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从建立到现在，有六十多年，前后大致有四代学者。20世纪50年代之前，现代文学（或称“新文学”）研究还只是“潜学科”，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50到7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配合共和国修史，进入大学的教学体制，一度成为“显学”。一般认为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①是这门学科成立的标志。通常又把王瑶先生那一代学者，包括李何林、唐弢等宗师，看作是现代文学学科最初的垦拓者与奠基人。他们是这个学科的第一代学者，一直到80年代，都还有力地引导和支持着学科的复苏，对整个学科始终有覆盖性影响。关于这一代学者，另外有一本学术叙录呈现他们的风采。

现代文学研究走过坎坷曲折的路，“文革”期间这个学科研究停顿，几乎遭受毁灭，直到80年代前期，受惠于思想解放的动力，才恢复元气，并取得在人文学界令人瞩目的实绩。第二代学者，主要就活跃于这个时段，充当了80年代以来学科复苏与发展的生力军，在90年代，他们中许多人仍然担当许多大学与科研单位的学术领军人物。他们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的一代。

接踵而来的是第三代学者，基本上是“文革”后上大学或研究生的，这代学人有曲折的求学经历，丰富的人生阅历，富于学术个性与锐利的研究实力，后来各自在相关领域开拓新生面，所获也甚为突出。近年来，第四代在学界崭露头角，有的已形成自己的格局，发挥着相当的影响力。他们很多是“60后”或“70后”，思想开阔，富于活力。目前第一代学者大都离开了我们，第二代也年届古稀，他们中一些人炉火纯青，仍有坚实的著述出版。但活跃于学界的主要是第三和第四两代学者，而且重心正逐渐转向第四代。代际转移，学风流变，其变迁大势如大江推浪，读此书真有沧桑之感。

本书收录的是第二代学者的自述，一共31位。包括：邵伯周、孙中田、彭定安、王景山、许怀中、陆耀东、曾华鹏、林非、朱正、陈鸣树、乐黛云、范伯群、田本相、吴小美、严家炎、魏绍馨、朱德发、许志英、刘增杰、黄侯兴、冯光廉、刘思谦、孙玉石、黄修己、吕进、易竹贤、支克坚、黄曼君、骆寒超、董健、洪子诚等等（如王景山先生等个别学者，似应列入“第一代”）。我认真拜读了其中部分书稿，收获良多，感触频生，这里不妨说说自己的体会。

第二代学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大学则在50年代，少数学者60年代已经成名，但多数都是在八九十年代才鸿图大展，成为杰出的专家。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地论说。90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无变通，每个人形成不同的风格，但过去积淀下来的那种明快、大气与贴近现实的特点，还是保留与贯通在许多人的文章中。

其次，是对学科研究的执著与专注。可以和前辈做点比较。第一代学者做新文学研究几乎都是“半路出家”，从古典文学或其他领域转过来的。王瑶先生就如此。北京刚解放时，王瑶在清华大学任教，本想“好好埋头做一个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第一流的专家”。②他是在新中国建立蓬勃气势的推进下，把“新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重头课程来开设的。他们很多人后来虽然主要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但“根”仍然伸展到古典文学及一些相关领域，那一代曾浸淫于旧学，又较早受新潮启迪，学养与兴趣较自如而深广，有的可以同时在几个领域用力，打通不同的学科方向。那时的学科分工也不像后来那样严格，如50年代前期北大中文系只设一个“文学教研室”，就把所有治文学史的学者都囊括其中，古典与搞现代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壁垒鲜明，彼此还有贯通流连的空间。后来专业越分越细，每个学科自成一统，不同学科彼此的关联少了，每个学者都抱着一块来做。第二代学者中很多人毕业后就分配做现代文学研究，专业意识很强，目标明确，毕生精力基本上就围绕这一学科。学科界限太严是个缺失，但好处也有，就是“专深”。一提到某某学者，马上联想到的不是“现代文学专家”，而是研究某个作家或者某一方面的“专家”。这种专门化的学术体制，对于学科初建时期有积累意义，而且促成了一代学者对于专业的执著。和第一代学者比，第二代是很“专”的，和后两代比，这个“专”也很突出，而且普遍都很执著与认真：他们都非常自信地以现代文学作为自己的整个学术生命的依托，他们的生活与学术往往是融为一体的。

第二代学者的学业完成及学术道路选择，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特点，政治运动太多，他们很难有完整的上课时间。与他们老师一代比较，学术训练的功底可能有不足，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但他们中很多又都是文学青年出身，本来就喜爱文学，研究文学是他们的“志业”，读的书比较多，上大学时写作能力就基本过关。这些条件又都是非常优越的。所以尽管在几次政治运动中被耽误了学业，但他们也充分发展了各自的优长。80年代改革开放后，学术与教学得以复苏，逐步走向正轨，这一代学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多怀抱学术热忱，一边教学，一边寻找属于自己的学术方向，多年的学术积累至此终于找到喷发的机会。这一代学者最重要的著作或教材大都是80和90年代写成的，其中相当一部分能代表所属领域最好的研究水准，他们中一部分人也理所当然成为全国各自学科方向的带头人。

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一代学者，大多数都对学术抱有真诚与尊敬，他们的学风是严谨扎实的。王瑶先生对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观点，在这一代学者中得到普遍的认可，即坚信现代文学研究主要是文学史的研究，“文学史既是一门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文学史既要体现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③这一代学者大都注重史料和作品，不尚空谈，学风严谨扎实。具体到每个学者有不同的研究兴趣与重点，但都讲求学理性，不满足于做评论鉴赏，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孤立地介绍作家作品，而要把作家作品作为文学现象，考察它“出现的历史背景，上下左右的联系，它给文学史增添了什么”，④看它如何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与中外传统的文学成果有哪些联系，对于当代和后来文学起过什么作用，等等，从而判断其历史地位与价值。再往前追溯，发现他们中不少人都倾心于鲁迅式的研究方法，即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文学现象的具体评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

人们常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实做学问也如此，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第二代学人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相当充分满足了那个时代的需要，留下的不止是一批杰出的著作，也不止是他们的弟子传人，更有他们崇高的学术追求与丰沛的学术精神。

这本书把29位第二代学者的学术叙录汇聚一起，回顾总结几十年的学术道路，既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多元而又有整体感的对话。一代学人的立场观点自然会有参差，统而观之，有很全面多样的角色搭配，历史的均衡性就此得以呈现。这是鲜活而真切的学术交响，是一代学人的多重奏，历史的节律中也时时荡漾出现实的回响。

参与该书对话的作者都是我的老师辈，有的就是教过我的老师，我是读他们的书进入学界的，现在再静下心来集中聆听他们讲各自的学术道路，好像又回到课堂上，感到那样亲切，的确很有收获。这些年我在北大为研究生开设“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是引导学生入门的，也会讲到前人的治学理路，但那是轮廓性的，学生不容易获取学术体验。现在有这本书，都是过来人鲜活的经验，我觉得很受用，我想应当推荐给学生们好好研读。

《东方论坛》杂志社冯济平女士主持编写这套书，是做功德无量的好事。这部书中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东方论坛》2004年始设置的“学者自叙”栏目上，现在结集出版。读这本书，看诸多论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如何就现代文学发言的，他们用的是什么角度、理论和方法，对“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形成发展有过什么影响，能拓宽视野，让我们了解所谓文学史的研究，是可以从不同层面进入的，不同的时代需求及为其所制约的历史环境，会对文学史研究的“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正是处于动态的多种文学史研究与评论，共同地逐步地建构了“现当代文学”的独立学科。读这本书我们获得了学术积累的连续感，这使我们在面对许多“新”课题时，会自觉地联想到前辈学者所曾摸索过的道路，同时对当下那些动不动就颠覆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潮保持一份警惕。

（冯济平编《跋涉者的自白：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如是说》，即将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2010年7月7日于京西蓝旗营寓所

注释：

①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1951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下册1953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②参见杜琇编：《王瑶年谱》，载《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页。

③这些观点与这—段相关引文见王瑶1980年7月1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后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④王瑶：《治学经验谈》，载《江海学刊》1983年第2期。

【作者简介】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100871

（转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2010年5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