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其间走过弯路，十年“文革”时期图示化、程式化的诸多理论教条等，教训沉痛；但也取得过成绩，“左联”期间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改革开放时期对解放思想的贡献等，更是有目共睹。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种异域理论的传入与应用会丝丝入扣、顺顺当当取得理想化的本土形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有挫折、有教训不足为奇。事实证明，尽管有过挫折教训，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确解决过中国文艺实践中诸多的实际问题，放在今天，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同时也得承认，也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讲，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一旦沦为教条，必然会窒息理论本身的生命力，历史上的诸多教训，根子一般都在这里。考虑到这些，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在解放思想方面用力甚勤，多方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形式，并大致形成现代性、民族性与原创性三条思路。第一条思路很注意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让我们看到了其他国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做法，极大开拓了自己的视野；第二条思路则坚守本土的传统，力图强调自己的民族根性和特色所在；第三条思路紧扣中国的文艺实际，试图创造出具有原创性的话语系统。三条思路各有所重及所得，也各有其失。本文拟就此稍作检理。
    一、现代性：自己或他者的立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文艺理论界的思想解放在多个方面有所表现和建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吸纳西方的思想，冲破以前“左倾”时期的单一模式。最初的时候，借鉴西方学说的做法并不明显，但提出的问题都很尖锐，冲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主要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的理解。首先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全国文代会上提出，不再提“文艺必须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之后，[1]《人民日报》1980年7月发表社论，正式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张，[2]1981、1982年周扬、胡乔木相继发文，从而奠定了文艺思想解放的总基调。[3,4]自权威性基调确立后，知识分子迅速作出反应。1979年朱光潜撰文，率先触及“人性”及人道主义问题禁区。[5]与此同时，汝信发表《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引发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交插论争；[6]1980年，钱谷融、王蒙、钱中文等又就“文学是人学”问题展开讨论。[7～9]以上这些问题的提出及相关论争都很有针对性，尽管各人所持观点不同，但基本都是针对以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偏失之处，特别是对人的理解方面。
    上述讨论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原则性方面，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深入打开了一个通道，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现代性”问题的提出。①照我理解，提出现代性的话题主要参照的西方话语，它不仅仅是个时间的量度，更关键的是涉及到如何借鉴西方话语，来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问题，不少做法的确开拓了理论视域。比如有研究者借助西方新历史主义的非党史视角，在世界总体的思想进程中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艺史，一些历来为我们忽视的作家、文艺流派经重新阐释，对我们现在的城市文化建设就很有启发，张爱玲研究、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研究就是突出的例子。还有学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派身上汲取灵感，提出“文化诗学”的构想，强调文艺要对当下文艺创作及文化现象行使关注和批评的职责，[10]针对性也很强。
    其中尤值得重视的是钱中文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他有机解读巴赫金的文艺思想，自1987年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后，以平等交往对话为宗旨，1995年撰文提倡文艺理论的“新理性”精神，直接针对中国文艺现实中精神价值的“堕落与平庸”问题，主张发扬我国原有人文精神传统，适度“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11]从而把文艺理论拉回“自律”的轨道。他所理解的“现代性”的基石，也正是这种理性精神，即1999年他明确提出的，“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12]这些看法不是没有争议，但理论本身是站在中国自己的立场上，既没有简单挪植西方思想，又紧扣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实践中人文精神贬损、庸俗化、理想化缺失等问题，观点虽可讨论，但方向应该没错。
    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借助异域思想成果时，有些做法跟风走，西方喊什么，这里也跟着吆喝什么，很少或根本不考虑自己拿过来的东西适不适合中国的社会与文艺实际。结果在这方面放得过开，陷入他者的话语踯躅不出，非但在实践上于现实无补，在理论上也游离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外。就拿绘画艺术来说，表面上似乎很繁荣、很自由、很多元，甚至进入了国际视野，有论者不无得意地讲，现在国际艺术展如果少了我们中国这块儿，就不能说是国际。这种自得其实蛮让人无奈的。当一部作品的价值不凭自身，而是靠拍卖槌或某种意识形态来裁决的时候，真不知道这种得意从何而来，更遑论这种看法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距离有多远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为名为利为生存就错了，人人都有权利过上好日子，艺术家自不例外。可是，君子即便爱财，也要取之有道。离开了艺术的精神之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呢！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文艺进入市场的趋向不可避免，这自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对此类现象，单纯遏制或理论教化显然行不通，所以有不少论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掘“艺术生产”理论，以顺应文艺市场化的趋势。这本无不可，但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把艺术生产理论“强调到关乎文艺的本质，关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这样的高度”，就明显是一种“失当”的做法。[13]马克思的确说过，艺术在商品社会形态下也要受价值规律的调节，作为一种生产受价值规律的制约，却从没说过让艺术丧失独立性和批判性来迁就自己。除此之外，学界对西方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泛文化理论的简单移植等，更是大量存在错位和“水土不服”现象。[14]这些做法非但没有解决中国文艺实践中存在的精神价值贬损问题，反而存在助长精神物化的倾向。显然这就不再是丰富和发展的问题了，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误用，甚至已是非马克思主义。
    “失当”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漂离，“错位”则是对中国特殊实际的盲视。在实质上，两者都是盲从西方所谓“现代性”理论的结果，或者说，中国化的立场是站在他者那里，以为凡是人家的东西都是好的。殊不知，人家的好，是对人家自己文艺实际的好，放到你这里，就不见得合适，甚至会埋下隐疾。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中国左翼文论紧跟苏联的步子走，固然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上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其教条主义的贻害对后来的影响也显而易见。现在我们打着“现代性”或“全球化”的旗号貌似发展马克思主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不同的面目在重复过去的老路，而且是一条歧路。其弊端在实践当中已有显露。比如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片面强调艺术生产商品化，只问卖点，不问责任，滋育并助长了精神价值的混乱与流失，暴力、肉欲倾向泛滥，媚俗、物欲性明显。要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不容易，更非短时间一蹴而就的事，但至少要站在中国自己的立场上，针对自己的实际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策略，这也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出路所在。
    二、民族性：从传统还是从现实出发
    作为中国化的一般表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要有民族性，不能把前者教条化。这种理解当然很对，而且也在历史上得到过证明。问题是，该如何理解这种民族化？现在有一种想法很盛行，以为民族化就是要回到中国传统中的某些人、某些思想或者某些文艺形式上去，自“五四”以来沉寂经久的“国学”于是大热起来，读经书院在民间悄然兴起，某些高校也办起了国学院或者设立国学专业。应该承认，这些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传统中有很多东西对我们当代的文艺理论有益，比如儒学中的积极入世精神，传统文艺中对价值观的重视，对审美境界的追求，对文艺与人生关系的体悟等等。脚踏实地、有选择、有改造地融入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来，自有其价值，且不容低估。有学者在史的文献考索中梳理传统文艺与个体生命体验的密切关系，并通过与西方存在主义诗学的比较，指出文艺的确可以在现实中承载厚重的精神救赎。[15]像这种充满现实关怀的研究就很有意义，传统在这里并不简单地是历史的沉积，它是活的，以殷实的精神营养补养当下。对此种研究，当然没有理由不予重视。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研究都能像这样来做，大多却是走回到传统就转不过身来，觉得凡是老祖宗的东西就一切都好，于是陶然委身其中，不问当世。或者如某位学者所讲，反倒用中国的传统来“化马克思主义”，[16]这就有问题了。比如有研究者认为，不能用西方的理论来代替我们的文论和美学，引用它们(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论和传统。还有人作出望文生义的简单比附，说老庄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异曲同工”，把《周易》的“三才”说、孔子的“仁”学等和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等量齐观，甚至把儒家的务实精神同马克思的实践论混为一谈，以彰显中国传统中的马克思主义素质。诸如此类的做法与其说在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民族性，倒不如说是在用民粹性消解马克思主义。
    这种民粹性的诉求是对民族性教条理解的产物，它的问题根源同样也是选错了中国化的立场，也就是从传统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势必是肢解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消解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呈现出排他性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17]带来漠视时代现实因素的弊端。这一点在历史上也有教训，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文艺中，就存在某些过分推崇民间文艺形式的民粹倾向，其间虽不乏优秀的作品，但艺术上的粗糙现象也并不少见。然而，当时这种做法至少具有现实针对性，产生过积极的社会效用。而今天我们所宣扬的民族性甚至连这种针对性都不具备。众多的历史题材借影视还魂，更多被用来满足世俗的猎奇心理、娱乐倾向，甚至不惜为此篡改历史；历史上那些有益于纠正当代社会价值流失之类的积极因素反而不见踪影。
    站在传统的立场势必也会助长文化上的排他倾向。美术史家王瑞芸前几年曾在洛杉矶碰见一个办画展的中国画家，这个画家对她讲，“我艺术的使命是让中国艺术走向世界，让人知道中国艺术是最高的”。对此前者“不无惋惜”地想：“假如他对我说的是‘唉，画了几张画，想过来弄点小钱，’我肯定会多尊重他一点。”[18]王瑞芸的意思无非是反对空谈，但从两人的想法对比里还可以看到，文艺的民族优越感尽管要有，但膨胀起来不但会增长排他的心态，更会漠视中国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悬空高蹈，于事无补。
    因此，这种貌似很民族、很特色的中国化无论怎样标榜自己，只要立场不调整到中国现实的立场上来，恐怕骨子里仍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复古逆流一样不合时宜。俞吾金谈到“传统观念的复魅”时讲，很多历史剧、电影，传统意识“既贫乏，又苍白，缺乏任何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意识”。[19]邓晓芒也说中国的传统理性比如“天理”观念，“并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20]且不管两人提出的办法有多少的合理性，但他们对传统理论与现实错位性的批评，还是有的放矢的。
    三、原创性：要有切实的问题意识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成熟形式，标志该是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思想生命，有自己的原创性，既不紧跟异域的理论亦步亦趋，亦非抱着传统不放，靠祖先留下的“家底”打天下。沿循这一思路，一些研究者对上述两种偏失的思考清醒而深刻。比如在批判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依附性时，指出那种“以西释中，以西套中”的做法与中国文艺实际存在严重的“错位”；分析民粹化倾向时指出，中国当代文艺家“不能以古人的视角、立场、观念来‘提理论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导向对现有理论知识的‘捍卫’，而不能导向理论知识的‘原创’”。[21]话说得都很中肯。
    特别是在对“原创”的理解上，其中有一点我觉得他们提得很好，那就是要有自己的“中国问题意识”，不要提“伪问题”、“假问题”。“一个理论家必须独创性地提问题，而不是把前人、他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理论批判作为能力，最后必须以建立自己的理论命题、范畴或思想内涵为目的。”[21]这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很要紧的一个切入点，中国化的目的毕竟是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或者古人的。紧紧围绕自己的问题，自然就不易受制于他者或古人的理论，而是让它们为自己服务。
    不过，在这种理论提出的原创性设计方案上，似乎也存在进一步推敲和深化的余地。在他们看来，要解决、甚至提出中国自己的问题，非但不能重复别人，而且必须首先要有自己的“话语”。应该说，这种想法是很好的，如果我们的文艺理论能提出自己特有的问题，配之以独立的话语，这当然最理想不过。可问题是，无论是问题本身，还是话语体系，它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就如同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论”所讲，它们也都会存在各种重叠或相似的关系。[22]这种想法在理论上可以讲讲，但在事实上绝不会存在那种与他人无涉的“特有”。康德的“反省判断”在他的理论中很重要，其实也就是历史上审美观照说的改造(contemplation)。这种无功利性的理智审美观照，不但直接可以推到休谟的同情理论，更早从培根、奥古斯丁、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一直追溯到毕达哥拉斯那里。这样说，当然并不是否认某些文艺理论有自己特有的话语范畴，比如像曹丕的“气”，海德格尔的“道说”等等，关键是不能把这些东西孤立起来看，这样才更合乎情理、靠近实际。毕竟，理论的落脚点在于解决实际存在的文艺问题，能解决问题，理论即便不是原创，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确需要有自己的问题和话语，不过也要看到其与本土传统和西方理论的联系。问一下别人问过的问题，不见得就迷失了自己；用一下他人的话语范畴，也不必然意味着就没有了自己。郭绍虞讲过，使用外来术语尽管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有些时候，“用现代人熟悉的术语来说明古代的学术思想是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23]当然，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这点非常重要，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要点所在，由此出发，原创性的思路的确触及到了我们理论中诸多空玄的问题，这一点应该得到重视。
    由以上三个思路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的中国化，最重要的还是要站稳现实的立场，从中国的文艺实际需要出发考虑问题，应用“规范”和“描述”的哲学方法，[24]处处以扎实的学理探究为依据，才会处理好借鉴、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才会让自己的特色立于坚固的基石而非虚浮的沙滩。有学者讲过一段话，我觉得很对。他说，建设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首先要对已有的范畴、命题作出“有效诠释”，既要结合不同时期的文艺创作实际，又要历史地把握其理论流向，这显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即便站稳了立场，要走的路也很长。
    收稿日期：2012－03－15
    注释：
    ①“现代性”讨论大致起于1993年，前承前十年“走向世界”的文学比较思潮，后启新世纪初至今的“全球一体化”理念。其具体含义就像其语汇概念(“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样晦暗难明，但其价值取向却很明了，那就是向西方中心话语看齐，衡量自己。在这点上，三个范畴并无二致，而且今天也在交互使用。参见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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