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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尤侗《反恨赋》末小字注“近有作《补天石传奇》八种”所涉时间也唯合于李元度时代，不可能更早或更晚。《补天石传奇》八种极似《反恨赋》结构安排，其结构巧妙，颇得“神韵”。《补天石传奇》八种为戏曲，据文献记载当为清中期黔阳知县周乐清(1785-1855?)于道光十年(1830)所撰②。周乐清，号文泉，别署炼情子，浙江海宁人。此书有清道光十年线装刻本，其中收录戏曲八种，演绎太子丹、屈原、王昭君、蔡文姬、诸葛亮、岳飞等人物故事，专将历史上令人遗憾之人物遭遇改写，如变屈原投江遇救，再为楚王重用之类。当时颇受学子推崇。尤侗尤好戏曲，据《曲栏闲话》及《见山楼丛谈》载，尤侗或早有以剧曲为《补天石》之意而未及作。杨恩寿《词馀丛话》云：“尤西堂先生尝云：‘著(补天石)传奇，以弥天地之憾。’未见其书。嘉庆末，周文泉大令以任子知邵阳县事，谱《补天石》八种，种各八出。时谭铁箫太守知宝庆，即以铁箫正谱。楚南宦场风流佳话也。”③周著或本尤侗《反恨赋》意，其剧作在湖南、山东两地的士人之间当时颇有影响。周乐清《癸丑冬因病乞退，感赋七律十六首》之第十二首：“西抹东涂作嫁裳，阿婆重忆少年场。奇书未得窥中秘，乐府编传到外洋。”其诗后小注亦云：“拙著《补天石传奇》遍演齐楚，近闻高丽贡使亦购去。”④黄遵宪(1848-1905)撰《人境庐诗草》卷七《续怀人诗》后注光绪八年(1882)日人曾作《补天石传奇》示之⑤，其所称《补天石传奇》为日人词章，或为此剧流入日本后的模拟之作，正可应周氏远传外播之言。周乐清曾官道州(今湖南道县)通判，并先后在湖南祁阳、永明、沅陵、新化、黔阳、麻阳、凤凰厅(今湖南凤凰县)、乾州厅(今湖南吉首县境)等地任过知县或同知。黔阳(今湖南怀化)贡生邱开来(1761-1836)对周乐清《补天石传奇》颇为赏识，曾于道光十年(1830)为其作序。李元度于道光二十三年曾以举人官黔阳教谕，自然当知悉此书，又加之精深的赋学涵养，故而有惊其节目架构与尤侗《反恨赋》略同之见。 显然，李元度认为尤氏《反恨赋》对《补天石传奇》或有影响，其结构奇兀，正是不惜错乱体例将其杂录于手钞本《两汉赋钞》之中的缘故，并且于《赋学正鹄》编辑时，又再次选辑尤侗《反恨赋》及其他赋作7篇，仅次于李隆萼20篇、吴赐麒13篇之数，并将其归入“神韵类者”，认为此类“其妙不可言传，但觉字里行间，别有一种骚情逸韵，芬芳悱恻，秀绝人寰”者(《赋学正鹄序目》)⑥。此钞或为李元度于黔阳等地教谕任上抄录，以李元度此时身份，与其钞本杂录格言及家训遗规以教学生极相匹合。 为进一步确认此钞作者，我们可从其版式及内容作一些补证。 《两汉赋钞》用“停云馆监制”格笺纸书，半叶九行。据载有《停云馆素笺谱》，或为民国制，未见原本书样。明文徵明有《停云馆法帖》，清李家瑞(1765-1845)有《停云馆诗话》，清何经愉有《停云轩古诗钞》，其“停云馆”、“停云阁”或“停云轩”当为其书斋名。清谢焜、戴泽、顾宗泰并辑有《停云集》，其所名“停云”或别有其义，而清汪之珩《东皐诗存》四十八卷，为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停云馆刊本，以及清师范辑《二余堂丛书》十二种，为清嘉庆九年(1804)小停云馆刊本。可见在乾嘉以来当已有“停云馆”名的刻书或出版机构，期间当有其监制笺纸。所谓“监制”，知有版权意识，如李渔《闲情偶寄》卷十一载“笺简”多种，并谓“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⑦可见李元度以此笺纸钞录亦合其时。 《两汉赋钞》赋文为楷体，杂录为行草，字体精美，似必出名家手书。据李元度生平看，其极具文才，书画兼善，书法风格多样。杂钞末“治医精之法”后所录人名多书画名家，如汪退谷(士鋐)(1658-1723)、梁山舟(1723-1825)、王蕉畦等多为清代书画名家。其中多属湖南、贵州及江浙等地人物，李元度亦曾历官湖南、浙江、云南、贵州等地。虽未确知为何杂录这些人物于此，但结合这些人物身世遭际，恐与李氏书画家的身份与行迹决非巧合，另据光绪乙酉年(1885)刻《医案心得》有李元度序(见图2)，可见李氏于医治之法或也颇有心悟，此正与杂钞末所录谙合，且杂钞笔法瘦硬，近于硬笔书法，其风格与汪士鋐近，与李元度一些传世题联风格也极其相近。《国朝书人辑略》谓“汪退谷得执笔法，书绝瘦硬，颉颃得天，诸子莫及。”⑧李氏杂录此等人名或正隐含其至少在书法上对其有体摹心追之意。  图2 《医案心得》李元度序 其次，清钞本《两汉赋钞》表现出极明显的儒道兼融的思想，推重理学的实践化和生活化倾向，其杂录宋明理学家李燔、胡瑗、尹和靖、薛文清、胡居仁、胡安国、辛复元、陈几亭等人语录及事迹，其中如李燔、胡安国等人多为湖湘派理学家。自宋以来朱熹、王阳明及其弟子等曾于岳麓书院讲学论道，李元度家乡湖南平江等地受儒学沾溉也极多。李元度自号天岳山樵，曾肄业于岳麓书院，为光绪癸卯科举人，著有《天岳山馆文钞》、《天岳山馆诗集》等，其与岳麓书院及天岳书院都有极深的关系，同治年间在李元度等人捐助下重修天岳书院就完全承袭岳麓书院的规制⑨。从李元度“紫函旷怀”、“经济不必竞诐也”、“虚室生白”、“篁庵曰我有桑落甘味”等题联内容来看也以儒家性理之说较多，其形式与内容与《两汉赋钞》杂录中的儒家性理之说如出一辙。 李氏著有《养正草》、《续养正草》等集，据其目录“其为人也孝”、“吾日三省吾身”等条来看，显然为讲儒道相融的修身之术，《两汉赋钞》表现出的对理学的推重与实践化和生活化倾向与李元度的学术思想也是一致的。譬如杂钞中引《庄子》钓于濮水、楚使问聘、《列女传》中老莱子及其妻见楚王、《后汉书》中庞公释耕陇上、《韩诗外传》中北郭先生不应楚聘等条，以及载王景文、伊川先生、宋邹志完(浩)等人言论事迹，可谓与李元度行事处身的思想态度完全吻合，以此种与物随化的思想来反观李元度同治四年(1865)婉拒曾氏相邀重出的态度⑩以及徽州战败失利而不“就义成仁”的举止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两汉赋钞》关于忧乐得失的思考，如其引明钱秉镫效渊明《饮酒诗》“所以达观人，澹然随所遇。委顺生死间，不厌亦不慕”(11)正合于李元度的写照。尽管李元度为儒家学者，但却并非俗陋之儒，谨守杀身成仁的祖训，其与曾氏的交往沉浮中也展示了这种通达的思想观念与豁朗的胸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