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博士
    内容提要：作为精神世界的文学表达，林非散文饱含了“精神”的质素，并在作品中起到关键和枢纽作用。林非散文不仅“精神”富足，更有“精神”的方向、厚度、品质和高度，它能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并进行新的创造和艺术的升华，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高标和亮色。具体而言，林非散文经过长久的沉潜、育化、琢磨和冲击，在传统与现代、小我和大我、世俗与崇高上，都表现出融通、协调和互参的特点，这就使其散文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从自我的内心出发，超越了单向度的文化选择，对社会问题、思想文化、人情世态、生命意识、审美人生等进行融通、创造和升华，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
    关 键 词：林非散文/精神向度/融通/再造/升华

    不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与“国家”都有其精神主旨，这是主脑与灵魂，是须臾不能离开、更不能缺失的核心和根本。作为精神世界的文学表达，林非散文也一定饱含了“精神”的质素，并在作品中起到关键和枢纽作用。探究林非散文的精神向度，既有助于理解其内核，又有助于理解其旨归，也有助于理解其动因，还有助于理解其价值意义和生命力。在我看来，林非散文不仅“精神”富足，更有“精神”的方向、厚度、品质和高度，它能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并进行新的创造和艺术的升华，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高标和亮色。就如同一只小鸟的破壳而出，林非散文是经过长久的沉潜、育化、琢磨和冲击后，方使其“精神”得以展翅高飞的。
    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沧桑和曲折变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及其文化的进入，中国不得不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换。可以说，百年中国经历了船坚炮利的轰击，血与火的洗礼，苦与难的折磨，灵与肉的伤痛；但同时，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和跨越。不过，迄今为止，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许多人一直存在着说不清的纠结与困惑，不要说在别的领域，即使在思想、文化和文学领域也是如此！林非散文突破了这一历史限度，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条宽阔平坦的桥梁，于是世界和人生可以畅通无阻、互通有无、相得益彰。
    由承认西方物质文明的优势地位，进而相信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先进性，于是崇洋媚外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渐成风气，这在百年的中国散文创作中亦有表现。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许多散文唯西方精神之马首是瞻，而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往往采取虚无的态度。远的不说，著名作家余秋雨和李国文的历史文化散文就常有这样的倾向，即常用西方的价值观来简单地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如余秋雨在《笔墨祭》中这样批判中国的毛笔文化：“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1](P280)应该说，站在西方文化先验正确的角度观之，中国的毛笔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但是，如果站在中国文化尤其是毛笔文化博大精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毛笔正是医治世界文化一体化和急功近利弊端的一副良药。更何况，中国的毛笔文化远不是余秋雨所言的“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因为对中国书法艺术稍有理解者，就知道余秋雨是个外行，以他的价值观念和艺术涵养是无从理解书法文化的另一面，即创造性、包容心、电光石火的速度以及人格精神的伟大。李国文常以后现代主义的戏谑之笔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有时是得其要领、一语中的；不过，其缺乏历史感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底蕴却是十分明显的。在《严嵩到海瑞》一文中，李国文轻描淡写地将海瑞的人格力量和道德精神一下子就消解了。在《司马迁之死》中，李国文表面看来是有现代意识的，因为他全力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然而，对于司马迁的讽喻就令人大跌眼镜了。作者有这样的表述：“司马迁书读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拒绝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出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诗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为那张按不住的嘴，付出××被劁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其实子承父业继任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惬意？翻那甲骨，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你沏茶，饿了，有勤务兵给你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陈胜吴广，楚汉相争，那堆积如山的古籍，足够他皓首穷经，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往来，更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有过私下的友谊。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种表演的欲望。司马迁‘下于理’(理，古指司法官)，大约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比如今那些知青作家还要小一点，正是泡吧泡妞泡桑拿的好年纪。但他却只能在‘蚕室’里泡了。……在没有麻醉剂，消毒措施，防止感染的抗生素，以及止痛药的情况下，按住司马迁，剥掉裤子，割下××，可想而知，那份痛苦，比死也好不了多少。”[2](P3-4)在此，我们不谈作者在说到司马迁时，一会儿用“你”，一会儿又用“他”，叙述是混乱的。我们也不否认作者讽喻的笔调，也佩服其对于历史知识的熟稔，还要肯定他以现代观念对于专制主义痛心疾首的批判；可是，李国文惟独没有对司马迁的理解、敬意和崇尚，没有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的理解，他不但看不到司马迁忍辱负重、正义凛然、坚强不屈、铁肩大道的伟大人格精神，反而极尽讽刺、挖苦、嘲弄、丑化之能事，从中显示了作者在西方强势话语同化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甚至无知！应该承认，用西方优秀的精神标尺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时确实有其优势和价值；但如果不考虑具体的历史语境，尤其没有多元文化的视野，没有世界文化健康发展的眼光，没有内在的精神向度、高度和亮度，那只能是顾此失彼，“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而走向封闭与僵化，陷入自己为自己设定的观念怪圈和魔阵中难以自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许多西化或欧化派作家的散文创作极易陷入观念化写作的迷阵，在他们的价值世界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不是荡然无存就是被丑化和矮化了！林非散文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能突破西方观念的先验设定，保持一份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血脉的关联与会通。
    早在《访美归来》和《西游记和东游记》等散文集中，林非在对西方世界及其文化给予赞美的同时，又保持着一份清醒，从中可见他并非一个西方文化的一味推崇者。1981年，他在《旧金山印象》一文中有这样的话：“在这些高楼大厦的底下行走时，瞧不见阳光，也瞧不见广阔明朗的天空，这里的白昼总是阴沉沉的。”“当人们将各种最流线型的高楼大厦汇集在一起之后，却也同时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失掉阳光的环境，多少重复了洞穴中那种阴暗的气氛，这也许是出于那些建设者意料之外的罢。”[3](P2)与那些刚刚跨出国门，被西方的高楼大厦惊得目瞪口呆和羡慕不已不同，林非是从另一角度反思西方文化的异化问题，从中可见他的清醒与明智。最能体现林非散文精神旨趣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像对人情社会的欣赏，对信、义、礼、谦逊、雅致的赞叹，对自然和谐的热爱，都可作如是观！他赞美荆轲的“浩气长存”，秋瑾的胆魂与气概，阮籍的豪情壮志，伯牙对钟子期的知遇之情，赵树理和荒煤的谦逊平和，这是林非散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精神支柱的集中体现。在《询问司马迁》一文中，林非虽然也批评司马迁的为尊者讳和奴性的余存，但却高度赞美其正直、伟大与睿智，称“从他贡献出这部囊括华夏的全部事迹，写得如此完整、详尽、清晰、鲜明和动人的《史记》来说，毫无疑问地应该被推崇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比起几千年间中国所有封建皇朝的多少史家来，他应该说是完成得分外出色的。更何况他是在蒙受宫刑的惨痛和耻辱中，蘸着浓烈的鲜血，颤抖着受害的身躯奋力去完成的”。作者还说：“司马迁毕生都坚持着自己正直的道德理想，绝对不会刻意地去奉承别人。”“不过，司马迁这一颗始终追求善良和正义的心灵，总是在剧烈而又严肃地跳荡着。”“在受尽专制君王肆意蹂躏和惩罚的淫威底下，依旧保持着这种秉笔直书的品格和勇气，实在太值得钦佩和敬仰了。”[4](P58,61,2,63)显然，与李国文笔下的司马迁有天壤之别，林非是充满敬仰之情向司马迁求教的，司马迁在林非的心中可谓知识分子的丰碑，那就是追求真理、正直善良、百折不挠，决非可以随意解构的有表现欲的小丑形象。
    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有数不胜数的伟大壮举和精神风范，对此，林非有着强烈的理性自觉，并将这种思想意识贯彻于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在《＜太史简＞和＜董狐笔＞》一文中，林非这样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展开重新的研究，总结和发扬它合理与优秀的成分，批评和澄清它落后与阻碍整个国家向着现代化秩序前进的内容，依然是放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4](P56)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本，是根，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简单地否定它，更不能将之弃如敝屣。在这方面，林非散文是个范例。
    不过，林非散文并不止于继承传统，更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而是以西方文化尤其是现代思想意识这面放大镜和显微镜来烛照世界人生，这又超出了许多文化的保守派。在此，我举出另几位著名作家以显示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向度。一个是张炜，这位优秀作家在坚守传统文化精神血脉时，常常受到其遮蔽，从而使其视野和眼光受到限制。他在《我跋涉的莽野》中有这样一段话：“说起来让人不信，我记得直长到二十多岁，只要有人大声喊叫一句，我心上还是要产生突然的、条件反射般的惶恐。直到现在，我在人多的地方待久了，还常常要头疼欲裂。后来我慢慢克服，努力到现在。但是说到底内心里的东西是无法克服的。我得说，在反抗这种恐惧的同时，我越来越怀念出生地的一切。我大概也在这怀念中多多少少夸大了故地之美。”“不用说，我对于正在飞速发展的这个商业帝国是心怀恐惧的。说得更真实一点，是心怀仇视的。商业帝国的中心看来在西方，实际上在自私人的人内心——包括我们的内心。我之所以对前途不够乐观，是因为我们实在难以改变我们的内心。许多人，古往今来的许多人都尝试着改变人的内心，结果难有效果。这说到底是人类悲观的最大根据。”[5](P3,4,8)这种感受和观念，我称之为“都市恐惧症”，它最大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乡土文明对于都市文明(商业文明)的拒斥与批判。这让我们想到沈从文、废名等作家的文化选择与审美趣味。另一个是苇岸，他的作品是传统文化的精神典范，但也同样被乡土精神压迫得透不过气来，以至于对工业文明和都市生活产生厌倦和恐惧。他曾表示：“20世纪这辆加速运行的列车已经行驶到21世纪的门坎了。数年前我就预感到我不是一个适宜进入21世纪的人，甚至生活在20世纪也是一个错误。我不是在说一些虚妄的话，大家可以从我的作品中看到这点。我非常热爱农业文明，而对工业文明的存在和进程一直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悲哀和抵触，但我没有办法不被裹挟其中。”[6](P285)从苇岸的作品和生活可见，他受美国作家梭罗《瓦尔登湖》等的影响甚大，往往以农业文明为安乐所，而将商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看作异化的怪物，于是对之简单地进行否定。如果从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角度看，这并不是没有益处的；然而，如果采取一元化的思维，只一味用农业文明否定和拒绝商业文明，那也是不正确甚至是有害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从而进行辩证的融通和化合，创造出适合于人类健康发展的新文化。因为以“农业文明”的有色眼镜永远看不到都市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价值和意义。我认为，在这方面，林非是有远见的，也是有建树的。
    林非散文虽然以农业文明的优长为基础，对西方文明也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批评，但他绝不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守护者，更不是都市恐惧者和商业文明的他者，而是西方文明的信仰者和倡扬者，这从他的《话说“民主”》、《＜忏悔录＞的印象》等作品中可略知一二。在林非的散文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无情鞭笞，对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现代意识的讴歌！最重要的是，除了理论阐述，在林非的散文中随处可见这种现代意识，而这种精神则成为其作品的指针，使作者和读者永远不至于迷失正确的航向。以《零碎的回忆——记赵树理》一文为例，作品有这样一段描写：“我曾在一个公众场合，见到过一位名流，其实跟我还算是熟悉的，然而他打量起我来，冷飕飕的眼光，沿着我鼻梁，直扫到我的脖子，使我感到有一股浓重的寒气袭来。正在这时，一个地位更高的人吧，走了进来，这位名流立刻弯着腰，打皱的脸上布满了笑容，像一朵蔫了的花儿似的，一会儿又贴着那人的耳朵，说起悄悄话来。欣赏了这种人生舞台上的断片之后，我分外渴望着在人们之间，能够有一种善良、温暖和平等的交往。”[7](P91)在此，林非对于等级、奴性十分反感，尤其将这一幕与赵树理的平和、谦逊、温暖、善良、平等相比，更显出那位所谓的“名流”的矮小来。另有一例更有代表性，张承志曾在《清洁的精神》一文中极力赞扬荆轲精神，他说：“那是神话般的、惟洁为首的年代。洁，几乎是处在极致，超越界限，不近人情。……四千年的文明史都从那个洁字开篇，我不觉得有任何偏激。”“《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它所收录的精神是不可思议、无法言传、美得魅人的。”“由于形式的神秘和危险，由于人在行动中爆发出的个性和勇敢，这种行为经常呈现着一种异样的美。”[8](P436,439,440)且不说作者这些概括是否正确，只说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度夸赏的态度就反映了历史感和分寸感的缺失。还有，站在当下来倡导荆轲精神固然必要，但对其负面作用却缺乏思考，这是现代意识匮乏的作家很难打通的文化障壁。有趣的是，在同题材和同主旨的《浩气长存》中，林非在高度赞扬荆轲精神的同时，又有这样的分析：“当然是绝对地不必大家都去扮演刺客的角色，尤其是在像希特勒那样被历史所咒骂和唾弃的专制魔王最终绝迹后，民主的秩序必将替代个人的独裁，刺客是专制魔王的惩罚者，却也是民主秩序的破坏者，因此一般地说来也就不再需要刺客们去建立正义的功勋了。”[9](P275)显然，以现代的思想意识来反思刺客，那就会超越一味地美化荆轲的局限，而看到他在民主社会的隐患及其危险，因为弄不好刺客就会成为恐怖主义的渊薮。林非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说过：“以现代观念为思想指导进行散文创作，就是要求作家以现代人的心灵和眼光去观察生活、思考时代和分析题材，并倾注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读者的情感得到升华。”“散文创作也只有具备这种观念，才能跟上时代生活的节拍。”[10]另外，在这一观念指导下，林非对乡村和都市、农业与商业等关系的理解都没有走入一极，尤其没有沉溺于农业文明和乡村文化的图景中对都市和商业怀有恐惧。比如，他尽管在《车声隆隆》、《恐惧》、《鸟的天堂》等作品中严厉批评都市病、金钱崇拜等，但对都市、商业文明却没有一概否定、更无绝望，有时还充满肯定与希望。如在《车声隆隆》中有这样的话：“汽车的发明和使用，无疑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好事，如果徒步跋涉要花费几个钟点的话，它却在顷刻间就可以抵达，多少个世纪对于行路艰难的悲叹，已经被它所消除和解决，而且还变成了舒适的享受。”[7](P256)在《高楼远眺》中，林非一改在美国高楼拥挤下的不适和不快，而是站在高楼之上尽情欣赏美景与广袤辽阔的世界，也尽情享受从容宁静和悠闲自在的生活，最为可贵的还是作者快乐豪迈的信念，即在北京这座大都市所体会的与乡村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观。在文末作者这样写道：“在今天飞腾的年代里，随着整个民族思想的开化，高楼大厦像雨后的春笋那样，纷纷冒出了地面。这洋溢着立体感的美景，显示了北京已经成为真正的大都市。狭窄的胡同，低矮的平房，慢悠悠的节拍，将逐渐成为过去。穿过高楼大厦赶路的北京人，怎样振奋起精神和力量，走向美丽和宏伟的未来世纪。”[11](P23)在《深夜的冥想》一文中，林非还表示：“为什么科学技术并不能使所有人们的道德都趋于完善，有时候却还成为那些蟊贼恶性犯罪的手段？那么要不要废弃科学，抛开文明，让人们回到碧绿的森林里去，过着几千年前那样原始状态的生活呢？这自然是无法想象的。现代文明不管有多大的缺陷，毕竟像一朵朵鲜艳和美丽的花，使人类的历史变得更辉煌和灿烂。这样说来，就只有更好地强化管理的制度，严密奖惩的法律，并且要痛下决心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再不应该让赌博和吸毒的嗜好、色情与暴力的诱惑，去斫丧人们的灵魂，从此跌进肮脏的泥淖。”[7](P250-251)这样的都市观和文化观是合于情理的，也是健康明朗的。
    与过于崇信西方的观念不同，林非散文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与精神；与沉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同，林非散文又善于汲取西方的现代思想意识，这就使其精神向度具有了开放性、兼容性、互文性和深刻性，从而避免了狭隘、排斥、单一与肤浅。更为重要的是，林非散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创造性努力，而其方向、原则和方式则是积极、自然、健康、合情、入理。这就好像面对一桌满汉全席，不是不加择取、简单地“拿来”，那样一定会大伤胃口和有损健康的，林非散文的做法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喜好与感受进行选择。这样，不同的营养就会融会、化合、再造，最后变成一个人独有的精、气、神、韵及审美趣味。
    二、“小我”与“大我”的谐和
    郁达夫曾这样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要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12](P180)由此可见，现代散文与现代文化相生相长，都是从打破桎梏发展自我开始的。不过，另一面就是对于个体“自我”的限制，于是“非人的文学”大行其道。其实，不要说在中国古代，就是在现当代也是如此，许多遮蔽“个我”的因素弥漫，从而影响了散文乃至于文学的发展。可以说，“个性的张扬”不是过了头，就是“非我”的因素太过强大，从而导致了散文创作的歧义、分裂乃至于崩坏。林非散文较好地处理了“个我”与“大我”的关系，在和谐共通中形成一种平衡节制的张力效果。
    许多散文过于强调宏大的叙事，我们很少看到作家“个我”的身影，更无从走进其内心世界，充分体验其成败得失和喜怒哀乐，即使有“我”也是一个公共形象，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当年对于杨朔等三大家的批评与此有关，本来是写泰山的，杨朔却在文末感叹：“伟大而光明的祖国啊，愿你永远如日之升。”近些年来的许多历史文化散文也是如此，作家的“个我”往往很不鲜明，而是被爆炸的知识、复杂厚重的历史及其流行的公共话语压迫得透不过气来，从而显得单薄、模糊、孱弱。林非散文则无此弊，它是“个我”的充盈显现与大胆张扬！具体说来，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林非最擅长写身边熟悉的人与事，童年记忆、朋友交情、读书心得、个人经历、家庭琐事、游行记历，即使写到历史也往往与自己的职业和切身体会有关。就像一个垂钓者，他总是将鱼饵放在自己的钓钩上，又将钓钩挂在自己的丝线上，更将丝线拴在自己的钓竿上，并且钓竿又总是握在自己手中，这样随着自己用力甩出，所有的内容都与自己的手、臂、身、心相联。读林非的散文，不论题材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由作家心生后的亲近关联。这就带来了其作品的亲切、自然、可信、感人！第二，强调批判的精神。林非散文最有个性和锋芒的是对专制主义的批判，这既表现在作品中可俯拾皆是，又表现在严峻到毫不留情的地步，此时的林非像一个战士般地冲锋陷阵、以笔代枪，极富杀伤力和个性风采！如在《清代的文字狱》一文中，林非是这样结尾的：“清代集文字狱大成的康熙和乾隆这两个专制皇帝，思想控制的手段确实是相当毒辣的，这种养成奴才习气的残暴政策，确实是绵延不绝，甚至遗留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真可谓是皇恩浩荡啊！因此我深愿热中于称颂康熙和乾隆这两个帝王的学者们，想一想龚自珍和黄遵宪这些沉痛的话语，也许还不是毫无益处的吧。”[4](P15)这段文字的个性色彩不仅表现在言词的激烈昂扬、血气的喷薄而出、讽刺的毫不留情，还表现在作者直接站出来说话，仿佛他面对的是十恶不赦之徒和魑魅魍魉。可以说，我们很少看到林非这样的义愤填膺、不可遏止！第三，个人的独到发现。林非散文虽然写的是常人凡事，有时也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但却并非人云亦云，而是平中见奇、常中出新。如在《＜太史简＞和＜董狐笔＞》一文中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史的尊重历史和英勇无畏固然值得敬仰，但他不分“崔杼弑庄公”的青红皂白、正确与错误，对残忍荒唐的皇帝与历史尽忠却是盲目和愚昧的，这是以旧翻新的新见，非一目十行的学者所难为！又如《〈长恨歌〉里的谜》一文是思考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困惑的，像为什么50多岁的唐玄宗竟能与未满20岁的杨玉环爱得死去活来；既然唐玄宗如此爱恋杨玉环，那么身为一国之君的帝王即使在兵临城下之时，若能降罪己身、屈身保护，谅杨玉环也不会被赐死；陈鸿的《长恨歌传》是立于惩诫的，而一再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白居易，为什么在《长恨歌》中充满哀怨与忧伤。这些问题既是《长恨歌》的谜，又是作者心中之谜，反映了林非散文的个性化探索。林非曾在《散文：我写故我在》一文中写道：“人总是需要宣泄的，尤其是充满了激情的人，受到现代文明熏陶因而强烈地感觉自己富有独立品格的人，就更迫切地想要倾诉自己丰盈和浩瀚的内心世界，叙述自己对于宇宙人生无穷无尽的印象，表达自己源于心灵中的爱或憎、赞美或讥讽、叹息或向往。正因为一字一句都出自衷肠，这样就能够写成洋溢着真情实感和充满了独特个性的散文来。”[13](P147-148)这让我们想起石涛的画语录：“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14](P207)只有充满了发自内心、有血有肉的个性，一个散文家才能有力、感人、撼人心魂，“我”无处不在，“我”总是说自己的话，而不简单地说别人的话，这就是林非散文“个性”的张扬与力量。林非曾说：“我从小就是个固执的人，有了成见很不容易改变。”[15](P254)他鲜明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但林非散文的个性张扬并非放任自流，更不狂妄自大，也不局限于“小我”的牢笼；而是节制自然、开放悠远、自省内敛、文雅从容，这与许多散文形成了鲜明对照。台湾作家李敖曾自称是：“‘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的’一代奇才。”并认为自己是：“以目空一切之人，做手不停挥之事，朝夕不保，死生由之，这样的怪杰，天下还有吗？”他还说：“五十年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16](P13,8)这显然是一种自大狂，是个性解放异化的结果。而林非散文则充满节制、书卷气、敬畏之心和反省的力量。所谓节制，即是指“放”中有“收”，“动”中有“静”，“奇”中有“正”，“险”中有“平”，这是林非散文的适度原则；所谓书卷气，即是书声、书色、书趣、书味的弥漫和熏染，这是林非散文的意蕴气象；所谓敬畏之心，是指能做到身处下位和低调甚至谦卑，尤其看到“个体”的局限与“天地”的无限，于是对人与事甚至一草一木都充满尊重，这是林非散文的大智大慧；所谓自省力量，是指回到内心、求诸于己、自我观瞻、自己鉴镜，这是林非散文的自我超越。如《恐惧》、《招考博士生小记》和《愧为学者》等散文都反映了林非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约束能力。他曾因不如秋瑾的勇敢和坚强而自责，也曾因不敢与强权斗争而自嘲，还因自己不能为博士生带来光明的前途而自悔。在《愧为学者》中，林非这样表示：“散漫、慵懒、不喜爱辩论，这样使我无法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我近来还觉得撰写了几十年的理论文字，实在太疲劳了，而且老是运用概念去推理，似乎也太枯涩了，深愿抓住所剩无几的时光，精心地去描摹对于人生和宇宙的感受，宣泄出浓郁的感情，升华着深邃的思索，跟读者朋友们坦诚地对话。无论这愿望是否能够实现，我和学者的距离似乎都会变得更遥远了。”[7](P298)虽然著作等身，又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和散文理论家，但林非却并不自满，更不自鸣得意，而是谦逊与自省，寻找自己的局限，这是需要胸襟、胆识和境界的，这也是林非散文突破“小我”进入“大我”的重要方面。另外，林非散文不只是表达“个我”，他还将视野扩而大之，更关注社会人生、人性、生命、自然，这样贫富差异、权力崇拜、环境保护、生与死、女性世界、爱情与婚姻、人类命运等各种问题都得以呈现。可以说，林非是怀揣一颗拳拳之心，由一己的个性出发思考家庭、社会、文化、文学、国家、人类的命运及其出路，从而将“小我”与“大我”很好地融和在一起的。在《车声隆隆》中，林非呼吁道：“我盼望着想造福于人类的多少科学家，赶快去消灭从汽车这躯壳里冒出的噪音，好让现代的文明生活变得十分安静和优雅，真正向着充满诗意的境界翱翔。”[7](P259)身为著名学者、作家，尽管林非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待遇也极其有限，远不如一个唱歌跳舞者和体育明星日进斗金，甚至连一个技工和商贩的收入都不如；但这些仍不能阻止他爱国爱民，不能影响他关心人类的命运，因为单薄的肩膀一样可以像铁肩一样承担道义，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与作家的良知与大爱之所在！
    因为有了“个性”的“小我”，所以林非散文才能如尖刀一样划开公共话语和宏大叙事的坚冰，从而发掘出冬天里的春意；而由于有了“大我”，那么林非散文才能避免走向狭隘、浅薄、尖刻和无知，于是变得博大、温暖和深厚。更为重要的是，“小我”和“大我”在林非散文中是不可分的，是相互包含、依托、参照、启示和提升的。像《秋日访冰心》写的是自己去冰心家拜访之事，但因为牵扯着“个我”的亲历，所以可感可信。但作者又说虽然两家离得很近，却好几年没去拜访了，这也充满林非自己的个性特色，其原因是“时间对于这位九十高龄的老人来说，真像白金似的珍贵”，更何况老人“还在坚持写作，还在思索着祖国与民族的未来前景”，那么“怎么能忍心无端地打扰她呢”？这就将林非与冰心的“个我”放大了，一种令人崇敬之情在心中油然而生，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大爱、大智与大慧。文末作者加了这样一笔：“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我多么希望永远读到她闪烁着阳光，闪烁着理想的新篇，好使自己的精神获得更大的升华。”[7](P107)在温暖如春阳般的文字里，包含了林非的“大爱”与“大光”，它们一起在你心中弥漫开来，于是一种真、善、美得以生成，并永驻你的心间。可见，尖锐的个性与博大的情怀在林非散文中是融在一起的，就好像盐融于水、冰消融于阳光之下是一样的。
    三、世俗与崇高的互参
    长期以来，在审美趣味上，我们往往走着这样的道路：或一味追求世俗化倾向，或全力以赴地向往理想化，于是出现了通俗与高雅的绝对二分，现实与理想的疏远、隔膜甚至水火不容。基于此，注重现实性者往往视崇高理想为不切实际，而爱好雅致者又往往对世俗不以为然。散文创作也是如此，追求世俗感性者往往越走越低，有时还以假、丑、恶为美；而以高尚为怀者则往往看不起世俗与现实，甚至有审美的洁癖。这就造成散文的两极分化，或是在现实的世俗泥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或是在理想的天空凌空高蹈、自语自话。当然，还有一类散文则能将世俗与崇高进行融合，在互相参照中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而避免了陷入世俗化与理想化、庸俗化与乌托邦梦幻的困境。其中，林非散文颇具代表性。
    与许多希望“纯化”散文的观念不同，林非主张应有散文的“广义”和“狭义”之分，因为过于“纯化”后的散文道路必然越走越窄，“十七年”散文即是如此，当时它不可谓不“繁荣昌盛”和引人注目，但却是一种异化和一条死路。与不少散文的高谈阔论和不食人间烟火不同，林非散文是现实的、社会的、世俗的、生活化的，充满着人间气息和世俗关怀，饱含着普通人生和生命的低吟浅唱，甚至是血泪悲歌。概括起来，林非散文的通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注重写凡人小事，写普通人尤其是底层人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即使写到名人也多谈及他们的琐屑小事，从而使其散文有着强烈的世俗关怀。《一个中学生的悲剧》、《来不及哭泣》、《平凡和怪诞的一夜》、《分手》、《“吃”的随想曲》、《我的汽车梦》、《车声隆隆》、《童年琐记》、《我和牛》、《记忆中的小河》、《一个难忘的会议》、《家务事儿》、《吴世昌小记》等都是如此。像《来不及哭泣》是写好友之死的，因为没有条件办理丧葬，只能请来一辆大卡车帮运尸体，因担心司机忌讳，不敢拖延时间，必须尽快将死者拉走，所以亡友的妻子儿女都来不及哭泣，这是多么悲凉的人间苦啊！第二，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那些受社会和普通人关注的热门话题，成为林非散文的支点。《一个女人和她的儿子》、《绝对不是描写爱情的随笔》、《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吗？》、《命运》等探讨的是爱情、家庭、婚姻问题，尤其在思考女性的命运；《招考博士生小记》、《愧为学者》、《我的汽车梦》等思考的是社会不公、知识贬值、金钱至上等问题；《死亡的咏叹》、《再说死亡》、《恐惧》等则是讨论人生的“生”与“死”；而《话说知音》、《人性：善抑或恶》、《养狗的朋友》、《平凡和怪诞的一夜》则与人性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说，在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中，既是一个学者、作家的责任担承，又是作品大众化的成功尝试。第三，观念的人情化和人性化。与许多不通情理的散文不同，林非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入情合理”，就像一个知晓人间况味和世道人心的智者，他的言行举止总能恰如其分、令人佩服，毫无生硬做作之弊。如在《招考博士生小记》一文中，面对“博士”这一神圣的头衔和荣光，林非并不像许多博士生导师那样振振有词、有声有色地劝说学生投考，对他们进行所谓的“提升”，而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问题。一方面，他自己内心怀着隐忧，因为自己就是在知识与金钱极度倒挂的困局中，工资极低，书房太小，还要绞尽脑汁、不停地思考和写作，相反那些官员和官倒却享受着极高的待遇和拥有极大的财富，就连摆摊的小贩收入也比教授高得多；另一面，他又为这些求学的学子担心，因为自己的命运难保不就是学子未来的命运，如果自己将他们引上治学之路，那会不会是错误的呢？于是，面对热情洋溢、风尘仆仆从外地赶来北京投考的学子，林非竟然劝他们好好考虑，不要因为考博士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从一般意义上说，博士生导师劝投考自己的学生慎重考虑，这是不通情理的；但从现实的功利角度考虑，这又是入情合理的，林非不能让没有准备的考生继续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贫穷命运。还有《恐惧》和《车声隆隆》，林非并没有在其中大力渲染自己面对恐惧和噪音的勇敢和超群，而是说他也会恐惧、烦躁、不安甚至愤怒，他这样表达对噪音的感受：“我无可奈何地用被褥裹住颈脖，捂住了两个耳朵，还紧紧合拢了露在外面的眼睛，终于在昏昏沉沉中睡去，大概没过多久，汽车的噪音又吵醒了我，只好叹一口气默默地思忖着这凶猛和酷烈的声浪，也许已经笼罩着广漠的世界，地球上大约很少剩下听不到它咆哮和肆虐的净土了。它整日整夜地喧嚣和骚扰着大家，把多少人折磨得头晕目眩，心儿在剧烈地迸跳，于是就出现了无休无止的失眠，身体很快就被搞垮了，变得异常的疲惫和衰弱，精神也紧接着崩溃了，总是那样的没精打采，恍恍惚惚。”[7](P255)位于知识顶端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受到这样的噪音骚扰，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它又是作家切实的感受，也是普通人难以超脱的感受。在此，我们看到的不是知识分子在噪音面前的超凡脱俗，而是一个普通人的共通性感受，因为作者在此是从人性、人情的角度来书写的。总之，在林非散文中，普通、通俗甚至有些世俗的人生图景描写得最多。这让我们看到作家并不是将自己从普通大众和芸芸众生中抽离出来，而是和光同尘，民胞物与，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能与他们同呼共吸、同甘共苦、相知相融、和谐与共，从而使其散文带上了“大地”、“民间”的特色，闪烁着民本思想光焰。
    当然，如果林非散文仅止于此，或如有的散文那样逐渐走向世俗化和虚化，那就不会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甚至会产生较大的副作用。比如，莫言曾写过像《会唱歌的墙》、《白菜》等佳作，但在《虚伪的文学》中却有这样的话：“散文、随笔是虚伪的作品，开宗明义告诉读者：这是我的亲身经历！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是真实的感情！其实也是编的。”“前几年有人还批评人家台湾的三毛，说他的那些关于大沙漠的散文是胡编的。我觉得这些人真是迂腐，谁告诉你散文、随笔都是真的？你回头看看几十年来咱们那些著名的散文、随笔，有几篇是真的？大伙儿都心照不宣地胡编了几十年了，为什么不许人家三毛胡编？”“咱自家也坦率地承认，咱家那些散文随笔基本上也是编的。”“还有那些‘访谈录’、‘自传’、‘传记’、‘日记’，我劝大家都把它们当成三流小说来读，谁如果拿它们当了真，谁就上了作家的当。”[17]这是作者散文观的世俗化、庸俗化倾向，由此就容易使人对他的散文写作心生疑惑。林非散文虽立足于“通俗”、“世俗”的根基，但却不像莫言倡导的那样继续向“下”，即走向世俗化、庸俗化和虚假，而是走向神圣与崇高，走向自我的超越意向。像《来不及哭泣》中虽有死者家属因忙着送尸火化而来不及哭泣的感叹，也有死者生前抱怨儿女不孝的话，但林非却这样写道：“我当时就婉言相劝，不能让儿女完全听自己的话，那些古老的规矩，已经耽误过我们的青春，到今天就更不足为训了，老年人不能拖子女的后腿，让他们自己去崭新的生活，他摇着头不赞成我的说法。此时他如果还有知觉的话，也许会感到，儿女们对他是很好的，儿子这样十万火急地料理他的葬事，女儿还捎话给他临终前惦记的老朋友，确实没什么好挑剔的了。只因为平民百姓料理起葬事来，一切都是这样的困难和麻烦，哪里来得及悠悠闲闲地痛哭一番？”[11](P92)这段话说得虽然平易，但却超脱了功利与世俗，显示了作者的宽阔、仁慈与现代观念。在《平凡和怪诞的一夜》里，整个情节都是困境，是人世冷漠的凉意，因林非在车站有急事要给老伴打电话，却到处碰壁。正当他失望至极时，一对年轻夫妇善意相助，伸出援手，于是作者写自己离京出差时这样结尾：“我可以无忧无虑地走了，多么感谢这一对善良和温馨的伴侣。在南行的火车上，我辍夜都默默地为他们祝福……”[11](P100)这个光明的尾巴不是世俗人情、人性的闪光吗，不是一种对平凡中的伟大的赞美吗？《招考博士生小记》如果只有世俗情感，那就很难照亮心间，它的独特之处是在奉劝考生慎重选择的同时，又这样说：“不做穷苦的学者,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真想写封信询问他的近况，却又怕扰乱他内心的宁静，只好默默地祝愿他，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不要丢失自己的良知和纯洁的气质。”“当我瞧着他们俊秀的脸庞和一双双闪亮的眼睛时，心里也在暗暗思忖，他们还会重复像我这一代知识分子贫苦的命运吗？中国如果依旧禁锢于小农的意识和眼光中间，知识分子的生活是不大容易得到改善的。”“但是我很难预料，在他们未来的生活中间，将会碰到多少难题，得到多少阳光？我深愿他们永远保持着坚定和纯洁的信念，在思考人类命运的道路上顽强地跋涉下去。”[7](P197-198)这不是一般学者所有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高度，它如同朝阳般一下子将世界人生的暗夜照亮了。还有在《老人》一文中，林非这样说：“当我瞧见有多少老人还在思索着整个民族的命运，有多少老人还在开垦着花园里的泥土，有多少老人还在打扫着街道上的灰尘，有多少老人还在挺着胸膛走路时，我都会高兴得大声喊叫起来，这些老人的经历，几乎都是一部动人心弦的传奇，我多么愿意深深地祝福他们，都能够过得更结实，更高兴，更潇洒，更像一首让人怀念的骊歌。”[9](P27-28)这是超越了世俗之情的祝愿，是宽厚和善良的仁慈之花的开放，是有大爱蕴于心间的诗意的歌唱，是美好与智慧的充分显现。
    周德清曾有这样的文学观：“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18](P248)读林非的散文，总有一种直达世俗人心的通常平易之美，但又有一种升华的光芒将你照亮。而后者是超越了一己之私，也摆脱了世俗之气的，从而进入了一个纯洁、灵明、自由、快乐、潇洒和智慧的天地，就如同山间云朵的升腾与飘逸一样，那是诗意和梦想的国度，也是轻灵而通达的境界。这让我想起梁启超给冰心写的那副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林非散文一直装着普通人的世事沧桑，但它心态宁定而从容，于是能从中感悟和升华出飞翔的理想和梦境。而且，这种高尚的飞升又不是虚无飘渺的，它又会返照胸中现实的海岳。
    总之，林非散文是有精神向度和高度的，它不偏离、不怪异、不轻浮、不虚妄，而是脚踏实地，尤其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从自我的内心出发，对社会问题、思想文化、人情世态、生命意识、审美人生等进行融通、创造和升华。因此，与许多虚妄空洞的散文写作不同，林非散文的精神指向是有根系的，它深入中国现实的民众生活之中；与不少世俗甚至世俗化和庸俗化的散文写作也大相径庭，林非散文的精神指向是开阔的、向上的、健康的、明朗的、高尚的，它能给这个充满困境和无奈的世俗人生注入一汪清流，传达一缕暖意，播撒一抹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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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