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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藉由历史和语言的优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流行文化长期以来在信息和娱乐的国际流通领域占据着强势地位，美英主流媒体及娱乐工业往往依据自身的需求和想象对“中国元素”及“中国故事”加以言说，这种“他塑”式的话语操演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偏见的，从而成为中国“自塑”国家形象过程中难以逾越的樊篱。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曾在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深入分析影响电视观众对节目内容的解码（decoding）方式的各种语境要素，其中就包括制度环境、技术结构、文化传统、个人倾向的诸多方面。[1]可见传播，尤其对外传播，并不单纯是信息的“生成-接受”这样的简单线性模式，而是深受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左右。只有正确、理性地认识全球传播在殖民主义和以西方为主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当下结构，才能“有的放矢”地探索有效的内容生产策略，完成对上述结构的适应或修正。 第三，从国家对外传播的策略方面，新闻媒介长期以来被赋予远比流行媒介更为重要的地位，这导致尽管中国拥有日趋庞大和富庶的流行文化体系，但该体系始终未曾形成“讲好中国故事”的自觉。从国家的对外传播战略层面看，大量外宣的资源流向国际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新闻媒体，其特征是严肃、正统、“硬”，而包括电影、电视剧、网络文艺在内的通俗文化形式，则始终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这与软实力雄厚的一些欧美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今的国际传播竞技场上，全球化和融媒体是两个最显著的当下特征，这就要求有着鲜明的主体性诉求的“中国故事”必须要具备跨文化和跨媒体的流通性。实际上，这两个“跨”也正是克服上述三个障碍的关键所在。因此，对于渴望讲好中国故事，也必须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国讲述者（无论是国家、媒体、社会机构还是个体创作者）来说，如何将他们心目中的好的中国故事打造为优质“IP”，使其获得在不同媒介平台和文化语境下流通的素质，就成了整个工程的关键所在。唯有以IP化的思维方式去组织中国故事，才能真正令故事中的中国与文化脉络、全球语境和产业规范实现有机的结合，产生真正的爆发力和影响力。 (责任编辑：admin) |