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发表在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上的“潘晓”来信为引子，认为“潘晓”在信中暴露出了某种两难之境——一方面，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不再可信；另一方面，为那一理想所打造出来的“精神结构”又需要理想来填充。本文将“潘晓”的这一难题视为一个创作母题，以1980年代初的重要作品《高山下的花环》为讨论中心，将其置于“‘潘晓’难题”的语境之中，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揭示出其内含的矛盾和张力：一方面，“新时期”“革命政治”所遭遇到的普遍尴尬，使得它在塑造“政工干部”方面，与所谓“革命历史小说”的传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裂；另一方面，为了寻找能够支撑英雄人物新的的资源，“乡土中国”开始成为新的征用对象，但本文的分析表明，与“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那能够直接为英雄人物提供精神支撑的“革命”的“乡土中国”相比，现在的“乡土中国”却似乎只是一种“反衬”性的资源，它并不足以成为支撑新的“正面人物”的“根基”。由此，尽管以《高山下的花环》为代表的一批“军旅小说”，仍然试图塑造出新的“正面人物”，但1980年代初期的“资源困境”，却使得那些英雄人物缺乏足够的精神滋养，并总是陷入“无根”的状态。
    关键词：“‘潘晓’难题”/革命政治/乡土中国/正面人物

    1980年，一封“潘晓”来信，在《中国青年》上引发了长达一年的所谓“人生观大讨论”[2] ，熟悉历史的读者自然知道，对于引发这一讨论的当事人“潘晓”来说，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旧有的革命理想不再可信，可她又不甘没有“理想”的空无状态；她试图相信点什么，但是现在她却不知道什么是可信的。再进一步说，“潘晓”其实乃是毛泽东时代之“共同体”文化——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产物，这就使得她就不仅有对“理想”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共同体”文化，还形塑了其所需求之“理想”的类型——这也就决定了，“个人（自我）”并不能充当“潘晓”的理想；她的理想，一定需要与某种更大的东西相连。现在的问题是，“潘晓”应该与什么样更大的东西相连呢？这，恐怕也就是“潘晓”对于所谓“人生道路”问题感到困惑的原因吧。
    在我看来，“潘晓”的这一“难题”，不仅深刻影响了1980年代思想史的走向，它还同样深刻地影响了1980年代文学史的进程，因为我认为，“潘晓”所遇到的难题，似乎也正为当时的一批作家所分享。具体到本文对于所谓“军事题材”创作的考察，则熟悉所谓此一题材历史的读者一定知道，这一类型的小说，首先一定会“讲政治”，即突出“革命政治”对军队的“动员”作用；第二，它也一定会塑造出“正面人物”，将“革命政治”的“大道理”转化成鼓舞人心的“形象化”表达。在这里，“革命政治”之所以重要，恰是因为它提供了架通“个人”/“阶级”、“小我”/“大我”之间的桥梁，而“正面人物”，则是“革命政治”的“道成肉身”，一方面，他因为领悟了“革命政治”，而能从比如说“个人英雄主义”走向“集体的英雄”，另一方面，因为有这“革命政治”作底子，他的“肉”身就变得充盈、踏实。不用说，“潘晓”们所熟悉的“革命理想主义”，正少不了这些革命英雄们的示范。现在，正如“潘晓”的“难题”所展现的，“革命政治”似乎正面临“合法性危机”，而一批似“潘晓”般对“理想”仍念念不忘的作家们仍然想写出新的“正面人物”，面对这样的两难之境，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一 最后的“指导员”
    
    让我们从发表之后即引起巨大轰动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开始我们的讨论。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讨论会引入所谓“革命历史小说”[3]的传统，由于这一引入，一系列堪称重大的问题，亦将迅速进入我们的视野。
    小说《高山下的花环》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是现任某步兵团三营教导员的赵蒙生。故事的前半部分并不复杂：“高干子弟”赵蒙生到梁三喜所在的九连就任指导员，然而实际上这却是他为了调离部队而采取的“曲线救国”手段。小说前半部分即围绕此一事件，由赵蒙生自己讲述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
    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位“垮掉”者的身份，那么事情似乎就开始变得有些复杂了。小说里交代得清楚：赵蒙生下到连队，担当的正是连“指导员”的工作；对此，连他自己都觉得颇不好意思：“指导员，党代表，我是在亵渎这神圣而光荣的称号啊！”但是，为什么“亵渎”了“指导员”这一称号，会令赵蒙生如此愧怍呢？
    这就要说到所谓“革命历史小说”的传统了。
    众所周知，政治工作一直被视为人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毛泽东在总结早期红军成功的经验时，曾明确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4] 而这一“军事政治”标准反映到“文化政治”方面，便是人们将“革命历史小说”是否出色地刻画出优秀“政工人员”形象，作为评价一部作品的重要参考标准。
    比如，著名的“红色经典”《红日》，当其发表之后，人们对它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小说在描写华静与副军长梁波的“爱情”时，表现“失当”；另一个批评，就是认为《红日》没能写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没能塑造出优秀的“政工干部”形象。何其芳认为，“如果不离开我们目前的文艺水平去提出要求，可以说《红日》没有什么重大的缺点。小说里提出了一个全军成为包袱的思想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却几乎只依靠后来的战争的实际教育，没有较为充分地写出军队里面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或许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不足之处。”[5] 刘金的分析则更为具体：
    与军事干部相比，《红日》没有塑造出性格鲜明的优秀的政治干部的形象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
    大家知道，政治工作是人民解放军的灵魂，是人民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保证。政治工作当然不是只由政治干部来做，但主要的是由政治干部来做的。所以要真实地反映革命战争的历史，不能不写政治干部的活动与它所起的作用。但是在《红日》里，无论哪一级的政治干部，都写得比军事干部逊色得多。可以说，全书中没有一个政治干部、其性格的鲜明突出，足以同军长沈振新、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等军事干部媲美[6]。
    冯牧则将《红日》与《保卫延安》做了比较：“作为一部反映了革命战争史迹的作品看来，《红日》的内容可以说是丰富而完整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人民解放军的实际状况来加以衡量，我们就会发现这部作品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弱点，这就是对于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缺乏正面和有力的描述。这也是《红日》明显地逊色于《保卫延安》的一点。”[7]
    而在塑造“政工人员”方面，《保卫延安》做得的确出色——这正如冯雪峰所评论的：
    在这部作品中，加以最充分描写的，除周大勇外，还有一个李诚。这个典型人物被创造出来，也是这部书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这是可以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政治工作干部的艰苦卓绝精神的一个典型人物；是那些真正不知辛苦、不知疲倦地惊人地工作着的政治工作人员的一个生动的灵魂；是一个以特殊材料造成的，然而完全可以了解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一幅图影。
    从这个人物身上，人们可以最深切地了解到为什么党的政治工作是我们部队的生命和胜利的保证，以及怎样地使它成为部队的生命和胜利的保证。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从红军时代起在长期中所创造出来和积累起来的部队中政治工作的传统和一些模范的图型。作者就写出了李诚这样的人物，写出了我们政治工作的精神和政治工作人员的灵魂，把这些人们的惊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品质，最生动地从一个人物的身上刻划出来了。把政治工作者写得这样深刻、充分、突出、动人，——这也是我们在别的描写我们的战争和我们部队生活的作品中还不曾看见过的。[8]
    在“革命历史小说”系列中，《保卫延安》属成书最早者之一，但它在塑造“政工人员”方面成就却如此之高，它对后来者的“典型示范”作用，当然也就巨大；也惟其如此，当我们在《高山下的花环》一开头便看到这样一位“垮掉”了的“指导员”时，我们心里的“震惊”是否也就格外强烈？
    在小说里，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指导员”赵蒙生的“垮掉”；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人们对于既往政治动员模式的厌恶与拒绝。小说里有位配角：炮排长靳开来。他与赵蒙生初次见面，便明言自己乃是“全团挂号的牢骚大王”。在战争即将打响之际，部队提拔这位“牢骚大王”担任副连长，可在战前的一次会议上，靳开来的发言却毫无“革命战士”的应有“觉悟”：“支委们刚刚坐下，靳开来便站起来说：‘这个会根本不需要再开吆! 查查我军历史上的战例，副连长带尖刀排，已是不成条文的章程！既然战前上级开恩提我为副连长，给了我个首先去死的官衔，那我靳开来就得知恩必报! 放心，我会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子来！’”他还同团里搞新闻报道的高干事这样开玩笑：
    散会时，靳开来对高干事笑了笑：“喂，笔杆子！一旦我靳开来‘光荣’了，你可得在报纸上吹吹咱呀！”说着，他拍了拍左胸的口袋，“瞧，我写了一小本豪言壮语，就在这口袋里，字字句句闪金光！伙计，怕就怕到时候我踏上地雷，把小本本也炸飞了，那可就……”
    有意思的是，象靳开来这样爱发牢骚的军人，在以往的“革命历史小说”里，我们也不难看到。还是以《红日》为例，小说里有一位叫做刘胜的团长，每次他只要觉得战斗任务分配不合他意，他便牢骚满腹、愤愤不平；而团政委陈坚却并没能对团长进行正面“教育”。当时的评论家就抓住这一细节，对小说展开批评：
    “求战心切”的鬼影子却久久地占据在刘胜的头脑里，这种错误的思想，几次受到军首长的批评。但是作为团政委的陈坚，没有能够及时地帮助刘胜认识这种错误。而在他们的合作当中，陈坚是看到了一些问题，在他两人中间也确有一些矛盾，却没有展开，或者是轻轻回避开了。比如上级要刘胜团迂回到敌人的后方打游击，刘胜是不愿意接受的，后来和陈坚谈起这件事，刘胜还怪陈坚：“我不好还价，不也不还口！”陈坚并没有从这件事上坦率的和刘胜展开思想交锋，认真的分析一下军部的调度是正确的，却抓住了刘胜的“你不能违抗命令，却要我违抗命令”的小辫子，一阵“哈哈”混过去了。把这样一场可以展开的矛盾，只当做“有趣的笑谈”，滑过去了[9]。
    陈坚没有对刘胜展开“思想交锋”，作为连指导员的赵蒙生同样也没有对“牢骚大王”展开“思想交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来说，所谓“思想交锋”云云，其实大可不必一定要如上述论者所说的那样“上纲上线”：
    某连指导员平时很会做思想工作，理论上也有一套。这个连队在战斗中打得非常出色。我问这个连队的战士们，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指导员是怎样做鼓动工作的。战士们对我说，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两件事：一次指导员面对只有十几米远的越南侵略者大骂：“这群狗娘养的！”骂着，他第一个冲上去了；另一次攻山头时，面对敌人的火力点，指导员回头朝战士们一摆手：“有种的，跟我上！”战士们跟着他呼啦啦冲上去了。指导员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实际上，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宣传鼓动不会是长篇的大道理。在残酷的战斗间隙，有的指导员高喊：“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站出来，考验我们的时刻到啦！”这的确是很激动人心的。然而，面对敌人痛骂一声，回头对战友一摆手，喊一句“有种的，跟我上”的指导员，也不失为是可敬可钦的好指导员。[10]
    如果说在“革命历史小说”的传统里，政治工作里所讲的“长篇的大道理”，诉诸的正是人的“阶级觉悟”的话，那么“有种的，跟我上”，则更多是对“个人血性”的诉求——正如小说交待的，赵蒙生的转变（写血书、发毒誓），也正立基于此 。[11]事实上，这一由“革命理性”向“人性本能”的转换，其影响可谓深远：其后的“军旅文学”创作，似乎大都遵循了这样的写作路径，正如当时的评论家所回顾的：
    我觉得有一个理性在向感性转化。不论是写五好战士，还是写爱国主义英雄不再是建立在空泛理性的基础上，不是为了一个明确的保卫祖国去当英雄这样的理性目标，而往往是出于战场的切身的气氛，包括看见自己旁边有人在流血，队伍上不去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一个人非要把你打死的时候，你不把他打死就只有被打死。于是你只能反抗，你是反抗中成为英雄，而不是为成为英雄而成为英雄。这里不是理性的阐述，也不是提高到理性高度去体现，而是发自真实的感受。譬如红军长征吧，过去我们一直讲是一种理性指引我们革命走向胜利，可是我想这其中也应当包括：你走进了水草地，你走不出去就要被困死，那么你就只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出去这样一种源于生命力本体的东西。[12]
    然而，应该立即指出的是，在“革命历史小说”的传统里，诉诸所谓“生命本能”的写作，其实恰是为毛泽东时代的批评家所反对的，比如《红旗谱》里的朱老忠和《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前者所体现的，是农民获取“革命觉悟”的“成长史”；而后者所体现的，则是性格没有“发展”的“英雄传奇”，因此有人指出：
    朱老忠的形象，是提供了一部旧中国革命农民的性格发展史；杨子荣的形象，则是提供了一个革命战士斗争生活的横断面的英雄传奇。一个是“性格发展史”，一个是“生活的横断面的英雄传奇”；就小说的整个情节来讲，朱老忠的形象始终是占据着《红旗谱》的中心地位，而杨子荣的形象只是在《林海雪原》的一个情节智取威虎山里占据主要地位。如果这样比较，无论杨子荣的形象的现实主义描写多么充分，由于情节处理的限制，也无法超过朱老忠。[13]
    朱老忠的“性格”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恰恰是因为他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了革命的“真理”，在此“真理”的感召之下，他才能从“个人复仇”的狭隘心理走向“阶级斗争”的宏大理想；而杨子荣式的“英雄传奇”，则更多地表现出“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奇”则“奇”矣，却始终局限于“个人”一隅。事实上，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政治委员”之所以重要，恰在于“革命战士”的生命“感性”，需要经由“政治委员”的“启发”、“教育”而被提升到阶级“理性”的高度；然而从《高山下的花环》开始，阶级“理性”开始让位于生命“感性”，如此，“政治委员”便也不再重要了。在《高山下的花环》以后的“军旅小说”主要人物中，“政治委员”要么不再出现（如《凯旋在子夜》），要么即使出现，其“政治工作者”的身份对其本人来说却并不重要（如《啊，昆仑山！》中的向西行），或者是需要“改造”的对象（如《亚细亚瀑布》中的谢玉宝）——而在赵蒙生身上，我们正可找到这一转换的全部秘密。
    当然，“政治委员”角色的重要性能够发生如此的转变，更是与整个中国思想政治倾向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在毛泽东时代，军队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国家的安全保卫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军队还被视为是“革命的大熔炉”，是集中体现了“革命精神”的地方。所谓“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所谓“政治标准第一”，都表明了“人民军队”对于“革命中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也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中，“政治委员”才会被视为是重要角色。而在邓小平时代，随着“国防现代化”口号的提出，军队发展的方向被规定为专业化、正规化，而所谓“专业化”和“正规化”，强调的都是军队在建制、装备等“物质”方面的发展，而非军队对于“革命政治”的示范作用；如此，“政治委员”变得不再重要，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 作为“反衬”的“乡土中国”
    
    《高山下的花环》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赵蒙生有自己的生活打算，不愿“丢小家、保大家”，现在你一定要他“识大体、顾大局”，你拿什么说服他呢？带着这个问题去阅读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们就将继续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就故事情节而言，《高山下的花环》其实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个部分，重点在对战争的描绘；而后一个部分，重点则在对梁三喜家人其母其妻——的描绘。
    之所以要重点叙述梁三喜的母亲和妻子，是因为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山里人”的纯朴善良，恰与赵蒙生及其母亲的自私自利，形成鲜明的对比。的确，梁三喜的母亲和妻子一出场，我们就能感受到她们身上那种“平凡的伟大”：
    梁大娘看上去年近七十岁了。穿一身自织自染的土布衣裳，褂子上几处打着补丁。老人高高的个，背驼了，鬓发完全苍白，面孔干瘦瘦的，前额、眼角、鼻翼，全镶满了密麻麻的皱纹。象是曾患过眼疾，老人的眼角红红的，眼窝深深塌陷，流露出善良、衰弱、接近迟钝的柔光，里面象藏着许多苦涩的东西。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偶然遇上，我怎会相信这就是连长的母亲啊！
    玉秀显得很是年轻，中上等的个儿，身段很匀称。脸面的确跟靳开来生前说的一样，酷似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扮演春妮的陶玉玲。秀长的眉眼，细白的面皮，要不是挂着哀思和泪痕的话，她一定会给人留下一种特别温柔和恬静的印象。她上身穿件月白布褂，下身是青黑色的布裤，褂边和裤角都用白线镶起边儿，鞋上还裱了两绺白布(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按古老的沂蒙风俗，为丈夫服重孝)
    而玉秀到军营之后的种种贤良表现，更使得赵蒙生禁不住赞叹：“从玉秀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女性忍辱负重、值得大书特书的传统美德！”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农村女性”（通常是某官兵的妻子）的“纯朴善良”来反衬“自私自利”、“道德窳败”之“世风”的方法 ，[14]在《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前后，一直都为众多作家所采用。
    比如，刊载于1979年《解放军文艺》上的小说《喜期》[15]，便采用了这样的“修辞”方式：小说开篇，是这样一段描写：“她下了火车，明眼人一瞧就知道这是个东北农村姑娘，略略显方的脸上，一双透亮的秀目，大而舒展，嘴唇稍稍有点厚，显得不那么唇齿灵利。姑娘叫新妮，是准备到某机场和飞行员丁育青成亲的。”小说写新妮怎样逐渐了解军营，进而全心支持未婚夫工作。而同期发表的另一篇小说《受震动的心灵》[16]，描述的则是某“城市”姑娘对解放军战士的“傲慢与偏见”，恰与“农村”姑娘的美德相对：“在全厂两千多女工中，被公认认为‘长得确实清爽’的织锦车间女工俞婉婉，因为‘自然条件’好，素来很爱打扮，也很会打扮，逢到青年人集会，正是争芳夺艳的时候，自然收拾得更加齐整。她今天保持着‘海派’的风韵：两束辫子发梢烫卷，用黑绒点金橡筋居中一扎，也不用编结，让黑发乌云自然垂散着；上身是桔红色金丝绣花平纹花呢春装，下穿墨绿色针织弹力呢女裤，显得熨贴合体，丰姿秀逸。”但如此一个漂亮人物，却为人势利、看不起解放军战士——较之新妮，俞婉婉尽管“外表”时尚，却实在缺乏“心灵美”。
    在与《高山下的花环》同年发表的小说《彩色的鸟，在哪里徘徊》[17]中，作为正面人物的大女儿勤勤恳恳地担当家务、照顾着军人丈夫的母亲和姐妹：她“一直守在那块土地上，种着六分水田和五亩三分红薯，养着两头猪、三只羊和一群鸡鸭，侍候着一个多病的婆婆和两个年少的小叔、小姑。”小说结尾，作者忍不住对大女儿发出赞叹：“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嫁军人！”而作为反面人物的，则是小女儿的大学讲师追求者，他满口的“现代爱情观”，认为“守那些生死赴难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原始道德观的节，而绝谈不上爱。”他的轻佻，无疑是小说批评的对象。
    而在《天山深处的“大兵”》[18]的作者李斌魁发表于1985年的长篇小说《啊，昆仑山！》[19]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一人物“配置”：小说告诉我们，扎根边疆的“牢骚”兵黄沙的未婚妻秀玲，温柔善良、任劳任怨，她等待黄沙已经八年，黄沙爹娘去世、妹妹出嫁，都是秀玲和她们家人料理的。现在她又侍候着黄沙的爷爷，种着他家的责任田。当她得知向西行的妻子因为不能忍受向西行身居边疆而与他离婚，她在给黄沙的信中愤愤不平地写道；“我真没想到，部队里还会有那种女的！这种人真把解放军的人丢尽了！你放心吧！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人，你在昆仑山干多少年，我等你多少年；你身体不好，我侍候你；就是你伤了残了，我也守着你，守你一辈子！”
    那么，这样的人物“配置”，其意义究竟何在呢？一篇并非正面论述此一问题的文章，似乎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1982年，《高山下的花环》在回归革命现实主义的同时，不仅是回归了一种创作方法和原则，而且也回归了一种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多年来，我们只注意它的“突破”和创新，而忽略了它对传统的承续，以及和“十七年”某种范式的深刻的相似性。比如在评价“农民军人”的政治和道德标准的设置方面，来自沂蒙山区的农民之子梁三喜以及靳开来，和雇农出身的苦大仇深的杨子荣，其实都是革命品质的化身和英雄主义的载体，只不过后者是以一种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式的方式表现之，而前者则是通过一种忍辱负重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平凡形象传达之。当然比较而言前者倒反而更加真实，因而也更加催人泪下。不过我想指出的是，二者在对农民军人的颂扬方面，都是不遗余力和不加保留的，在认识论方面，基本上遵循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即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或者如毛泽东所规定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杨子荣们愈到后来愈加神话式的“高大全”自不必说了，就是李存葆也主要是着力于提升、弘扬梁三喜们身上的传统美德，而对一其另一面则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更逞论“打击”与“否认”。靳开来违反纪律去偷砍甘蔗而导致触雷身亡，实在也算不上“缺点”，甚至毋宁说正是他实事求是勇于正视现实的优点，他爱说点牢骚怪话也恰恰反衬了他心底无私胸怀坦荡的磊落性格。李存葆是很懂得先抑后扬和欲擒故纵的——靳开来因此更加“完美”。为了梁三喜、靳开来这些农民子弟兵和他们身后的梁大娘和韩玉秀们，李存葆在《花环》中不啻喊出了两句话“战士万岁”和“人民—上帝！”由此我们也强烈地体味到了洋溢在李存葆笔下的那种革命农民的优越感和自豪感。[20]
    这段话的要点有二：一，《高山下的花环》固然有创新的一面，但其“承续”“传统”的一面也不应该被忽视——具体地说，它“在评价‘农民军人’的政治和道德标准的设置方面”，与“十七年”的某种范式有着“深刻的相似性”；二，受此“范式”的影响，在《高山下的花环》中，作者存在着“美化”笔下“农民”出身的战士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又与作者的“那种革命农民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有关。虽然论者在此关注的，主要是梁三喜和靳开来这两个主角，但是若将梁、靳二人纳入我们前面关于以“农村女性”（通常是某官兵的妻子）的“纯朴善良”来反衬“自私自利”、“道德窳败”之“世风”的讨论，则在征用“农民”、“农村”来充当“反衬”方面，他们其实并无太大不同。
    仿照这一判断，我们当然也可以说：一方面，以“农村女性”来反衬“城市人”（不一定是女性），无疑是因为前者的“善良淳朴”，乃是人人认可的美德；另一方面，这样的一种人物“配置”，似乎同样是对“十七年”范式的某种“承续”——比如，《高山下的花环》在介绍玉秀的时候，曾貌似闲笔地提到，玉秀长得“酷似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扮演春妮的陶玉玲”。的确，就两人的“农村”背景和“山里人”脾气来说，玉秀恰似1980年代的春妮；但是细察起来，二者在角色的“功能”方面，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介绍春妮这一角色时，当时的主创人员详细指出了这一角色所应涵盖的意义，认为她应该
    温柔贤良，淳厚坚贞。既不能驯顺软弱，又不能冰冷无情。既要避免忸怩缠绵，又不能生硬地表现英雄气概。既要有中国劳动妇女贤惠的品德，又要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原则性和坚强的性格。春妮感到陈喜的思想变化之后，不应仅仅作为夫妻之间的担忧，她同时应当为一个同志，为一个战友而担忧。她才能深深感觉到在南京路站岗“和在前线打仗一样！”这句话，这种感觉是极为深刻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发自内心的语言。[21]
    显然，与玉秀身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传统美德”相比，《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剧作者对于春妮的要求，无疑要更为“革命”和“现代”：因为她对丈夫的忧虑，不应该仅仅出于夫妻之情，而是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具备“共产党员”的觉悟和情怀。然而有趣的是，1978年，当该剧主创人员再次撰文谈论其创作心得时，关于春妮的介绍文字，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春妮，在解放区的识字班、妇救会里时常见到。她淳厚、坚贞、含蓄、多情，她身上具有中国劳动妇女优秀的品德。生产、支前，件件少不了她。常在月光下看到她哼唱着小调为前方战士做军鞋，磨军粮。她会串连全村的大姑娘、小媳妇，挨家挨户搜集战士换下的军装，又抢又夺地拿到清清溪水里洗净、晒干，叠得整整齐齐，分头送还战士们。[22]
    尽管从“识字班”、“妇救会”等语词之中，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某种时代气息，但现在这段关于春妮的描述，似乎已经更侧重于“平静”（而非“紧张”）的“日常生活”“在月光下哼唱着小调”；侧重于“日常生活”之中“中国劳动妇女优秀的品德”，而非从“日常生活”之中拔高出来的“阶级觉悟”因此，这里的春妮，也就更接近于一位“老乡”，而非“同志”。
    结合1980年代关于“农民”、“农村”的其他叙述，我们不难看出，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革命历史小说”之所以会征用“农民”、“农村”，是因为人们认定，“农村”乃是酝酿“革命中国”进步潜力的地方，而“农民”则是“革命中国”最为积极而觉悟的“群众”，那么现在，随着这一激进“革命政治”的退场，“农民”、“农村”的正面意义，便重又凝聚到那“静止不动”的、“田园诗”般的“乡土中国”状态，在那里，“农村”是日子周而复始的原始“共同体”，“农民”是重义轻利的朴实“乡民”；同时，“农村”又绝不是“革命”的策源地，相反，现在它是窝藏“封建”的藏污纳垢之所，“农民”也绝非有觉悟的“群众”，相反，现在他们正是恶劣的“国民性”的代表。[23]所以，拿这“乡土中国”的“美德”做“反衬”是可以，想用它来做支撑正面人物（梁三喜、靳开来）的资源，却是万万不可的。
    三 “无根”的英雄
    
    这也就意味着，要成功地塑造出“舍小家、保大家”的英雄，人们还需要另觅资源，但是，尽管人们屡有尝试，这样的尝试却又都显得不太成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斌奎的小说名篇《天山深处的“大兵”》。无论是短篇小说本身，还是其后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电影、电视剧，其核心始终都是一心奉献边疆的郑志桐，试图说服为自身利益。有些是十分合理的利益，考虑的女朋友李倩就“小我”与“大我”的冲突而言，我们可以说，这里的李倩，其实也就是《高山下的花环》中的赵蒙生。
    如同李斌奎在小说里所展示的，一方面，是李倩的顾虑：边疆条件艰苦、生存环境险恶，未来要两地分居，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郑志桐的“晓之以理”：扎根边疆、报效国家。可惜的是，郑志桐的“达理”，却似乎始终无法达成与李倩的“通情”小说以开放式结局收尾，李倩最终被说服与否，我们也不得而知。对于郑志桐的尴尬处境，当时的评论家也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指出：针对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天山行》，时人曾有这样的评论：“为了提高人物的思想性格基调以至整个作品的‘基调’，《天山行》就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直线式表现的弱点。影片好象有点偏爱于让先进人物说出较多的先进言语，偏爱于借旁人的嘴巴来直接说出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24]而这种表现方法之所以不佳，是因为郑志桐言语尽管漂亮，思想却似乎“无根”：“我感到最大的遗憾是郑志桐的思想形成不具体，还有些概念。六十年代末的郑志桐就认识到了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插队实质是失业，思想起点太高，不大可信。在陕北农村，他从本身的遭遇和县农民的结合中悟到了一点什么？也不具体。到了部队后，他是从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基础上提高到了具有为共产主义献身精神的优秀指挥员的？也不清楚。因而，尽管他有不少的英雄行为和颇具哲理的语言，但是使人觉得他的思想没有根，他的某些豪言壮语不像肺腑之言，缺乏亲切感，无疑也就减弱了他的感染力。”[25]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几年之后发表的长篇小说《啊，昆仑山！》中，英雄人物只会喊口号的毛病依然没能得到解决。人们能够很容易地就从小说主人公向西行的身上，看到郑志桐的影子：“从作品的结构、矛盾展开以及对主要人物向西行的刻画中，我们还不时感到《“大兵”》的影子在隐约晃动。这是一种重复自己的现象。即以向西行的形象刻画为例，作者似乎作了一些努力，想把他的性格与郑志桐区别开来，但是，一写到‘叫劲’的地方，就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安排他出来作一些‘英雄’的惊人之举，甚至还要慷慨激昂地‘说’上几句思想，似乎非此就不能表现出主人公的英雄气概。这表明作者又还未能完全跳出他所习惯了的‘写英雄’的笔法。”[26]
    在我看来，刘亚洲的《两代风流》[27]在塑造新一代“风流”方面的失败，恰也正源于这样一种“思想无根”的缺憾：“与老一代的风流相比较，作者对于青年一代的描写就显得稍逊一筹。尽管他写了李辰女儿菲菲的未婚夫耿爱国捐躯沙场，他那短暂的风流生命之花里，灌注着老一代的风流精神；尽管他也对菲菲的愤世嫉俗的自命‘风流’进行了善意的批评，然而我们却很难咀嚼出如同老一代风流中所包蕴的沉甸甸的生活内涵。这恐怕就是作品的不足之处。”[28]而在丁临一看来，其间的症结，正在作品未能清楚交代由老一代“风流”向新一代“风流”转换的“桥梁”：“不过严格说起来，这两个人物似乎还只是接近于完成但还未最后完成的‘过渡典型’，从作品中提供的东西看，他们目前似乎主要还只是属于小圈子中的佼佼者，他们的智慧、力量和灵魂还未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在群众的、历史的事业的实践中得到更充分的展示，而爱国的捐躯前线和菲菲的挨刀住院并没有能完成这种过渡，相反，倒显得多少有些勉强，有些人为的斧凿痕迹。爱国和菲菲属于这一代人，这是无疑的；他们将成为明天的‘风流人物’，这种发展趋势也是明显的。在‘今天’和‘明天’之间, 则还需要一种完成过渡的推力”。[29]
    所谓“无根”，也就是缺乏架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桥梁”；“英雄”固然是“英雄”，可是关于他是如何能够成为英雄的，我们却始终看不到合情合理的解说。
    在为《新儿女英雄传》作序时，郭沫若曾经表达了如下看法：
    这里面进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是他们的平凡品质使我们感觉亲热，是他们的英雄气概使我们感觉崇敬。这无形之间教育了读者，使读者认识到共产党员的最真率的面目。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男的难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样吗？女的难道都不能做到杨小梅那样吗？不怕你平凡、落后，甚至是文盲无知，只要你有自觉，求进步，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忠实地实践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谁也可以成为新社会的柱石。[30]
    在“革命历史小说”的叙述脉络里，“革命政治”的重要功用，就在于将那些“平凡的儿女”们，“启发”、“教育”成“集体的英雄”；通过这一使我们既感“亲热”又感“崇敬”过程，“英雄”们的示范作用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使得“谁也”都可以“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不用说，“革命历史小说”之所以如此看重“政工人员”这样的角色，恰是因为他们是这一过程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然而，正如本文的分析所标明的，“革命政治”的退场，使得“英雄”们一下子失去了“根基”：“乡土中国”固然纯朴、美好，却也只堪作一“反衬”；硬生生塑造出来的“英雄”，却又难逃“无根”之憾。
    更为重要的是，到1985年，文学的“时代风潮”正自发生某些重要的转向，具体到所谓“军事题材”领域，已经有研究者开始指出：“在我们的军事文学创作中，往往把军事文学与非军事文学之间的界限区划得过于清晰了，以致于在其他非文学缘由的影响下，生产了一些目光短浅的、甚至充满了反文学气息的观念因素，譬如军事文学就是英雄主义文学；军事文学要为兵说话；军事文学就是要照军人的正面标准像”[31]在该论者看来，“实践证明，那种以为只有照了军人的‘正面标准像’，才称得上是正宗的军事文学的观点，不仅是幼稚，而且也有碍于军事文学朝着广阔的方向发展。而那种竭力主张军事文学要‘为兵说话’的观点，更是不值得提倡的。且不说究竟要说些什么，就算作者的意愿是良苦的，但表现在文学领域里仍然是荒唐的。”[32]
    也就是说，所谓“军事文学”，不仅可以不去照军人的“正面标准像”，也可以不去“为兵说话”。它们不仅不值得“提倡”，甚至简直就是“荒唐”的！和这一转向一起，1985年“寻根文学”的兴起，更是使李存葆们还引以为正面资源的“农民神话”“怦然坠落”![33]于是，当莫言的《红高粱》[34]甫一出现，那“乡土中国”的“美好幻象”，也就终于崩塌了。“他（指莫言 引者注）几乎一上来就跳到了和李存葆遥遥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以一种农民的自卑感和自虐感，取代了革命农民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35]
    自此，另一种与本文所讨论的《高山下的花环》等风格迥异的叙述开始成型。但是，如果似《红高粱》般的叙述也被读解成是对于“革命历史”的某种说法时，那“革命历史”，怕也就已经被彻底改写了吧。

    注释：
    
    [1]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十月》，1982年第6期。小说发表之后，一时引起极大轰动，兹引用当年负责编发该小说的编辑张守仁的一段回忆，以为说明：“新时期以来，我在《十月》上编发过多部获奖作品，如黄宗英的《大雁情》、蒋子龙的《开拓者》、王蒙的《相见时难》、宗璞的《三生石》、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但没有哪部作品，像《高山下的花环》那样产生了全国性的轰动，掀起了一场空前的阅读高潮。当时新华社发了消息，解放军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学习，教育部、团中央发出联合通知建议中学生在寒假阅读这部优秀作品。李存葆所在的济南部队政治部做出五项决定：一、迅速把作品印成单行本下发至班；二、前卫话剧团立即组织创作组将小说改编成话剧，前卫歌舞团将它改编成歌剧；三、作者把它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争取早日搬上银幕；四、济南部队文化部和山东电视台合作，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五、要求部队广大文艺工作者，学习《高山下的花环》的创作经验，提高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质量。当时全国有74家报刊连载，60多家剧团把它改编成话剧、歌剧、舞剧、京剧、评剧、曲剧。国内有8家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累计印数达1100多万册，后来还被译成英、法、俄、日、匈、捷、越等十多种文字。当时有包括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等近十家制片厂争着要拍这部电影。读者来信更是像雪片一样飞向编辑部。一时街谈巷议，盛况空前。这是我在组稿、编稿、改稿时没有料想到的。”（张守仁：《我和〈高山下的花环〉》，《美文》，2005年第05期）但是实际上，根据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回忆，早在公开发表之前，这部小说便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流行了：“此稿发往新华印刷厂不到十天，就有北影一位姓张的导演找到我家里，提出来北影要把《花环》改编成电影。我感到纳闷，那期刊物要到十一月初才出版，我作为责任编辑，还未拿到初校，那位导演是怎么知道作品内容的呢?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新华印刷厂的工人们排字时，因受了作品内容的感染，偷偷多印了校样，带回家里给亲友们传阅。校样又经过多次复印。于是此稿在社会上不胫而走，迅速传开。那位导演看到的就是工人偷印的校样。”
    [2]潘晓：《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3]这里有关“革命历史小说”的说法，取自黄子平先生的相关论述；他用“革命历史小说”来命名中国大陆1950至1970年代一批内容涉及“革命历史”的小说。在他看来，“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这些作品的印数极大，而且通常都被迅速改编为电影、话剧、舞剧、歌剧、戏曲、连环图画，乃至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人物形象、情节、对白台词无不家喻户晓，深入日常语言之中。对‘革命历史’的虚构叙述俨然形成了一套弥漫性奠基性的‘话语’，亟欲令任何溢出的或另类的叙述方式变得非法或不可能。”（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前言”第2页）
    [4]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5—66页。
    [5]何其芳：《我看到了我们的艺术水平的提高》（节选），原载《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收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红日〉研究专集》，1979年版，第77页。
    [6]刘金：《〈红日〉试析》（节选），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红日〉研究专集》，1979年，第135页。
    [7]冯牧：《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略论〈红日〉的成就及其弱点》，《文艺报》1958年第21期，第87页。
    [8]冯雪峰：《论〈保卫延安〉》，收入陈纾、余水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杜鹏程研究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01—203页。
    [9]罗荪：《评“红日”》，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红日〉研究专集》，1979年版，第109—110页。此外，平凡的文章《〈红日〉所体现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一文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10]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篇外缀语》，《十月》1982年第6期。
    [11]当然，出于策略考虑，也有评论家试图为赵蒙生的举动找到“革命”依据：“这时，仅仅是这时，赵蒙生才猛然醒悟，才开始懂得一点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军人的尊严！因为他第一次意识到在他的胸膛里还在剧烈跳动着一颗懂得羞耻的心。马克思说，羞耻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耻辱感是一种内向的愤怒。那么，一个将门之子的正义的愤怒，难道就不能出英雄吗？回答是肯定的。”参见王春元：《巍巍青山——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人民日报》，1982年12月22日。明眼人自然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是如何起着“保护”性的“修辞”效用的。
    [12]《军事文学的现状与展望——部队作家十人谈》，《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5期；本段所引是张志忠的发言。
    [13]李希凡：《革命英雄典型的巡礼》，《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
    [14]当然，据李存葆自述，他对梁三喜家人的描写，是为了增加作品的“历史的纵深感”：“关于十年动乱中梁大娘一家的遭遇及境况，我想，凡是到过革命老根据地沂蒙山，或到过革命圣地延安的读者，以及曾深受“割尾巴”之害的穷乡僻壤的人们，对《花环》中展现的这方面的生活，他们是会有各自的体验和补充的，这里毋庸赘述。战争年代，沂蒙山区的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过巨大的代价，这是读者们熟知的。十年动乱，沂蒙山区受到空前的浩劫。前些年，为了一个话剧的创作，我曾多次到沂蒙山中生活，着重了解沂蒙山人民在解放战争年代支前的情况。对他们的过去了解愈多，对他们在“文革”中所受到的摧残就更加令人痛惜！八0年冬，我又一次去沂蒙山生活时，党的三中全会已给这里的人民带来福音，山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令人欣喜。可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妇女在吓唬哭的孩子时说：“你敢哭，再哭，‘棒子队’来了！”小孩立刻便被吓得不哭了。我当时不寒而栗！是的，动乱的年月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向昨天告别了，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在《花环》中，我设计了雷军长与吴爽，吴爽、赵蒙生与梁大娘一家的人物关系，这种关系在沂蒙山那样的老革命根据地是常见的。我想通过对这些人物关系的描绘，使读者在读《花环》时，能产生一点历史的纵深感。”参见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篇外缀语》，《十月》，1982年第6期。
    [15]张欣：《喜期》，《解放军文艺》，1979年第8期。
    [16]刘宝玲：《受震动的心灵》，《解放军文艺》，1979年第11期。
    [17]海波：《彩色的鸟，在哪里徘徊》，《解放军文艺》，1982年第5期。
    [18]李斌魁：《天山深处的“大兵”》，《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9期。
    [19]李斌魁：《啊，昆仑山！》，《当代》，1985年第1期。
    [20]朱向前：《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21]漠雁、田烈：《给观众的一封信》，《北京日报》1963年4月9日。
    [22]沈西蒙、漠雁、吕兴臣：《创作〈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几点心得》，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霓虹灯下的哨兵〉专集》，1979年4月，第16页。
    [23]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讨论。
    [24]所云平：《愿军事题材影片更上一层楼——看影片〈天山行〉的几点启示》，《电影艺术》，1982年第1期。
    [25]同上。
    [26]丁临一：《莽莽昆仑塑英魂——读长篇小说〈啊，昆仑山！〉》，《解放军报》1985年6月13日。
    [27]刘亚洲：《两代风流》，《昆仑》1984年第8期。
    [28]叶鹏：《生活旋涡中的高级将领——读长篇小说〈两代风流〉》，《中国青年报》1984年6月3日。
    [29]丁临一：《读长篇小说〈两代风流〉》，《当代文坛》1984年10期。冯牧也有类似意见：“作品中的菲菲是写得很有个性的一个人物。如果把这个人物孤立起来看，她的个性是突出的，但如果把这个人物放在她所置身其中的环境中来看，就使人感到有某些不好理解的地方。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有一些细节是很有光彩的，但细节与细节之间，细节与人物性格之间，细节和这个人物所经历的环境之间，还缺乏那种完整的、和谐的、非常贯串的关系”。（冯牧：《从〈两代风流〉谈开去》，《文汇报》1985年1月15日）
    [30]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人民日报》1949年9月18日。
    [31]周政保：《军事文学的观念问题》，《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4期。
    [32]同上。
    [33]朱向前：《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34]莫言：《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
    [35]朱向前：《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