢话竟然还在流行，还在起作用……”毫无疑问，我不会信任豆腐坊师傅们建造的桥梁，那如何信任没有技巧的文字能成为不朽？轻蔑技术只能造豆腐，放坏了就是臭豆腐，弄不成个就是豆腐渣——打住，豆腐坊的师傅会抗议的：造豆腐也需要专业技术。这点儿，我这样的外行不行。我建议大家都读一下纳博科夫的《小说讲稿》，看他是如何分析和分享小说的“风格和结构”的。那种妙，那种浸在文字中的会心，说技巧是次要的人两辈子怕也难以懂得。在我所阅读的随笔札记中，我从未读到任何一个伟大作家对技术的轻蔑，反而读到诸多对技术的注重。精神性、批判性，这与“知识分子”紧密相连，当然也与知识分子写作紧密相连——难道它就不是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存在的理由？米兰·昆德拉曾谈及小说的死亡：“它们没有发现存在新的片段，它们仅仅是证实了那些已经被说过了的东西。更有甚者，在证实每个人说的(每个人必须说的)那些东西时，它们达到了其目的，保持了其光荣，发挥了对那个社会的功用。由于什么也没有发现，它们没有能够加入到发现的序列中来。”——是的，脱离开精神批判，小说的死亡已经发生，虽然大量的貌似的“小说”还在出版。
    作为阅读者，一个合格的阅读者，巴尔加斯·略萨在一则访谈中如此谈到，“使我着迷的那些小说更多地是因为书中所表现的聪明、智慧和道理，这正是让我着迷的地方，即变成以某种方式摧毁我心中批判能力的故事。这些故事迫使我不断地提出问题：‘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怎么样了？’这正是我喜欢阅读的那类小说，也正是我愿意创作的小说。因此，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一切智慧的因素，不可避免地要在小说中出现，从根本上来说，都以某种方式要融化到情节中去……融化成可以吸引读者的逸事，不是通过作品的思想，而是通过作品的颜色、感情、激情、热情、新颖、奇特、悬念和可能产生的神秘感。”——这段话，已经强调了知识、智慧、精神性、批判性、自然，还有技术。它要求写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完成与读者的精神博弈，需要你用一切可能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智慧之书：你的阅读者可能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别林斯基、巴赫金、巴尔加斯·略萨、鲁迅、王小波、君特·格拉斯，或者是其中一个，或者是知识智慧阅历都极为类似的一个……试问，你安敢轻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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