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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展安 从1920年青木正儿在《支那学》上将鲁迅称之为“有远大前程的作家”至今，日本的鲁迅研介已近九十年。这中间，具有界碑意义的研究者是1944年出版《鲁迅》的竹内好。在这本据说以书写遗嘱的心态完成的著作中，竹内好提出了回心、文学的自觉、赎罪的文学、无、鲁迅的原点等一系列新鲜的概念，这些概念连同竹内好的问题意识和研读方法都对后来日本的鲁迅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受影响最深的一位，大概应属自认是竹内好追随者的伊藤虎丸先生。作为伊藤虎丸的代表作，于1975年出版、新近经由 预言文学：个的思想与留日时期的鲁迅 在《鲁迅》中，竹内好试图寻找和解释的是鲁迅思想中作为原理性存在的内核，即鲁迅思想的原点，并认为这个原点形成于鲁迅在北京的会馆中抄写古碑的日子。换言之，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是从会馆时期的鲁迅开始的。伊藤虎丸也同样认为在鲁迅的思想中有一个原点，但他将这个原点前推至鲁迅的留日时期，因为他发现自己在小说和杂文中所触摸到的鲁迅的思想架构，早就“原原本本具备”于鲁迅留日时期的评论中。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作为原点存在的鲁迅思想，对于竹内好，是“无”，对于伊藤虎丸，则是“个”。 所谓“个”，指的是一种主体状态，是将自己从一切依附和权威中独立出来，同时又以强劲的意志将自己投放于责任意识之中的状态，在伊藤虎丸看来，这也是人之为人的真谛，而正是这一真谛贯穿了鲁迅的一生。但是，仔细考察，又可以发现，“个”的特质在鲁迅一生中的不同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鲁迅的留日时期，这一形态可以用“个的思想”来命名，在《狂人日记》之后，“个的思想”则进一步发展成为“个的自觉”。 “个的思想”一方面表现为鲁迅本人的主体状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鲁迅对于西方思想的理解。在伊藤虎丸，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同一的：鲁迅的主体状态就表现在他对于外在思想的把握中，或者反过来说，鲁迅对于西方思想的理解就体现了他的主体状态。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早期论文中，鲁迅介绍了尼采、克尔凯郭尔、拜伦等人的思想，介绍了科学、进化论等欧洲学说，但是鲁迅并不是把尼采等人把握为个人主义者或者主我主义者，也不是从“主义”或者“体系”的角度来理解进化论和科学。相反，他是从促使“主义”和“体系”等等既成品所以产生的根柢处展开自己的思考的。而这个根柢就是“精神”、就是“个性”、就是“神明”，就是“白心”。这种从作为其创造源泉的精神的角度来把握思想的方式，同时也就体现了最深刻的主体性。因为如果从思想的成果，即体系、机制、主义等等角度来把握思想，等于是将自身交付给思想，是“被思想所有”，而不是生发思想，是“奴隶”的作为，而不是自由主体的作为，是转向，而不是回心。在伊藤虎丸看来，如此展开的思考，恰好就是对笛卡尔以降的欧洲现代思想之根柢极为正统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代表了真正的现代。 具备了“个的思想”的鲁迅穿透种种“偏至”的主义把握住的人格类型，是密集出现在早期论文中的“精神界之战士”、“大士哲人”、“一二士”，以及作为这一谱系之顶点的“超人”。勿需辞费，在鲁迅的自我意识中，成为主体也就意味着加入这一谱系，将自己变成超人。超人是作为主观内面之精神、作为自我意志、作为自由精神的人，是具有堪称“无体系的体系、无构造的构造、无立场的立场”的“能动的虚无主义”的主体。在伊藤虎丸，超人、鲁迅、尼采是同一的。对于这样的主体，面对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的时势，变革的蓝图将是通过超人对于“心声”的介绍，来唤起民众的自觉。换言之，超人是以类似《旧约》中的预言者的姿态君临于这个世界的，超人既预告了旧文明的崩溃，又带来了以人格、精神、活力等等为内核的“新声”，超人类型的主体和民众之间形成的是自上而下促使后者觉悟的模式。伊藤虎丸由此将这一模式的表达也即鲁迅的早期论文称为“预言文学”。 “预言文学”是由“个的思想”支撑的，没有“个的思想”，便无法从根柢上也因此是从整体上把握旧文明并预告新文明。但是“个的思想”也同样需要自己的支撑物，这个支撑物便是该书的中心论题即“终末论”。虽然伊藤虎丸并没有明确提示，但所谓“终末论”其实也就是“个”。“终末论”这个提法源自于《旧约》，伊藤虎丸这样定义：“所谓终末论法则，首先是和把所有人都同样吞入其中并且流淌下去的自然性时间相反，它就像人们所说的时间满了，上帝之国近了一样，是一种与自然时间对峙起来的思考，当此时降临，它迫使每个人都做出主体性决断。”通俗地说，终末论就是宿命论也即虚无主义的反动，是将个体以主体的态度、抵抗的姿态从全体、权威、自然、情绪等等当中解放出来的思想。伊藤虎丸以鲁迅对于进化论的理解为例来展开。在伊藤虎丸看来，同样是接受进化论，和严复们从“进化的伦理”的角度接受斯宾塞相反，留日时期的鲁迅是从“伦理的进化”的角度吸收了赫胥黎的思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别，是因为鲁迅并不是要在竞争的链条上取得“适者”的位置，而是对竞争逻辑的根本拒绝，他将主体的力量从环境进化的公理中剥离出来，谋求的是“人”的“从奴隶和野兽到人”的进化，是对竞争者本身的改造即伦理的进化。作为竞争逻辑之内核的是对于支配地位的争夺，因此竞争意义上的进化其实是最大的循环论，因为它永远都局限在支配与被支配这个模式内部，而鲁迅却是要寻找“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套用阿尔都塞的用语，鲁迅对于斯宾塞式进化论的改造，不是简单的内部“颠倒”，而是“认识论的断裂”。 赎罪文学：个的自觉与《狂人日记》 在伊藤虎丸，写作“预言文学”的鲁迅，是一个受到尼采深刻影响因而“胸中装着超人”，也即将自己比附于超人或者精神界之战士的主体形象。如上文所阐明的，这表现在鲁迅以“个的思想”，从根柢上去把握异质的欧洲文明并希图以此来唤醒民众的整个革命蓝图中。但在伊藤虎丸看来，这样的主体形象对于终末论的运作逻辑来说，仍然是未完成的，仍然有待于继续深入，这一深入的结果便是在《狂人日记》中第一次出现的“个的自觉”。 《狂人日记》是鲁迅沉默之后于1918年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伊藤虎丸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狂人日记》读作鲁迅的思想自传，狂人即鲁迅，认为其中包含着鲁迅的“价值逆转”，即从“个的思想”到“个的自觉”的转换。 “狂人”的视角之所以确立，是因为鲁迅在留日时期接受了赫胥黎式的进化论以及作为“精神”存在的欧洲的文艺思想。透过这样的视角，鲁迅从古书的字里行间读出了“吃人”的真相，也就是鲁迅将中国客体化为“吃人的世界”。在这“吃人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伊藤虎丸说，“这眼睛所暗示的东西，与鲁迅在留学时期的评论中所使用的奴性一词所表达的东西相同”，这是鲁迅“第一次从精神（人）的视点出发，尝试把奴隶做形象化处理。虽有如此不同，但其思想内容，却与十年前几乎并无差异。吃人的人和精神界之战士、反抗与行动的诗人，可以说不过是负片和正片的关系”。换言之，在《狂人日记》的前半部分，鲁迅用形象化即小说的方式从反面再现了自己在十多年前所形成的思想。但若仅仅如此，鲁迅就只不过是在原地踏步。鲁迅之所以是鲁迅，《狂人日记》之所以能成为鲁迅思想变化的一个标志，是因为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突破了将自我和社会对立的模式：社会是需要改造的，但自我也并非处于社会之外。因为他发现“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社会的黑暗并不仅仅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并不是和作为变革者的“我”截然对立。“我”内在于社会，因此和社会的罪恶形成同谋的关系。于是，写作也就成了一个曝露自己的罪责，以期获得救赎的过程。在伊藤虎丸看来，从这里，鲁迅开启了“赎罪文学”的创作。 没有铺展细致的历史的纹路，没有再现鲁迅所置身的由各种事件所编织成的脉络，伊藤虎丸仍然是将鲁迅思想抽离出来作为一个单独考察的对象，从思想的内部，用“终末论”的逻辑构造来解释这一“逆转”。需要指出的是，采用源出于《旧约》基督教的“终末论”这一术语来解释并不处于任何一种宗教体系内部的鲁迅，在熟悉基督教教义的伊藤虎丸先生，是清晰而自然的，但对于一般的阅读者，这一术语在效果上只能是隐喻式的。加上伊藤虎丸绵密细致之余又略显夹缠的语言风格，要一下子就把握住行文的每个关节是不容易的。或许可以这样来加以条理化：如上文所阐释的，终末论是将个体从全体和权威中解脱出来，使个体成为真正的主体的一种思想构造。在留日时期，鲁迅形成了自己终末论式的思想，形成从根柢上的对于人的把握。但是严格来说，这时的终末论构造仍非彻底地“终末”，因为鲁迅得以从各种主义和体系中跳脱，是借助了特定的外缘即异质的欧洲思想而完成的。要真正将终末论的构造贯彻下来，必须连这外缘也加以破却和否定。而在伊藤虎丸看来，能使鲁迅完成这样的破却的唯一的来源，是对于“死”的体认。“死”意味着对一切挂碍和依靠的摒弃。 这里的“死”不是在线性的时间上发生的生物学意义的“死”，不是从生到死的“死”，而是说这个世界在根柢上就是“死”的。因此生和死的关系，不是“死在生中被理解，而倒是生在死中被自觉”。换言之，主体意识的产生，觉悟的产生，不是因为外缘的刺激，不是因为生命体的延续而慢慢积累、自然发生的结果，而是在某一时刻因为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从根本上已经死亡”从而在几乎可以说是瞬间发生的觉醒的结果。因此，如果说在留日时期鲁迅的主体意识是通过由异质的欧洲思想的刺激从而对自己的社会产生独特的变革意识这一过程，即通过由外而内的模式建立起来的，那么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等等挫折之后的鲁迅则是通过首先感受到了自己置身的社会的“死”，从而通过由内而外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意识。这里的“内”指的是自己身处的社会内部，更严格地说，就是自己本身。所谓体认到这个世界在根柢上是死亡的，在更内在的层面上也就是体认到自己在根柢上是死亡的。自己在根柢上是“死”的，对于社会来说，是“罪”，体认到这里的“死”，是从“罪”中自觉，体认到“死”并试图补偿自己所犯下的“罪”，是“赎罪”。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的鲁迅的主体意识，就不再是希图以超人的姿态“振臂一呼”来唤醒他人的“领导者意识”和“独醒者意识”，而是责任者意识，是赎罪的意识，是和他人“真正对等的个别性”。因此，《狂人日记》就不仅仅是狂人呼吁“你们立刻改了”的宣言，更是狂人自觉到“我也吃了人”的记录。呼吁“你们立刻改了”的主体只是将自我“从既往安住的世界里拉将出来”，即第一次自觉。要打造真正的终末意义上的主体，还必须将这个独醒的自我“从自身当中拉出来”，产生第二次自觉，并重新投放到社会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藤虎丸将《狂人日记》称为“狂人回归社会的记录”。而因为它破却了自我和现实社会之间的二元性，所以也标志着一种具有静谧风格的“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 中国的文化革命：从鲁迅到毛泽东 毛泽东曾推重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认为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并说过自己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甚至去世前不久还在阅读鲁迅的杂文。这些说法在五十到七十年代曾深刻地影响乃至制约着鲁迅研究的开展。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类似的评价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退了，它们被视为是政治利用，是陈腐的左倾教条。取而代之的是据说出自毛泽东之口的“如果鲁迅活着，要么不写，要么投狱”的流言在媒体上风传。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受瞩目的两个人物，鲁迅和毛泽东到底是什么关系？《终末》在这方面也提供了一些理解的方向。 在《终末》中，伊藤虎丸反复强调的是鲁迅从根柢上对于异质的欧洲文明的接受方式。所谓根柢，指的是“人”：“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这里的人，也就是精神、个性。从根柢上来把握，一方面指以自由主体的姿态从作为其创造源泉的精神的角度对欧洲文明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指如此接受欧洲文明同时也就是自由主体创生的过程。伊藤虎丸发现，在毛泽东身上也存在着类似的对思想的接受方式。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帕力森的《伦理学教科书》上做的批语所显示的人间观，“其对个人、个性、意志、抵抗的强调，其对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从自然当中得以独立，变革自然的人格的强调，都与初期鲁迅所见人间观极其相近这一点，非常具有暗示性。”正如鲁迅从“超科学之力”的角度来把握科学，从“伦理的进化”的角度来把握进化，毛泽东也是从精神和个性的角度来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也因此，当把思想当成既成品来把握的时候，“进化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基督教等等的确都会成为互不相容的对立物”，然而，如果是从自由主体的角度来看，“将其作为与儒教世界对立的另一种文明（精神）的物产来看待的话，那么在它们之间，就会找到同一的精神发展及展开的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等著作中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对主观能动性的重视，在革命中对于要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强调等等，无一不显示和鲁迅近似的一面。晚近以来的研究者或将毛泽东称做唯意志论者，或将毛泽东和康德、王阳明联系在一起，其研究结论容或可商，但在发现毛泽东对于意志和精神的强调方面可以说都是有启发意义的洞见。 从思想的接受方式来看鲁迅和毛泽东还仅仅是局限在个体的角度，鲁迅和毛泽东更深刻的关联体现在他们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上面。这其中的核心是对于主体问题的思考。 而对鲁迅如何思考主体问题的呈现，也构成《终末》一书的主线。伊藤虎丸说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塑造两种人物形象：“一种与他暴露中国社会病根的动机有关，可以说是否定的人物形象塑造，另一种是积极的人物形象塑造而又与前者结为一体难以分离，可以说是肩负中国之变革的肯定性人物形象。”这里尤其具有启发性的不是伊藤虎丸认为鲁迅在塑造两种人物，而是他发现这两种人物的不可或分。或者可以进一步说，将鲁迅笔下的人物分成两种，毋宁更是为了理解上的方便。因为正如伊藤虎丸也指出的，即使像阿Q也并不只是否定性的，用木山英雄的话说，“他也是个积极的黑暗人物”。在这个意义上，在研究界流行的“国民性批判”根本不足以概括哪怕是写作《呐喊》和《热风》时期的鲁迅。这不仅因为此时的鲁迅早已跨过了将自我和社会对置的阶段并形成了静谧的“现实主义”，更因为“国民性批判”这一研究范式不可避免地将鲁迅凝固成一个“批判者”和“破坏者”的角色。而在我看来，至少对于“国民”，鲁迅更究心的不是批判，而是寻找和确认。因为否定性人物和肯定性人物是“结为一体难以分离”的。即使要谈批判，那也更是一种自我批判。鲁迅这样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从“预言文学”到“赎罪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鲁迅对真正的国民，对能够承担在寂寞又扰攘的中国进行变革重任的革命主体的寻找和确认的过程。的确，从“预言文学”到“赎罪文学”到“现实主义”，表面上反映的都是“文学”，其实背后隐藏的是鲁迅对于政治、对于政治主体的思考。阅读鲁迅的文字尤其是早期的文字可以发现，鲁迅极少在学科的意义上使用“文学”的概念。“文学”这个提法总是和“人”、和创作者联系在一起出现的。在鲁迅，创作的主体也就是政治的主体。伊藤虎丸同时又将鲁迅对革命主体寻找和确认的过程放置在整个近现代历史中来看待。伊藤虎丸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一个从根本上变革自身的过程，即从作为客体的“天下之民”的思想，变革到“中国近代史新的主角的思想，即在每个人都是具有思想的主体这一意义上的人民总体”。“现实主义”风格的确立，代表了鲁迅对作为知识阶级的自己的否定，将自己投放给社会，“把近代个人主义思想传播给了工农阶级”。因此可以说，鲁迅正好对应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而无需赘言，从根本上接受“中国近代史新的主角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化为实践，即从最基层动员和组织民众使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战争、生产变成“人民革命”、“人民战争”、“人民生产”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正是毛泽东。伊藤虎丸因此引用竹内好的话说：“从思想史来看，鲁迅的位置在于把孙文媒介给毛泽东的关系中。近代中国由于是从自身的传统中实行自我变革，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鲁迅这么一个否定媒介者。”正是在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的道路，也可以说就是“从鲁迅到毛泽东之路”。 结语 在《终末》的序言中，伊藤虎丸这样评价自己的著作：“这些文章，都芜杂得很，称作论文都太缺少实证性，但若叫做杂文，它们又都过于迂阔，缺乏战斗性，都是些难见鲁迅的东西。”这自然是作者的谦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终末》也的确不像我们通常读到的论文，它不仅呈现了作者思考的结果，更呈现了作者思考的过程、作者思考的姿态。和一般习惯标榜客观性的论文不同，在《终末》的几乎每一章甚至每一段都可以发现作者的影子。这个作者和他笔下的鲁迅一样，不是情绪性的，而是一个有着强劲意志的伦理的存在。 《终末》是对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空洞化”和六十年代学生运动反思的产物。在伊藤虎丸，民主主义之所以会流于空洞化，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弥漫于日本社会、在六十年代则突出表现在学生身上的专业化、实体化即非终末论、非鲁迅的思维模式，而要改变这些，首先需要做的是恢复“普通教育”，即像鲁迅那样学会从文化统一的理念、从根柢上去把握作为思想源泉的“精神”，从而打造出真正有主体性的“有教养的人”。“普通教育追求的目标，是培养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某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态度，而不是赋予关于自然和人生的若干知识。”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在中国也被称为“通识教育”，但在中国的通识教育中极为流行的所谓“阅读经典”，是否正是在“知识”的问题上兜圈子，而忽略了作为“知识”之源泉的“精神”问题呢？ 和任何著作一样，《终末》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伊藤虎丸先生将鲁迅定位于最正统的“西欧化”、将严复和斯宾塞等同、将尼采和指导者意识置于一处、着重从尼采入手而对鲁迅和欧洲浪漫派的广泛联系则较少关注、尤其是从内部来解释鲁迅思想的变化而较少论述鲁迅和历史环境的互动等等，或者都可以再探讨，但他所提出的“预言文学”、“终末论”、“静谧的现实主义”等等概念在鲁迅研究领域无疑都是开创性的。他在行文中努力将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和竹内好、丸山昇、竹内芳郎等加以区别，使我们在理解作者的同时，还能获得对于日本鲁迅研究状况的总体认识。《终末》是以鲁迅的早期论文和部分小说为主要对象展开的。在后来，伊藤虎丸又曾补充对于《故事新编》的研究，进一步充实了“终末论”的内容。那么，在伊藤虎丸始终未曾集中处理的鲁迅的杂文中，是否也存在着“终末论”的思考类型，是否也存在“静谧的现实主义”呢？这是留给后来的研究者的问题。 【作者简介】周展安，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100084 （转自：《鲁迅研究月刊》(京)2010年3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